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知識界面對歷史的逆轉

文︱邱立本

當年德國大文豪湯瑪斯曼在美國說“我在哪里，德國就在哪里”，如今美國失去開放自由，精英投奔歐洲，高喊“我在哪里，美國就在哪里”，成為歷史的巨大諷刺。

我在哪里，德國就在哪里。這是德國大文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名言。這位在二戰期間躲避納粹迫害、流亡美國的作家，在異鄉難忘德意志的一切，思鄉情切，始終如一地眷念故園，認為只有他在內心深處的國族文化認同，才可以抵擋外間波濤洶涌的政治壓迫。他慶幸在美國的土地，延續德國文化的香火。

但如今大半個世紀之后，他的名言已經被逆轉。由于特朗普對美國學術界大幅整肅，不僅資金被大幅削減，連自由空間都被壓縮，美國出現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人才外流，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要流亡到歐洲，從自然科學界到人文社科界，都不滿美國校園要聽從政府當局的“新政治正確”。留學生更是被立刻遞解出境。學術界都嗅到社會上彌漫微妙的仇外意識，尤其是非白人的族群，都受到無形的壓力。

這肯定讓湯瑪斯曼傷心不已。如果今天他在美國，就會面對有些美國人質疑他的名言，因為特朗普已要求國會將英文訂為官方語文，只擅長德文的湯瑪斯曼，就難以在一個純英文的世界堅守他的德國。一些特朗普的擁躉會振振有詞地罵說，連英文都說不好，你還有什么資格留在美國的土地上。

這也是歐洲知識界要面對的歷史逆轉。過去幾十年，歐洲知識分子都以美為師，感激美國收留了湯瑪斯曼，讓他展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會忘記愛因斯坦、費米、奧本海默等優秀的歐洲學者，都在美國找到學術的歸宿，發明了原子彈，改變了美國的國運，也改變了世界命運的軌跡。歐洲和美國有一種文化的情緣，擁抱一種獨特的親近感，就好像表兄弟那樣，分享文化基因的異同點。但美國如今學術山河變色，進入了“后真相時代”，美國的學者反而要投奔歐洲，要在德國的土地上吶喊：“我在哪里，美國就在哪里。”

這也是歐洲的轉機，從過去被美國催眠，到今天的夢醒時刻，歐洲人赫然發現，不能再受美國民主黨左翼的“覺醒文化”蠱惑，不能被毒品、街頭暴力和“零元購”所污染，也不能再被美國共和黨特朗普忽悠，要倒退回到白人優越主義，搞種族歧視與單邊主義，而是要回歸常識，回歸西方文化的歷史教訓，堅持多元化與容忍，重視人文的價值，拒絕國際強權的霸凌。

強權霸凌不僅是抽象的討論，更是歐洲人迫在眉睫的格陵蘭安全，不能讓美國入侵，不能讓特朗普以巧取豪奪的方式占取歐洲的土地。在二零二五年的五月，歐洲人都會大聲吶喊，“我在哪里，格陵蘭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