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遠筍︱知所足，知所不足——郭齊勇教授《返本開新》讀后

得益于善用數(shù)字媒體查閱新書的習慣，筆者得以很快獲知郭齊勇教授學術自傳《返本開新》一書出版的消息。盡管之前已讀過書稿部分內容的電子版，但筆者仍對紙質版《返本開新》滿懷期待。在岳麓書社劉文兄（他也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之一）的鼎力相助下，筆者得以先期拿到此書，一睹為快。

《返本開新》書影

初初翻閱，《返本開新》分為15章，10余萬字。該書完整記錄了郭齊勇教授的成長經歷，從幼年成長、父母養(yǎng)育、求學經歷到下鄉(xiāng)做知青、進廠當工人，特別是郭齊勇教授如何在艱苦歲月里多年堅持讀書，這些經歷都在書中得到了真實呈現(xiàn)。比如：31歲時，考入武漢大學；求學時得到蕭萐父先生等師長的傾囊相授，在艱難歲月中師生如何患難與共；以熊十力哲學的研究及文化學的思考為切入點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一步步成為知名學者等。書中所配圖片涵蓋郭齊勇教授成長的各個階段，很多照片是第一次公之于眾，讓此書非常具有可讀性。

作為晚輩后生，書中諸多細節(jié)、始末緣由，筆者也是首次聽聞。通觀全書，筆者感觸最深的有如下三方面：

一是溫馨。郭齊勇老師（以下皆稱“老師”）成長在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老師生于1947年，是家中幼子。在老師家里，長輩們常用“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等語來教育兒孫，中堂掛有書法家路達的手跡——“忠恕”兩個大字，老師在小時候常跟隨長輩跪拜堂屋供奉的“天地君親師”、祖宗牌位與諸神。老師在書中提到郭家的家訓：祖父一生堅守“誠實不欺，公平守信，熱心公益，樂施不倦”的信條，“以仁義忠信教育子孫”。父親告誡后人：“一要誠，二要清。誠心、誠實、誠樸；清廉、清白、清凈。”大哥教育我們：“壽本乎仁，樂生于智；勤能補拙，儉可養(yǎng)廉。”（郭齊勇：《返本開新》，岳麓書社2023年版，第18頁。下文引用僅標明頁碼）老師家里的這些陳設及家訓、家教，充滿了中國傳統(tǒng)的意味。

書中充滿了老師對父母養(yǎng)育的感恩之情。老師不忘雙親在苦難困頓中謀生、治家的艱辛，自孩童至青年，他目睹雙親在貧寒的家境中，如何節(jié)衣縮食，孝敬老人又撫育子女。老師深情地寫道：“母親常講將心比心，讓我們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母親對我們的身教言教，難以言表，永世難忘，最重要的就是她老人家隨時隨處總是首先替別人作想。先母的愛、善良、仁慈、包容與謙和，是留給我們后人的最大財富。”（第13頁）

書中另一段充滿生活的艱辛卻又洋溢著家庭溫馨的場景，是老師對父親的憶念：“生活的重壓使父親很少有笑容。然無論多么困苦，隔數(shù)月或半年，父親總要牽著我們最小的三兄妹到武昌的長街（解放路）一玩，或者到群眾劇場、人民電影院看一場電影，然后走到司門口曹祥泰食品店，一定給我們每人買一兩個便宜的點心，讓我們站在曹祥泰門外吃。小妹問他為什么自己不吃，他推說不愛吃甜食……”（第14頁）

老師每每感念父母，說“他們于細微處教我們如何做人的身教言教，都已春風化雨，潛移默化在我們兄弟姊妹的身心之中，又由我們傳給下一代”（第16-17頁）。老師常說，家長的身教言教，對孩子的影響最大，這是我們成為健全公民的基礎。依拙見，老師的家風家教、親情的呵護、家庭的溫暖，在某種程度上養(yǎng)育了老師包容的品性。儒學是“為己之學”，它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也是生命的實踐。老師毫不諱言，儒學是他的生活方式，可他又善于與不同立場、不同性格、不同主張的師友和學生交往，這是廣為傳頌的學界佳話，正所謂“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我們常將胡適之先生的話“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掛在嘴邊，在筆者看來，老師是以自己的言行，踐行了這一重要的現(xiàn)代價值。

老師常說，治學要有廣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現(xiàn)代社會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即使是批評儒學的人，我們也要捍衛(wèi)他說話的權利，甚至將他請過來，讓他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只有在相互詰難與辯論中，學術才能得到發(fā)展。他曾邀請許多海內外學術名家來武漢大學講學，他們各人都有自己專門的治學領域，觀點也大不一樣；他自己也走出去到海外訪問、講學。老師為學是如此，為人也是如此。

