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文學有多遠？

微信已打亂公號推送順序，請將“元淦恭說”設為星標，以免錯過更新。

我是一個以文字為業的人。

從小到大，我語文成績一直不錯。但我也有短板和軟肋。

我精于語法、邏輯和數據，但卻對所有帶情節的東西都提不起興趣。我從來不會寫記敘文，如果考試要求我寫記敘文，我就會掛掉。四大文學體裁小說、戲劇、詩歌、散文，詩歌和散文我倒能讀，但小說和戲劇我幾乎不涉獵——我對情節的記憶能力太差了，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時至今日，我對所有小說情節的認知基本都來自于二創——電視劇、連環畫、書上的故事梗概或者是B站Up主的解說。

所以，我一直覺得文學離我很遠，我也從來不以“文藝青年”自居，大學學的也是經濟，后來卻誤打誤撞進了媒體圈。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以文字表達為生的人，最主要的無非兩類，一類是媒體人，另一類是作家。相較而言，媒體人似乎觀照現實更多，而作家更加天馬行空。

大三升大四的那個暑假，我開始了在財新的實習，在這之后一年半的實習和工作中，我做過公共政策和環境科技的報道，也跑過一些突發。

記者本質上寫的也是“故事”，只不過是非虛構的、需要有來源和出處的“故事”。我在記錄故事和講故事這件事上實在沒有什么天分，自然也就不是當記者的料。此后我職業生涯的真正轉折，就要到以“元淦恭”的筆名進入智谷趨勢，在智谷趨勢，我寫的東西算是分析和評論，而不再是基于采訪的“故事”，從而最大發揮了我在邏輯和知識結構上的長處，那是后話。

在財新的一年多時間里，我除了認知到自己并不適合做記者以外，也對財新的“零度寫作”有了直觀的感受，這種感受，對我之后的工作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在當時，許多媒體的稿件，比較多呈現記者的個性化表達，但財新不是，它是高度“編輯中心主義”的媒體。在財新，一篇稿子但凡過了編輯的手，記者表達中的個性和棱角就往往磨去不少。財新長期奉行的是不加修飾，不加修辭，不加態度的“零度寫作”，許多人覺得財新的稿件讀起來干癟甚至難讀，不像“南方系”的稿子那么“潤”，不管誰寫的稿子，一上版都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其實，我們那時候討論業務，也并不回避這個問題。雖然大家的雜志稿都很零度，但已經有了財新網這個新陣地，可以讓記者把更有個人色彩的采寫手記到發到財新博客上。我們也可透過博客上的文字，看到每個記者更細膩的情感斷面。

我入行晚，2011年才開始在財新實習。那還是市場化媒體“百花齊放”的年代，財經財新、南周南都、中青北青、經觀新京、21一財……構成一個媒體人的江湖。后來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一切，已然近黃昏了。

十幾年過去了，還有少數人堅守在一線，比如王和巖。

王和巖不是科班出身，但卻是我認識的最堅韌的記者。今年5月，我看她寫了一篇，憶及她2008年去呼和浩特采訪時任呼市市委副書記王志平被槍殺的案件。

說起來，做調查報道，要實現采訪的突破，歸根結底無非兩點，一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別人出于信任乃至其他任何原因，愿意向記者吐露點什么；二是需要自己的堅強和篤定——自身的信念感，媒體機構乃至后方編輯的支撐感，以及媒體人相互扶助的古道熱腸、江湖情義。和巖姐的文章，寫的就是這兩點。

看罷文章，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在財新的日子。法治或突發報道的采訪突破當然精彩，但采訪過程本身，往往也是引人入勝的故事。現在有一方天地，能讓中國最好的記者講出當年的故事，著實難得。

彼時的同事里，像和巖姐這樣還留在機構媒體的，不算多。有些人下海“單飛”，做了自媒體；有的人職業轉型，去了大廠；還有一些調查記者，換了一種方式參與法治進程，轉身做了律師。

劉長在財新和南周都曾是“稿王”的存在，現在是成功的刑事辯護律師。今年2月，我看他寫了一篇，回顧了他的2024。刑辯律師的時間，是被一個又一個案子分割和占據的，每一個案子就是一個時空，在每一個案子之間的轉場，就是一場小型的時空穿梭。劉長回憶自己的十八歲，他曾向往自己的“此刻”總在“天涯”，而經歷過又一個十八歲之后，他唯愿自己的“天涯”，就在“此刻”。

當年的同事里，還有的選擇到這個星球上另外的地方生活，譬如羅潔琪。

羅潔琪2019年去德國訪學，種種陰錯陽差機緣巧合，她帶著兩個孩子留在了柏林。德國不是英語社會，傳統上也不是中國人常見的移民目的地，一個遠離丈夫獨自生活的二娃母親，個中況味可謂冷暖自知。我聽過潔琪上過的播客節目，但還是被她的打動到。

選擇離開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來到一片“

陌生的土地上，開荒播種，放下前半生的榮辱，在身心上重構自己

我接受了，終于在這塊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態，是我沒有放棄的自由和尊嚴。

其實，我多年來和許多老同事聯絡不多，但當我看到他們的文字，仿佛又回到十多年前的星期四，下午5點選題會，選題會開完會有一份盒飯——如果不吃盒飯的話，就去溫特萊中心一二樓或者附近的餐廳小聚一場。

財新報道的文字往往是“零度”的，但我們的心始終熾熱。當我十多年后看到這些老同事的文字，我更加清晰地意識到，記者和作家的界限，從來不是涇渭分明，新聞和文學之間，也絕沒有一道越不過去的藩籬。

文學不是逃離現實，文學是用另一種方式記錄現實。我前文提到的幾位老同事的回憶文章，都發表在一個文學賬號上，它的名字叫“天使望故鄉”。

邱兵和王帥合計，做了“天使望故鄉”，它不只是為一群人構建心靈的故鄉，也是在為我們的時代留下注腳。許多人結緣是從新聞開始的，當這些四散天涯的新聞人在另一處聚首，我更懂得文學的分量和力量。

前些日子，邱兵和王帥對外公布了“天使望故鄉+”的計劃——做文學出版。這個計劃的第一本試刊號叫《100個中國人的夢境》。

其實，夢從來不是虛空的存在。“日有所思，夜有所夢”，100個中國人的夢境，其實就是100個中國人的現實投影。

翻開這本書，我印象最深的夢境之一，是“95后”重慶外賣騎手廖澤萌做的那一個——“總夢到自己會飛，從高空俯沖，找到別人不知道的捷徑，輕松穿梭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更有趣的是，她和同事聊天時發現一個秘密——“他們也總夢到自己會飛”。

多么善良勤勞的中國人，多么樸素又令人動容的一個夢！

我已經開始期待這個系列的下一本書——100個中國人的賬本。那是我們所處時代，最真實的記錄。

互聯網的出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表達平權。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場域，眾聲喧嘩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復雜效應，但在文學的領域，這種平權給了更多普通人，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

如果一個時代的所有出版物，都是職業作家寫的，那就未免太單調。當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我們會看到一個更遼闊的社會切面，后人也會更加懂得我們經歷的跌宕和悲喜。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多看一點，多記一點，多寫一點。文學，未必是曲高和寡的東西，它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

或許，我們和文學的距離，只差一個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