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不只是生存的問題

（圖/《東京奏鳴曲》）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日本驚悚劇導演黑澤清，轉型拍了一部家庭倫理劇《東京奏鳴曲》。這部講述東京 乃至日本無數人在世界經濟動蕩局勢下生存境遇的影片，不像同年播出的《入殮師》那般將日本療愈系文化表現得登峰造極，沒有刻意制造溫情，而是將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的失意與迷茫、痛苦與追尋、壓抑與爆發，以及又終將歸于平靜的生活結局。

故事是從一個普通的日本中產階級四口之家展開，父親龍平作為家里的頂梁柱， 在 48 歲這年被公司掃地出門。

剛失去工作時，他白天穿著西裝革履假裝出門上班，其實是瞞著家人四處求職，然后去公園里閑逛打發時間、坐在長椅上吃免費的救濟餐，晚上再回到家繼續裝作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用一種近乎堂吉訶德同風車搏斗式的努力，試圖守住自己長此以往所建立起的某種權威與尊嚴。

在影片中，失業并非龍平一人所面臨的困境，而是一群曾經的腦力勞動者所共同遭遇的難題。他們失業后長期找不到工作，又怕被家里人發現，于是就整天在外面游逛，營造出一種自己很忙的假象，甚至有人在壓抑自己、故作輕松一段時間后，選擇了自我了結。

失業會讓人變得如此窘迫，觀眾對此有些難以共情。因為在我們的慣性認知里，即使日本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雙雙破裂后， 經濟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依然保持著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直到 2010年被中國反超）

但我們也許忽視了一點，失業所帶來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停留在生存層面。

2017年，京都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弘 曾在日本經濟新聞訪談中 說：「當上班族將『XX 株式會社』字樣印刻在名片上時所擁有的自尊心，在離職印章被橡皮擦擦除的那一刻起，會被一種超越薪資收入的消逝感所吞噬。」

尤其是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文化中，男性作為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往往擁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失業頂要緊的還有身份與尊嚴喪失的危機。

而在一個物質與精神文明越來越豐盈的社會里，人們也許低估了工作所承載的個人需求價值維度。

|01 勞動和工作有本質的不同

現如今，在一個高度精細化的社會分工體系里，與老一輩一年365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時期相比，每個人干的活兒更少，工作的環境也比以前舒適得多，辦公室里冬暖夏涼，但我們還是無時不刻地感到不快樂。

大家自嘲是社畜、牛馬、嗎嘍，在格子間和PPT日復一日的歲月蹉跎中染得一身「班味兒」。羨慕時間自由的「數字游民」，甚至想要逃離互聯網大廠去做只需要出點體力的日結工。

人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受并非是一種幻覺，而是勞動和上班本身就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同。

勞動本質上只是一種生存手段。無論是做直播、種地、還是說去翻小區里的垃圾桶撿瓶子，一個人通過付出勞動換來幾十塊錢來滿足個人溫飽，這是最基礎的生存需求，不摻雜任何的欲望。

而上班的本質是「用勞動換取社會價值的認可」，它不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還承擔著一個人的欲望以及社會角色的期待。這里面拿到薪資報酬只是基礎，我們還渴望在工作中能夠獲得社會地位、成就感，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

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人一旦沒有了工作，整個人都會變得焦慮、空落落的，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工作就要餓死，而是不再擁有工作所賦予他的某些身份、成就感、和被尊重所帶來的價值失去。

記得有一回在課堂上，一位臨近退休的老教授跟我們說：「我今年就要退休了，馬上我就是那個在菜市場里買菜的老李頭。不是很理解那些已經退休的老頭老太太們，逢人就自我介紹是XX大學的退休老師，你都退休了，就不是老師了，還有什么好提的。」

其實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普通工人都盼著能早點退休，但很多老干部恨不得在崗位上干到八九十歲，因為很多人的自我價值感，都是從工作中的獲取的。

在電影《東京奏鳴曲》中，那位最終選擇煤氣自殺的朋友，此前每次出場都展現出一副滿不在乎、不緊不慢的瀟灑姿態，仿佛對自己失業幾個月毫不在意。然而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偽裝。之所以偽裝，也是想要在困境中維持住自己僅存的一點尊嚴。