郭齊勇教授（右一）與杜維明先生

二是反思。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這是蘇格拉底的名言。老師說：“檢討自己的一生，有局限有短板，有懺悔有自責，當然也有慶幸有喜悅，有成績有收獲。”（“序言”第2頁）老師接受中小學教育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就讀的中學是位于曇華林的武漢十四中，老師在此度過了初高中一貫的六年時光。曇華林給老師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那時的十四中正值鼎盛時期，當時又沒有如現(xiàn)在升學率、排名的競爭壓力，因此他受到了文理均衡、開放且全面、嚴謹又充滿趣味的教育。老師的學習成績優(yōu)異，考進大學本應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在1966年，正值老師高中畢業(yè)，“文革”開始，在那個年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正常學習的機會。

對那段歲月，老師有著痛心的記憶并作了深刻的反省：“這些……扭曲人性的心態(tài)和行為，雖然發(fā)生在‘文革’背景下，雖然當時我尚不足20歲，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諒自己，為自己的怯懦、曲順、無知、盲動特別是傷害親友、師長的行為而深深地負疚，深深地懺悔。”（第39頁）

1968年，老師作為知青下放到農村勞動，之后又于1970年進廠做工，直至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前后歷經十年。他說，正是民間的生活將其內在的“四端”之心啟導出來。他十分感念做知青時父老鄉(xiāng)親們的關照，這是對他復蘇仁愛之心、良知善性的切實啟導。

郭齊勇教授（立者）與梁漱溟先生

1984年12月，老師在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從事中國哲學、國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儒學是其中的主干，對此過程，老師也曾有過深刻的省思。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擺脫時代的影響，老師常說，每個人都會受到時代、認識等多方面的限制，他們這代人，少年、青年時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圍，都是徹底與傳統(tǒng)文化決裂的。改革開放以后，他逐步有了自我反省與反思。老師在學術上的真正轉向是從1990年開始的（漢學家梅約翰教授洞悉了郭老師從研究儒學到認同儒學的轉變，參見John Makeham,Lost Soul:“Confucianism”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老師經歷了從研究儒學到認同儒學并走向生命實踐的過程。他寫道：“（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的學術思想逐漸有一些變化。研究方面，1997年前主要領域在20世紀中國哲學，1998年以后往前走，研究與湖北地緣有關的哲學，特別是儒學思想。熊先生等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有真正的反省與自識，透過他們的書，我才從存在的感受上去重讀中國經典，才真正在身心上有所受用。對我來說，讀西方哲學的書，是思維的訓練，讀中國哲學的書，則是生命的感通，是在與圣賢作心靈的交流與對話。我們讀馬克思的書，深深地感受到他有深厚的德國的精神哲學的底蘊；而我們自己在喧囂的現(xiàn)代化、全球化的聲浪中要不失己性，真有創(chuàng)意，則不能沒有深厚的中國的精神哲學的陶養(yǎng)。”（第105-106頁）

熊十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全體代表合影

我們常說宋儒“出入佛老，返求六經”，經過反思與抉擇，老師在學術研究的旨趣與個人安身立命方面，最終選擇回到中國人精神的原鄉(xiāng)。借老師自己一篇文章的標題，傳統(tǒng)對他而言，經歷了“從離異到回歸，經批判洗禮而重建”的過程，本書的第十章便是“回歸傳統(tǒng)”。張橫渠所說“為往圣繼絕學”，是許多儒者的志向，老師在很多場合也說過類似的話，年歲大了之后，他又寄希望于年輕人，盡可能地扶持他們。受過老師鼓勵和幫助的青年人，應該不在少數(shù)。

當然，回歸傳統(tǒng)并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老師看來，以儒家為主流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并不與啟蒙價值相違背。它不僅可以與民主、科學相結合，而且有助于克服現(xiàn)代科技文明帶來的弊端。運用傳統(tǒng)資源批判現(xiàn)代化的負面影響，正是現(xiàn)代化健康發(fā)展的動力之一。不過，對于增強國民的科學與民主素養(yǎng)，對理性、民主等這些啟蒙價值的堅持，老師從來沒有動搖過。

