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首座紅軍學校實際創建人，帥才之姿，富田事變堅決擁護毛主席

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富田陂頭主持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組成中共贛西南特委，并根據紅軍發展的需要，決定建立一所規模較大的紅軍學校，并指定陳東日負責開辦這所紅軍學校，于是，以原紅校為基礎，在陂下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所正規的紅軍學校，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由朱德兼任校長，毛澤東兼任政委，陳東日為縱隊長即學生總隊長，不久又擔任了教育長，承擔起了紅三分校的實際開辦工作。

陳東日領導了汝城暴動，又參加了湘南暴動和井岡山斗爭，曾擔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師長、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三師副師長、井岡山會師后，任第十一師三十二團黨代表。蕭克后來在回憶獨立三師的斗爭時多次贊揚陳東日，說：“他軍政素質好，老成持重，水平高，辦法多，是我們的好領導。”他還說，陳東日“本來是能成為一個帥才的”。

紅軍學校第一期從參加考試的1000余名部隊官兵和工農武裝分子中，招收了400多名學員，分成步槍、迫炮、特種3個大隊。開學這天，毛澤東很早就到了紅校總部所在地的陂下洋尾樓，聽取匯報后，便由陳東日帶著去敦仁堂，向全體學員作了國內外形勢和紅校任務的開學動員報告。毛澤東以后常來學校講課，陳東日總是認真聽完每一堂課，然后帶著毛澤東檢查學員的寢室、伙房及軍事訓練情況。

在毛澤東指導下，陳東日在領導校務、組織教學與訓練內容上，都圍繞革命戰爭的實際需要而開設。學校的組織機構為校長制，下設教育長。教育長下設軍事主任教官，政治主任教官，各有教官若干人；學員分大隊、中隊、區隊、分隊、小隊5級編組；校內中共組織為校委會，下設支部、黨小組，校委會直接接受中共贛西南特委領導。

紅軍學校第一期時的干部卓雄后來回憶說：“陳東日能說能寫，有文有武，是個很有才干的好同志，在學員、教員中都有很高威望。紅校當時能辦得這樣好，在相當程度上是得力于他的。

老紅軍卓雄

贛西南工農武裝前后對國民黨據守的吉安城進行了9次聲勢浩大的圍攻，陳東日指揮的紅軍學校學員隊伍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戰斗力量。在第四、五、六次圍攻吉安中，陳東日參加了以彭清泉為首的攻吉前委的工作。以后，紅校與紅六軍軍部均由彭清泉率領，渡河到吉安西區的永陽。1930年5月，中共贛西南特委接到紅四軍前委來信，準備把紅校遷移到閩西龍巖，開辦更大規模的紅軍學校。這時，贛西南特委已決定把一部分地方武裝組成紅二十軍，指定已擔任紅軍學校校長的陳東日留在當地，擔任二十軍的政治委員，曾炳春為軍長，陳伯鈞任參謀長；并準備在6月20日進攻勝利后正式宣布成立。

6月20日，10萬工農向吉安城發起進攻，經過半天激戰，陳東日帶領紅校與二十軍的一部分隊伍突破敵人連哨，沖到了吉安街上趙公堂，但因援兵未至，被敵人壓出城外。7月1日，紅軍第七次攻打吉安，陳東日指揮紅校學員及青年干部學校攻打天華山，他們以“火牛陣”攻敵，在真君山與敵激戰數小時，終因敵人工事異常牢固，無法沖破。此戰有20多名紅校學員陣亡，陳東日也腿上受傷。戰后，紅軍學校從永陽又轉到吉安縣陂頭，分布在陂下、青源山、油田、路西等地。不久，陳東日又接金萬幫兼任校委書記。紅二十軍這時也正式成立，政治委員改由特委書記劉士奇擔任。二十軍的中、下級領導骨干多是紅軍學校第一期培養出來的干部。

9月底，毛澤東指揮紅軍主力在贛西南群眾大力配合下，第9 次攻打吉安。陳東日從紅校派了40名學員到紅一方面軍協助工作。紅校與二十軍一起從西線螺子山攻城。10月4日，紅軍終于攻下吉安。此時，贛西南黨、團特委合并成為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并成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陳東日即帶紅校干部、教官和學員進駐吉安城里的五中二院。11月，紅軍撤出吉安，開始第一次反“圍剿”戰斗，陳東日將紅校轉移到河西永陽鎮。

江西蘇維埃政府舊址——位于吉安市清吉里

紅軍撤出吉安后，受李立三“左”傾育動主義思想影響較深的江西省行委部分領導人，認為紅一方面軍遵循“誘敵深入”方針作戰略撤退、準備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是畏懼敵人，是“右傾反水”，因而反對這一方針。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這是AB團在活動，首先拘捕了與總前委意見分歧較大的省行委書記李文林。

12月7日，總前委又派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到富田幫助省行委肅反。李韶九只根據龍超清的“口供”，當天就逮捕審訊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等人。根據段良弼的口供，又認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分子。把陳東日和紅校另一負責人李天柱，以及省蘇維埃軍事部部長金萬幫、財政部部長周冕(原來都在紅校工作過)、行委常委叢允中、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人，都當作 AB團嫌疑犯子扣押。幾天內，“共破獲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引起許多黨員和群眾的疑懼與思想混亂。

