黃志繁 | 文天祥的抗元大業對贛南地方社會有何影響？

宋末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元兵大舉進攻南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破鄂州，揮師渡江，南宋震動，詔諸路勤王。時任贛州知州的文天祥“捧詔涕泣”,起兵勤王。《宋史·文天祥傳》稱：

使陳繼周發郡中豪杰，并結溪峒蠻，使方興招吉州兵，諸豪杰皆應，有眾萬人。①

德祐二年(1276),臨安陷落。同年，端宗在福建福安即位，閩粵贛也成了南宋王朝抗元的主要戰場。

從上引《宋史·文天祥傳》來看，文天祥勤王的部隊主要由兩方面人員構成：一是贛州、吉安兩地的地方土豪，一是兩地的“溪峒蠻”。文天祥動員了多少地方土豪，已不可得知。后來的天啟《贛州府志》卷十二《軍功》說：“當時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三十三家，陳繼周父子居幕中，卒死王事，尹玉以孤單力戰，與麾下五百人，俱死五木，無一降者。”文天祥能號召贛南的土豪勤王，和他注意利用地方勢力開展統治的思想不無關系。開慶元年(1259)文天祥曾給皇帝上書，提出如下建議：

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皆吾屈也。①

后來文天祥就任贛州知州，這一思想有可能得以實行。文天祥對友人說：

某治郡以來，書生迂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為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為貴，禮遜興行，詞訟希省。②

除了文天祥自己的威望之外，當時閑居贛州城中的寧都土著陳繼周，對勤王軍隊的組織發動也起了作用：

陳繼周……寧都人，以貢士有軍功，歷仕州縣者二十八年，家居贛郭中。詔勤王，丞相造門問計，繼周具言間里豪杰子弟與凡起兵方略甚詳。其子大學生逢父，亦晝夜參預籌畫調度。③

雖不能肯定上引天啟《贛州府志》所說的贛州大姓“三十三家”為實指，但在文天祥的軍隊中，寧都土豪確有相當比例。文天祥同鄉胡廣在為文天祥所作《丞相傳》中記述說：“萬石陰與呂師夔通……置司撫州，囑守臣趙必岳以宜黃令趙時秘狀稱：寧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宜黃，將至撫州。申樞密院。天祥言：寧都六姓招募數千人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①

除地方土豪外，“郡中豪杰”也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如上文提到的尹玉，原為“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②;還有文天祥為其寫過《安湖書院記》的興國知縣何時等。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并結溪峒蠻”。本章第三節已經指出，在宋代文獻中，“溪洞(峒)”如果和“蠻”聯系在一起，指的是畬、瑤等“不納王糧”的化外之徒。對于這股勢力，文天祥一直注意加以利用，“諸峒之壯丁”中的隅長，“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③。從時人指稱這支部隊時所用“溪峒蠻”“土豪蠻蜒”等詞匯可猜測，在文天祥部隊中溪峒蠻是有相當的比例的。

土豪和“溪峒蠻”等地方力量，一直是文天祥領導的抗元軍隊的主要來源。德祐二年(1276)臨安陷落后，南宋開始以福建和廣東為根據地進行抗元斗爭。文天祥從元營脫逃后，于景炎元年(1276)七月開府福建南劍，十一月在汀州聚兵抗元。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被執于廣東五坡嶺。④

毋庸多言，文天祥的抗元活動對后世影響很大，他本人也成了士大夫忠義的象征。但本書關心的問題是，文天祥的抗元活動對贛南地方社會發展的影響。南宋最末兩帝駐蹕閩粵，贛南作為“五嶺會要，閩粵咽喉”,因而成為文天祥抗元的主要戰場。例如，從景炎二年(1277)三月起文天祥一直在贛南活動，直至八月在興國空坑兵敗，始遁入汀州。此次起兵，文天祥同樣特別注意利用贛南的地方勢力進行抵抗。其好友鄧光薦所作的《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對此多有記錄：

陳子敬，贛人，以費力雄鄉里。行府至汀，子敬請招集義兵，置屯皂口，據贛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敗，聚兵黃塘，連結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襲其寨，寨潰，不知所終。

