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日本能“脫亞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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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年前的今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標志著戊戌變法的開始。

時至今日，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對比，仍然為世人反復討論。今天我不展開對二者的比較分析，只談一個流行的概念——“脫亞入歐”。

自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顯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許多人都很好奇，日本原來不也是“效法中國”的嗎，為什么能在很短的時間里變成一個“西方式國家”？

但細究起來，19世紀中葉日本走向現代化的起點，和中國真的一樣嗎？

我就從日本建筑這一個側面說起。

如果光看日本的木構單體建筑，外觀和中國傳統建筑是非常相似的。日本木構建筑，就是源自中國。

但當你漫步在日本的古建群落中，就會很容易發現，當單體建筑組合起來形成建筑群，其宏觀布局卻和中國大相徑庭。

我就把京都三處頗有代表性的建筑，和它們在中國對應的建筑作比較。

這是日本京都御所。從1331年到1869年，日本天皇常住于此（期間遭遇多次火災，但火災后均重建），至今它仍是日本名義上的皇宮，當今天皇的登基典禮仍在京都御所正殿紫宸殿舉行。

京都御所沒有中軸線，南門建禮門、建禮門內的承明門和紫宸殿（相當于太和殿），并不在皇宮正中，而在偏西的位置。紫宸殿之后，沒有任何主要建筑和紫宸殿處在同一經度。天皇寢宮御常御殿（相當于乾清宮）及其西側御三間，明顯偏向東側。南門建禮門和北門朔平門不相對，東門建春門和西門宜秋門也不相對。

而我們來看中國大致同時期的明清皇宮——紫禁城，擁有規整的中軸對稱格局。

江戶幕府時期（1603年—1867年），幕府將軍常住江戶（今東京），但德川將軍家族在京都也有城堡，即二條城。二條城作為將軍家族的“駐京都辦公室”，是德川幕府控制全國政權的標志。

二條城坐西朝東。西邊為本丸，東邊為二之丸，本丸御殿是1893年從京都御所東北部的桂宮御殿移建過來，而二之丸御殿是江戶時期原物。1867年，德川慶喜向大名宣布“大政奉還”，將權力交還天皇，就是在二之丸御殿的大廣間。由衛星圖可見，二之丸御殿不是規整建筑，而是由六棟建筑物連接組合而成的復合體。在中國，無論皇帝還是高官，家中都區分外院、內院，處理涉外事務和日常起居的空間前后分離，但二之丸御殿卻是一個“綜合體”，將軍無論日常居住生活，還是處理政務接見賓客，都在這處單一復合體內。

中國古代沒有能夠對應日本幕府將軍的角色，我們用高規格的親王府——恭王府作為相對類似的建筑參考。

恭王府南邊是王府，北邊是后花園。后花園是不規則、不對稱的園林，但王府三路建筑卻是圍繞中軸線展開，極具秩序感。

清水寺，是京都最知名的佛寺之一。它是日本法相宗的祖庭。清水寺的衛星圖如下：

清水寺依山而建，大致坐東朝西，建筑依山勢錯落，呈不規整布局，沒有中軸線。

法相宗即唯識宗，源起自玄奘，其祖庭是西安大慈壽寺（即大雁塔所在寺院）。而西安大慈壽寺的衛星圖如下。

明顯的坐南朝北、中軸對稱。

僅此三例，我們就能很明顯看出中日建筑格局的區別。無論是皇宮、貴族建筑還是宗教建筑，中國都講求坐北朝南、中軸對稱。而在日本，除了像奈良東大寺、唐招提寺等受中國直接影響的建筑，多數古建筑并不重視朝向，不要求對稱。中國建筑群里的單體建筑都形制規整，而日本建筑群里卻經常出現不對稱、缺角等樣式的“異形建筑”。

如果我們放大到整個城市的范疇，也能看出中日兩國對“對稱”態度的區別。公元八世紀，日本先后效仿唐長安城興建了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當時都是有中軸線格局的，但經過一千多年的演變，今天的京都和奈良城，都早已偏離了當年的中軸線。

而在中國，許多城市的建筑雖然早已翻新了許多輪，但中軸線卻能夠延續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從唐朝至今，西安的中軸線基本未變；從元朝至今，北京的中軸線也一直延續；到了現代，成都甚至在明清中軸線的基礎上延伸出150公里的天府大道，號稱“世界最長中軸線”。

為什么中日建筑空間如此不同？

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始終是一個以“禮”為核心秩序的國家。“禮”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構建了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權力體系和社會結構，坐北朝南、中軸對稱，是“禮”的外化。而日本并沒有形成以“禮”為中心的秩序，儒家文化也從來沒有主導過日本社會，其建筑自然也就沒有濃厚的中國式禮序色彩。

由此展開，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觀察中國和日本社會的不同。

從最高權力的視角來看，中國皇帝的權力來源是“天命”，但“天命”可以轉移，“天命”壽數盡了，王朝就要更迭，王朝的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來源于“績效合法性”的。