因此，工作本身就額外承載了很多個人的欲望，自然也就會帶來壓力和倦怠。

而人生的價值是不能只依賴于一份工作的，要主動去尋找不同的支點來建立自己與這個世界的聯結，來回答「沒有這份工作，我還是誰」這個問題。

否則，一旦失去，那種恐懼和不安，就很容易讓生活失衡。

|02要回歸內心真實的需求

既然工作的本質，就是在滿足一個人的欲望。那么，我們最先應該想清楚的就是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回歸到內心最真實的訴求：是金錢，還是地位？是軌道，還是曠野？

大部分情況下，甘蔗沒有兩頭甜，不同的訴求，對應的動作也截然相反。

比如，我就想趁著年輕多賺錢，先把家庭的財務短板補齊，那么是不是就不應該貪戀科研冷板凳的穩定；反之，比起收入我更看重能有自己的時間和生活，那么互聯網大廠那種快進快出的模式或許就不是我的最佳選擇。

賺錢，不是只有通過上班打工；你以為的穩定，也不一定真的就穩定。與其一味地在避坑的路上左閃右躲，不如盯著自己的目標一往無前。

但在一個熱衷于宏大敘事的語境下，問題總是可以輕易地歸結到那些無法改變的客觀條件上，比如，大環境不好、學歷貶值、考公才體面穩定……這也很容易讓人忽視自我可以改變的力量。

事實上，在職場投入是一件很有性價比的事。比如，當你感到職場焦慮時，把這種焦慮全部投入到工作當中，就很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可

（比如領導的賞識、升職漲薪等）

職場本身就有各種各樣的不完美，「站隊」、被當作「工具人」、PUA這些都是常態，但并不影響我們在規則內最大化達成自己的目標。

而職場真正的向上管理，一定是為對方提供價值。這個過程中，你獲得自己想要的，對方獲得他想要的，從而達到一個雙贏的狀態。

在這樣一個數字化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信息差和認知差基本早已被互聯網抹平。那么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我想應該是錨定目標后的那份勇氣和行動。

|03職場沒有那么多的快意恩仇?

日劇《半澤直樹》里銀行職員「以牙還牙」的快意恩仇，更像是職場劇里的宏大敘事騙局。

現實世界里的失業者，更多的是像深夜檔《我，到點下班》里那位突然被優化的部長，在接到女兒的國際長途時，以「爸爸在休年假」為由舉著手機去公園遛溜達了一圈又一圈。

東亞人在意尊嚴與體面，是幾千年來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但客觀地說，「35歲職場危機」也并不是某幾國的特色，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在中年的某一個時期達到巔峰，此后便是一路走低的下坡路。華爾街四十多歲的碼農，同樣也要想辦法渡過中年職場冰河期。

美學家格諾·格鮑爾在《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里有這樣一個觀察：「當消費社會提供的速成意義感失效后，重建生活支點就像用凍僵的手指系登山繩。」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失業后想要再有份體面的工作可謂是困難重重。與年輕人尚可在招聘軟件中謀得一職相比，中年人其實更應該在「Gap 期」把目光轉向自己手上的人脈資源，做到以「人」帶「事」，不要屏蔽職場社交。

倘若真的很難重回職場，拋開欲望，人滿足生存需求所需要的成本其實很低、很低。就像在影視劇《比海更深》中，七八十歲的樹木希林坐在檐廊下說過的那樣：「人生這東西很簡單的，沒有實現過大夢、沒有變成理想的大人，這些都沒關系。」

而《小偷家族》里海邊戲水的場景，也讓我們看到，即便是被「社會合格品」收容所拒之門外的地方，尚有海浪可以再次教人呼吸。

倒是能夠理解，失業帶來的不僅是生存問題，頂要緊的其實是尊嚴的危機，特別是對于一個家庭的男主人而言，活著的意義就是成為頂梁柱，保護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沒了工作，也就等同于沒了尊嚴。

是枝裕和在《比海更深》里給出更溫情的解法：落魄作家在臺風夜找回母親的保單，那些被暴雨泡皺的墨跡反而成了重生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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