紅校學生總隊政委陳伯鈞，這時已被指定為贛西南黨組織臨時負責人。他認為陳東日和李天柱都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同志，軍政皆優，不可能是AB團分子，遂與陳東日和李天柱作了一次懇切談話，保護了他倆。這樣，陳東日又回到紅軍學校，在向紅校學員講話時，他仍然認為：要正確對待黨內的思想紛爭，指出被抓的這些人“并不是 AB 團問題”。

陳伯鈞上將

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陳東日當時正在河西梅塘一帶的紅軍學校，對強敵壓境時出現這種不顧全大局的事變感到十分痛心。他立即與永(新)安(福)寧(網)三縣暴動委員會負責人金文質聯名寫信給正在固江贛西辦事處的省行委常委陳正人，匯報了事變情況，并態度鮮明地表示反動事變。當夜，陳正人即致信陳東日、金文質并轉三縣暴動委員會，對陳東日等“能明真相、不至被他們所騙”而感到“不勝欣慰”。陳正人在信中代表總前委和省行委，指定成立贛西南臨時行委，由陳伯鈞為書記，陳東日等為常委，從即日開始工作，并提出了臨時行委在當前的三點任務。信中還“切望”陳東日：“勿以站在中立態度而違背黨的領導”，“不應以不明真況為對黨的態度”。

富田事變發生后，原省行委領導人段良弼和謝漢昌、劉敵把紅二十軍一部拉過贛江以西，脫離紅軍總前委的領導，并在永陽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由于事變影響，當地群眾也對紅軍產生懷疑，都上了山。當時的形勢很緊張，陳伯鈞也從河西回到了紅軍總部另調工作。贛西南臨時行委的領導重任實際上落在了陳東日身上。在斗爭復雜的困難日子里，陳東日承受著巨大壓力，執行陳正人指示的任務，盡力教育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受欺騙的部隊，防止敵人破壞，鞏固蘇維埃政權，以“推動贛西南工農群眾及紅軍順利擊敵，完成第一期作戰計劃，迎接同敵人的決戰”。同時，他還要領導紅軍學校的紛繁工作。紅校學員雖然都為當地人，但在事變前后，都按陳東日的要求，不參與、不支持事變，堅持并維護了黨與紅軍的團結。

12月16日，段良弼、謝漢昌等人領著二十軍獨立師一團，圍攻在永陽的紅軍學校。他們一面威脅，一面派人游說陳東日，并帶來一封夾雜不少謠言和夸大之詞的信，離間陳東日與毛澤東的關系，想說服他率紅校學生參加事變隊伍。信中寫道：“東日，險啊!……你與李天柱都是毛看不起的，說你們是AB團，要陳伯鈞、陳正人來解決你們，贛西行委通通要殺。我們特出來救你們，……請你率紅軍即刻向北追趕”。

陳正人

陳東日嚴正拒絕說：對中國革命，毛澤東是真正的行家、領袖，值此大敵壓境之際，我們更不能脫離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他迅即命令紅校學生向北撤退。對方卻派出蕭以佐帶一營兵力從三面包圍紅校學生，想迫使紅校學生繳械。

在這嚴重、緊急的關頭，陳東日挺身而出，宣傳紅軍不能打紅軍，這樣做，政治影響太嚴重，對革命十分不利，勸告對方以階級的利益為重，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雙方相持不下。后因對方追逼太急，有部分干部已動搖，部分學員已被繳械，陳東日果斷指揮隊伍分兩部分撤退：一部分向橫江渡方面往紅一軍團靠近，一部沿山向官田方向突圍。陳東日與一大隊長王桂芬、分隊長葉開青、羅紹清4人斷后掩護。

陳東日率領突圍出來的部分隊伍經安福、永新找到了湘東南行委。隨即致信總前委毛澤東及中央代表周以栗，詳細匯報了事變的前后經過，以求早日平息，防止事態再擴大。

1931年1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派項英來贛西南處理富田事變，從永陽撤出的紅軍學校部分學員，在陳東日主持下集中在永新恢復訓練，后來與湘東南的隨營學校合組為湘贛紅軍第四分校，陳東日擔任校長。在這里以一個半月時間，為湘東南地方武裝訓練了一批干部。不久，紅軍學校又遷回吉安縣東固，仍由陳東日任校長兼政委。

1931年4月，肅AB團再次在贛西南出現，有些壞分子和品質惡劣的人，也趁機亂咬AB團，使大批勤勤懇懇、忠于革命的好黨員好干部蒙受冤屈。這時，陳東日不顧個人安危，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坦蕩的胸懷，反對這種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界限的錯誤做法。

他為過去一些打擊過自己的干部說公道話，堅持認為這些同志都有光榮的斗爭歷史，有的還是贛西南革命斗爭的開創者，群眾威望高，怎么能是 AB團反革命呢！可惜，一些人已聽不進這位忠誠戰士的肺腑之言。7月，陳東日與其愛人何明，以及鄧允庭等一些參加湘南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的同志，也被人誣供為AB團而被拘押。隨即，又被安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受到了錯誤處置，蒙冤屈死。

當毛澤東得知陳東日受害后，痛心地說：“陳東日的腦殼再也接不上了，多可惜呀！要吸取教訓，不能亂殺人啊！”并強力敦促中央局糾正肅反擴大化傾向。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親自提議為陳東日、宛希先等一批受到錯誤迫害而死的同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