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在傳說中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其合法性來源是神話和血統。

在中國，皇帝是集權者，皇帝既是天然的國家元首，又是天然的政府首腦和軍隊統帥。而在日本，從攝關政治到幕府政治，從大正民主到軍部上臺，再到1947年公布新憲法之后的民主化改革，天皇在大多數時候只是國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實權，近一千年來的日本天皇中，從親政到去世，始終擁有接近中國皇帝的巨大權力的，只有明治天皇一位。

從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來看，中國因為巨大連綿的平原地形、對黃河、長江、淮河等重要水系的治理需求等多重原因，形成了強大的中央政府。秦朝統一六國之后，中國就已經逐漸告別“封建制”，中央政府的權力一桿子插到縣一級。

反觀日本，在大政奉還之前，一直實行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即基于“封邦建國”的原始定義標準）。日本歷史上的天皇、關白、將軍，沒有誰會直接統治全部領土，進入幕府時代，大部分領土都分封給大名（相當于中國的諸侯）在實際統治。

從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來看，日本沒有形成大政府。日本寺院的密度極高，不是今天的日本和中國比，即使以古代日本和同時期中國比，其寺院密度也要高得多，因為日本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資源，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許多居民依附于寺院。在古代日本，神（道教）佛（教）一體的寺院神社，很大程度上扮演著類似西歐教會的角色。

從社會階層結構來看，日本沒有科舉制，自然也就沒有中國式的“學而優則仕”式的社會流動。也是如此，日本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文官官僚體系，日本的治理權長期掌握在貴族武士階層手中。在封建制的背景下，日本武士和歐洲的騎士，其實也是很相似的。

經過以上種種梳理，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即使是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其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和中國乃至朝鮮半島，極其不同。

中國是大陸性的、中央集權的、大政府（更世俗化）、強社會流動（科舉制）和文官主導的社會。而日本的社會結構，幾乎完全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反面。

日本是海洋性的、封建制的、地方分權的社會，是一個由軍事貴族（武士）主導統治權（類似歐洲騎士）的社會，是政府較弱勢寺院神社力量更強大的社會。日本有相當嚴苛的身份世襲制，又沒有科舉，社會在承平年代的流動很弱。

其實，近代化以前的日本，其社會結構和中世紀西歐的相似性，遠遠大于它和中國、朝鮮的相似性。日本有許多城堡，至今保留了不少的“天守”，這種建筑形制為日本獨有，中國、韓國都沒有，這并不是說明日本的石制建筑技術有多么高超，而是因為只有世襲的武裝統帥（將軍或大名）才有這樣的城堡建設需求。

日本國寶姬路城

更直白一點說，日式城堡雖然有東亞式的“大屋頂”，但它在本質上是封建制的產物。日本城堡和歐洲城堡的內核是一樣的，自然在中國、韓國找不到對應的參照物。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社會結構是深層，制度和文化是中層，器物和技術是表層。

當年，中國人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就是要堅持固有的制度和文化，只學習西方的器物和技術。

而日本人說“脫亞入歐”，首先當然是全盤學習西方的器物和技術——改公歷，著洋裝，修建西洋式建筑，實現工業化。這其實并不那么難，中國其實也想搞。

第二個層面，就是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日本的制度和文化中，至今也保留大量的中國成分，最典型的如對漢字的廣泛使用，因為中國是日本最早接觸到的文明大國。但即使在古代，日本的制度和文化也并不是照抄照搬中國，而是借用中國的文字、制度、佛教信仰和技術，嫁接到日本固有的社會結構上，形成了自身的上層建筑。

變器物技術容易，變制度文化難，變深層次社會結構更難。

國人往往會感慨，日本為什么能夠相對輕易地改變制度和文化？其實是因為它們的社會結構，天然有一部分適應西方制度、文化的土壤。而中國的制度和文化變革極難，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權力結構、社會結構天然和西方差異巨大。

其實，日本的“社會結構”本來就不是“亞”，所以日本要“脫亞入歐”，只需要在相對表層的制度、習俗、技術等層面上發力即可。更何況，日本其實在幕末開埠前的兩三百年，就已經對西方世界有遠超亞洲大陸的理解——研究荷蘭的“蘭學”早已盛極一時，日本19世紀中后期“學西方”的起點，本來就比中韓高得多。

而像中國、韓國這樣更典型的儒家文化圈的“亞”，要想在近代化之初就“脫亞”，即使脫掉一層皮，也無法做到。因為中韓兩國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秩序太堅固了，而且這種結構和秩序，天然和西方差異巨大，因此很難與舶來的制度、文化形成契合。

歸根結底，一個國家的命運，并不只是由關鍵時刻、關鍵人物決定。每個國家發展路徑的選擇，背后都有強大的歷史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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