李梓發，字材甫，南安軍南安縣人。世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發為南安三縣管界巡檢。江西陷，南安守楊公畿迎降，獨南安一縣不下，邑人黃賢與梓發共推前南安尉永嘉葉茂為主，治守具。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問，結約取贛，約日舉火為號，城內外夾擊。仁軍輕，先期至，北軍浸覺，閉營掩捕格殺，仁軍不見火，遽退，贛軍殲焉。時丙子冬也。①

必須注意的是，鄧光薦撰寫《文丞相督府忠義傳》的目的是表彰忠義，許多沒有接受文天祥直接領導的地方武裝首領也被收入，但這些地方抵抗力量大多接受文天祥的名號，聽其號令。類似的事例還有：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干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接諸砦拒守。②

胡文可，泰和野陂人……丞相起兵海上，文可罄家資招義勇從之。及丞相敗，文可亦被執，間脫得歸，復集兵赴難而死。其弟文靜，先授提督，時無敢拒北兵者……文靜不屈，曰寧死不負趙氏，竟死之。①

“溪峒蠻”的力量也被抗元武裝利用。史載：

鄒源字鳳叔，吉水人也……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空坑敗，竄身溪洞，約結酋杰，引兵入廣。②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乃結峒僚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③

利用“溪峒蠻”力量的不僅是文天祥，當時另一位抗元大臣張世杰的部將中也有畬族首領。據《潮州志》記載：

許夫人，潮州畬婦也。景炎元年，宋帝趨湖州，張世杰招義軍，夫人倡率諸峒畬婦應命。二年六月，世杰自將淮兵討蒲壽庚，夫人率所部往會，兵勢稍振。后帝泊淺灣，夫人復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與戰死焉，土人義而祀之。④

《宋史·張世杰傳》亦載：“(景炎二年)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吊眼、許夫人諸畬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遂解去。”①文中的“陳吊眼”是活動于廣東的另一畬族首領。如前面分析，本來畬、瑤與編戶齊民的界限就變動不居，“峒寇”、畬、瑤等人群中也經常混雜著“鹽寇”和“逋逃之民”。文天祥就曾說過，“潮與漳、汀接壤，鹽寇、拳民(即畬民——引者注)郡(疑為“群”——引者注)聚剽劫，累政”②,可見“鹽寇”與畬民有混合的趨勢。在動蕩的局勢下，他們不斷地吸納流亡的編戶齊民，勢力得以增強。這樣，原來在宋朝穩定的局勢下，被官府以軍事力量阻隔在省民居住區之外的“峒寇”、畬、瑤等人群，成為活動于閩粵贛邊界的重要力量，釀成有元一代嚴重的“畬賊”問題。元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滅亡，但元兵在南方各地仍繼續遇到頑強抵抗。從表2-4中可以看到，至元年間在閩粵贛邊界幾乎每年都有盜賊叛亂。

表2-4 元代地方動亂年表

這些動亂基本上是畬民發起的，以福建、廣東為中心，影響波及贛南。諸如“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聚”①等記載充斥史籍，下面的記載即是其時社會動亂狀況的寫照：

贛士胡廉言曰：廉家在石城，至元末廣之劇寇駐贛境，當路不亟殄平，受其降而許其留。俘掠殺戮自若，群不逞相挺而起，環二三百里罹其兇害，遑遑奔竄。先父字際叔，己丑春，避寇病卒于途，先母徐氏使簪弭(當為“珥”——引者注)以葬。廉甫九歲，弟紹甫六歲，二女兄幼德已適賴，幼端未行，寇勢益張……舅家難久居，轉依長女兄。寇息始復故里，滿目蒿萊，死者過半，田無人耕，一二鄰舊雖為編茅蓋頭，然稿無生意，莫可安棲。依近族，依遠族，依內親，依外親，或半月，或一月，或二三月，靡有定止，如是又數年，乃還草廬之中習耕。寥間荒涼，人所不堪……又嘗一族偕行，搬挈行李，先母督促甚急，眾莫曉解，行速向前者，薄暮達邑。有二鹽商行緩殿后，被寇追及殞命，相去僅二里許。①

從這段記載中可看出，動蕩的社會狀況，使得贛南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且隨時都可能被盜寇所害。這表明元王朝在贛南社會的統治并不穩固。