三是知止。老師是能做事的人，武漢大學人文學院的組建、哲學學院的發(fā)展、比較班與國學班的開辦、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與國學院的設立，他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其中有些甚至是他直接主導創(chuàng)辦的。這些事情，老師在該書第十一章作了簡要的介紹。老師組織過很多大型的學術活動，為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傾注了大量心力。武漢大學被學界公認為現(xiàn)代新儒學與楚簡研究的重鎮(zhèn)，老師的這些努力為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立功”是其一。做事何其難！老師曾對筆者感嘆說：人一輩子能做成幾件事，算是幸運的了。

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道德經》第四十四章）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2017年，老師獲評“世界儒學研究杰出人物”，他在致辭時說要保晚節(jié)。依拙見，他所謂“晚節(jié)”，其實就是“知止”。為學科，為學術，老師一生做了不少事，可他又常說，人生要善做加法，也要善做減法，我們一生要積極有為，也要有所不為。什么事情當做，什么事情不當做，要有一個原則，做人要有底線。無為而無不為，有為而有所不為，有恥德、恥感，由此就能有所不為。這是人一生中有為和無為的統(tǒng)一。

另一方面，在我們?yōu)閷W求知與精神境界方面，又要有“知不足”的精神。既要知所足，也要知所不足。在物質利益方面，我們要知足常樂，這時候要謙讓，為他人著想；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禮記·學記》）。在這方面，我們要當仁不讓。老師常說，我們要有一種自省自反的精神，要有一種“知不足”的精神，將物質層面的知足常樂與精神層面的“知不足”結合起來。老師能做事，這是有所為；他一生遠離榮利，這是有所不為。后者正應了孔子“吾與點也”之嘆。

老師為學，是“知不足”。老師長期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研究工作，其專長在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他在現(xiàn)代新儒學領域，潛心耕耘將近40年，對熊十力及其學派，再至整個現(xiàn)當代新儒學思潮，作了系統(tǒng)的資料整理與精到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受到海內外學界的普遍重視，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如《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論》《現(xiàn)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等，是相關領域研究的必讀書。

《熊十力哲學研究》書影

中國哲學史也是老師持續(xù)關注的領域，老師尤其重視先秦哲學，他將地下文獻與地上文獻合而觀之，結合運用出土簡帛材料和傳世材料，深研郭店簡中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心性論思想等專題研究。在通識方面，老師編寫的《中國哲學史》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商務印書館出版，被多所高校選定為教科書。2006年，老師還發(fā)起編寫《中國哲學通史》這部大作。十多年來，以武漢大學和從武漢大學畢業(yè)的學者為主的作者團隊，反復研討，相互補充，集思廣益，逐漸凝聚了這一學術成果，全書10卷于2022年全部刊行。老師本人承擔了《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撰寫工作。作為主編，老師在第一卷前撰寫了2萬多字的“導論”，論述了中國哲學的問題、分期、特質與研究方法論等。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貫穿全書（詳見本書第十五章）。這套書的編寫，是建立在對百余年來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歸納總結與反思提升的基礎上的。老師還是現(xiàn)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組織與推動者之一，他多次發(fā)起相關的學術活動，會聚兩岸及海外的學者切磋砥礪，助力此領域研究的持續(xù)展開。

《中國哲學通史》書影

老師育人，是有所為。自1984年留校任教，老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對學生的培養(yǎng)上，尤其對于博士生，更是傾注了諸多心血，每當看到有關論著，甚至一條資料、一條信息，都要抄下來，轉告他們。對于學生查閱資料、出席會議、發(fā)表文章，甚至就業(yè)等，老師都要操心勞神，更不要說審閱他們的學位論文，有時要往返幾遍，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詳見本書第十一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子所講“君子三樂”之一，老師也樂在其中。老師常自謙說，自己只是過渡性的人物，希望學生們超過他，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老師善教人，但不好為人師，而是“有如時雨化之者”，并非高高在上地說教。孔孟說過不少施教者“善誘”“啟發(fā)”，學生由此而“自求”“自省”“自得”“觸類旁通”“從游”等之類的話，老師將這些教育理念和方法切實用到了教育實踐中。說老師桃李成蹊，門下英才輩出，應非溢美之辭。

在2023年9月28日問津書院祭孔后，老師發(fā)表了勉勵學子的簡短談話，其中便有“知所足，知所不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語句。這些話，在筆者看來，皆是老師心里的話。

作者簡介：

謝遠筍，哲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儒家哲學、現(xiàn)代新儒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哲學研究》《哲學與文化》《中國哲學史》《孔子研究》《國學學刊》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出版專著《胡秋原》《有教無類》《 <尚書> 民論》（即出），主持或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民藏》編纂工程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等。

【本文刊載于《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