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化危為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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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上周發動了針對所有貿易伙伴的“”。美國在現有對華關稅的基礎上，對華繼續加征34%的關稅，特朗普上任以來累計加征稅率已達到54%。4月4日，中國政府宣布了對等反制措施，對所有美國商品加征34%的關稅。

關于特朗普這一輪關稅戰的實質，輿論場上大體有三種看法。

其一，特朗普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任意而為，就是要兌現競選承諾，推動制造業回流，實現“MAGA”自給自足的理想。

其二，特朗普政權2018年就發動了對華貿易戰，這一輪“關稅戰”是美國系統性對華遏制政策的一環。表面上看，美國對所有貿易伙伴都加征了關稅，本質上是要掀桌子重塑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貿易體系。

其三，特朗普只是“在商言商”，就是開出一個要價，讓全世界跟他談。誰都可以跟他談，只要談得好那美國的關稅水平自然會降下來。

如果第一種看法成立的話，美國就是要自我孤立自己搞一套。中國很難和美國談，也沒有必要和美國談。

第二種看法有點意思。不過問題在于，如果只是為了孤立中國，堅持拜登政權的路線，繼續拉攏西方盟友來針對中國搞供應鏈“去風險化”，不也可以嗎？為什么要搞出一個大得多的動靜來呢？這豈不是為了一碟醋包了一桌餃子？

當然，有人分析，這是因為特朗普政權對華遏制的態度更加堅決，更大規模的貿易戰，對華遏制的效果更強，對中國的沖擊效果更大。

要之，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關稅戰就是沖著你來的。這意味著你和美國根本沒得談，人家跟誰談都不會跟你談。

當然也有人持第三種看法，認為特朗普對所有貿易伙伴都是一樣的，包括中國在內，所有國家和美國其實都有得談。由此衍生的結論自然是，中國可以不急于反制，跟美國談就好了嘛。

總之，如果你認為美方的意圖是前兩種，那中國的選擇都是反制。這也是決策者的選擇。

從本質上說，中國自美進口的無非三類商品：第一類，美國壟斷供應的高附加值產品（如英偉達的高性能顯卡）；第二類，有其他競爭對手可供應的高附加值產品（如波音飛機）；第三類，美國有價格或效率優勢的非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農產品）。

中國之所以選擇立即加關稅，道理不復雜。第一類產品美國本身也不想賣給中國，實際上也在不斷限制賣給中國，也是中國搞國產替代的重點領域；第二類產品，不買美國可以買別家，對美國商品加關稅，客觀上有利于歐洲、日韓對華出口同類產品，也可以擴大“統一戰線”；第三類產品，不買美國大豆買巴西的，也是個統戰更多國家的手段，壞處是一邊加關稅一邊找替代可能提高進口成本，但現在本來國內就面臨通縮，也可以容忍一點輸入性的通脹。

由此來看，中國的反制其實是很自然的。

但是，跳出貿易戰、關稅戰，我們要更關心的，是更宏闊的圖景。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國，但卻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中國之所以仍然相當依賴外貿，原因之一正是內需不足。

從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到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中國曾經屢次遭遇外貿沖擊。中國祭出的手段都是“擴大內需”，但所謂的“內需”卻并非全是消費，更多的是投資，主要是地產+基建。

這種手段在過去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基建不足、人口正增長疊加高速城鎮化。而現在，支撐這種模式的宏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要再擴內需，不能再主要靠投資了，真的得靠消費了。

只要擺脫投資依賴的慣性，把用于投資端的許多資源挪到消費端，中國就還有巨大的需求潛力。邏輯很簡單，關鍵是要下定決心。

當前，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有大約2.5億的差值。去年的三中全會《決定》已經明確提出，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決定》公布后國務院第一時間就印發了《》，但是到現在來看，農民工市民化的速度還遠不夠快。

同時，全國有超過1.7億居民養老金領取者，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但。

2024年，中國城鄉收入比是2.34:1，也就是說農村人均收入是城鎮的大約43%，照這個比例測算，居民養老金比較合理的標準和區域內最低工資掛鉤，設定為最低工資的40%到45%左右，這樣的話，全國多數地區的居民養老金應該上調到800到1000元的水平。

還有另外一個計算方法。針對最困難的群體，中國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理論上說，“低保”標準應該就是維持一個人生活的最低限度，“居民養老金”既然是“養老金”，無論如何不應該比低保還少。

但事實上，現在居民養老金的標準遠遠低于低保。四川省農村低保的最低標準是580元/月，但今年普漲20元之后居民養老金的最低標準才183元/月,居民養老金的標準只有低保的三成。所以為什么一直以來農村造假領低保的現象屢見不鮮？因為“低保”相較養老金其實都成了“高保”。

居民養老金和“低保”形成倒掛，這意味著目前的居民養老金是不足以覆蓋農村老人基本生活的，他們要么繼續勞動，要么依靠子女接濟，或者土地轉租等等，才能湊上滿足基本生活的差額。如果把居民養老金漲到“低保”水平，也可以釋放出來。

而且，如果要全面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讓在城市務工的人員定居，且把孩子帶到身邊，許多農村老人也可能搬到城里去，如果不提高他們的養老金，他們進城的壓力就更大了。

“國內大循環”要真正循環起來，消費是重中之重。

其實，國內消費不足，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已進城但未市民化的，農村老年人消費遠低于城市退休人員，這兩個群體加起來有四五億人，他們的消費力不夠，很多產能就無法在國內消化，而只能依賴出口。

如果我們通過系統性的改革，再造四五億人的更高的消費需求，中國就可以邁過“世界第二消費國”到“世界第一消費國”的門檻。消費內需真正起來了，那還用怕被別人用貿易戰、關稅戰拿捏嗎？

結構性改革總是困難，很多改革都是壓力倒逼的產物。

中國正在面臨一場極限考驗，但愿我們不要浪費這一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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