元代“畬賊”動亂的一個令人感到驚訝的特點，就是畬兵常可至幾十萬之眾。例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寧路管軍總管黃華叛，眾幾十萬，號頭陀軍，偽稱宋祥興五年”②;至元二十五年(1288),“畬寇鐘明亮起臨汀，擁眾十萬，聲搖數郡，江、閩、廣交病焉”③。元人描述鐘明亮起事情形，說道：

初，明亮之首亂也，汀州草間匹夫爾，非有權位號召，世資憑藉，奮臂山澤，一呼數萬眾，斬刈剽寇，飄蕩震洶，蹂江閩數郡之地，動江、聞、浙三省之兵。……上煩廟堂應接，諸省奔赴，竭數載之力，僅得明亮至軍前一面。而詐降無實，傲睨反復，氣凌威鑠，未嘗獲一交鋒決勝，明亮竟偃然得保首領以歿。既歿，眾猶畏服，止奉一木主爾，藉其虛聲余烈，尚能統御所部，不即降潰。彼何道以臻此?此之謂盜亦有道者歟!……有脫身賊中者，具言明亮有威風，多智略，得操縱譎詐之術，是非田野農夫比。然殘忍嗜殺，異于人類……零都、石城、瑞金、建寧諸邑，則兵寇兼至，禍尤慘烈。至于庚寅，四面蜂起，明亮、邱元之外，贛、吉有謝主簿、劉六十，樂安有盧大老，南豐有雷艾江之徒，乘時響應，俱煩省官親提重兵隨處逐捕。賊雖終敗，而受禍眾矣。……大德戊成歲四月上吉，聊述前事。①

這段記載除去丑化的言辭，基本反映了當時“畬賊”動亂范圍之廣，影響之大。鐘明亮乍叛乍服，令官方非常頭痛。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江西行樞密院月的迷失“請以降賊鐘明亮為循州知州，宋世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并赴都”②。但鐘明亮并沒有遵元帝諭令赴都，史書記載，閏十月“廣東賊鐘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余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③。這次征討，結果不明，但從以上《水云村泯稿》記載來看，元政府最終無法讓鐘明亮臣服，只能讓其“保首領以歿”。

所謂“畬賊”之所以容易“一呼數萬眾”,乃是因為這些“畬賊”包括的不僅僅是原來居住在山區的“峒寇”、畬、瑤，還有大量逃離于王朝體制之外的編戶齊民。鐘明亮起事后，就有大臣說：“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④黃華原為福建畬軍首領。從性質上說，畬軍乃是元朝的“鄉兵”,《元史·兵志》載：“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紀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云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⑤這些“畬軍”與“民”關系密切，頗有點從“畬”到“民”的過渡意味。把“畬軍”轉化為“民”一直是元朝努力的目標。《元史》中有如下記載：

二十二年八月……戊辰……令福建黃華畬軍有恒產者為民，無恒產與妻子者編為守城軍。①

招諭命洞人，免其罪。②

放福建畬軍，收其軍器，其部長于近處州郡民官遷轉。③以宋畬軍將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④

但同時，也有叛亂之軍竄入畬峒的。例如：“壬辰，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兵討之，桂龍亡入畬洞。”⑤“亡入畬洞”更多的是“民”,前引“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即是明證。這種“民”“畬”之間的流動以福建汀州等地最為典型。《元一統志》引《圖志》云：

(汀州)西鄰章貢，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巖谷阻窈。四境椎埋頑狠之徒，黨與相聚，聲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為畬民。時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擾。蓋皆江右廣南游手失業之人逋逃于此，漸染成習。此數十年間，此風方熾，古豈有是哉!①

上文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數十年間，此風方熾”,說明“畬民”的活動在元代相當活躍。武平縣情況亦然，有記載曰：

武平南抵循、梅，西連章貢。篁竹之鄉，煙嵐之地，往往為江廣界上通逃者之所據，或曰長甲，或曰某寨，或曰畬洞。少不加意，則弱肉強食，相挺而起。稅之田產，為所占據而不輸官。鄉民妻孥為所剽掠，莫敢起訴。土著之民日見逃亡，游聚之徒益見恣橫。②

這種“民”與“畬”之間的流動，使一些邊界山谷集中了許多“化外之民”,形成令統治者頭痛的“逋逃之淵藪”,一方面使“化內”與“化外”界限模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官方的行政區劃界限，導致在元代出現了比較特別的行政和軍事區劃。

元代地方統治機構主要是行省，有軍事征伐則設行樞密院，在行省和行樞密院之下又有萬戶府、千戶府和宣慰司之類。這些機構大多有軍事功能，臨時性比較強，或設或廢，變動不一。《國朝文類·官制》說：

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于省，若有邊微之事，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于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①

行省與行樞密院在軍事功能上有互相補充之功效。上引《國朝文類》說：“有征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為廢置。”②唯有明了元代地方統治機構的軍事性質，才能比較好地理解其興廢設置。

元代江西行中書省治所大部分時間設在龍興，但有時也根據需要移至閩粵贛邊界地方。《元史·地理志》記載：“十四年，改元帥府為江西道宣慰司，本路為總管府，立行中書省。十五年，立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移省于贛州。十六年，復還龍興。”③雖不清楚至元十五年(1278)移省于贛州的具體原因，但筆者推測可能是為了軍事活動的方便。自至元十三年(1276)起，張世杰的抗元部隊一直在閩廣活動，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退守崖山做最后的抵抗。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兵敗興國空坑，十月遁入汀州，十一月入廣東循州，此后一直在廣東活動，直至在海豐五坡嶺被捕。當時元軍的主要戰場已移到閩粵贛邊界，移省于贛州當有利于軍事調遣。實際上，當邊界有重大軍事活動時，江西行省常常會相應轉移。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捕盜”④。隨著行省治所移往邊界，江西行省的統轄范圍也相應增大，至元十五年(1278),行省移至贛州，“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①。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行省并入福建行省，但十九年(1282)復立江西行省，管轄范圍包括了廣東和江西兩省的大部分地區。

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立行樞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處行省見管軍馬悉以付焉”②,顯然江西行樞密院負有鎮壓廣東、福建、江西三省盜賊的職責。請看如下記載：

(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廣東窮邊險遠，江西、福建諸寇出沒之窟，乞于江南諸省分軍一萬益臣。”詔江西忽都帖木兒以軍五千付之。③

(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戊戍……同知江西行樞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盜起廣東，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力萬人令臣將之討賊。臣愿萬人內得蒙古軍三百，并臣所籍降戶萬人，置萬戶府，以撒木合兒為達路花赤，佩虎符。”詔許之。④

至元二十六年(1289),“畬賊”鐘明亮復反，江西行樞密院月的迷失即會合江西、福建行省并力討捕。史載：

閏十月……丙戌……廣東賊鐘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余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鐘明亮既降，聯令汝遣之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①

和江西行省類似，為了鎮壓盜賊的方便，江西行樞密院治所也會在閩贛邊界變動。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乙西，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等處行樞密院，詔諭中外……江西治汀州”,七月“徙江西行樞密院治贛州”②。

江西行樞密院是臨時性機構，元貞元年(1295),“罷湖廣、江西行樞密院，并入行省”③。實際上，江西行省也一直負有應付廣東、福建、江西三省盜賊之職責。試看如下記載：

(至元)二十四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破豪猾，去奸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其脅從者多所全宥。④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賊鐘明亮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省及鄰郡成兵五千，遷江西省參政管如德為左丞，使將兵往討。畬民丘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福州達魯花赤脫歡同漳州路總管高杰討平之。①

或許正為了江西行省對福建管轄的方便，至元二十八年(1291),罷福建行省，“改福建行省為宣慰司，隸江西行省”②。

由于元代在閩粵贛地方的統治機構有較強的軍事性，而且為了對付邊界頻繁的盜賊活動，興廢設置變動不居，從而出現江西行省范圍常常跨越原來的數省邊界(在南宋為路界)的情況，使邊界變得非常模糊。這種邊界模糊的現象背后，則是前面所分析的“民”與“畬”之間的流動。這個事實也表明，終元之世，仍有許多具有“蠻夷”背景的畬民活動于廣大的閩粵贛湘邊界，后來明代四省邊界盜賊活動頻繁，也與這一事實不無關系。

本文選自《化外與化內：12—18世紀的贛南地域社會》（黃志繁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