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失利，他們被送到中亞、中東和非洲留學

高考結束后，一個新的留學趨勢正在悄然興起。

與傳統的歐美留學不同，如今越來越多的工薪家庭將目光投向了東歐、中亞、中東以及非洲國家。

這些“非主流”的小眾留學地憑借其低廉的學費、寬松的入學門檻，以及部分中介承諾的“包論文、包畢業”服務，正在吸引大批普通家庭高考分數不理想的學生。

令人玩味的是，此種留學選擇背后還暗藏著一套精明的國企就業以及考公考編攻略。不少中介以“留學鍍金+國企就業+回國考編”的組合賣點，向家長推銷這種“高性價比”的升學方案……

文 | 楚樵

編輯 | 卓然

“高考300分，照樣讀世界名校！”

“無需高考成績、沒有語言要求，輕松拿海外本科”

“學費每年僅需1萬元，三本分數圓你名校夢”

“學渣逆襲通道開啟，錯過高考還有這條路”

高考放榜后，類似的廣告語在各大社交平臺瘋狂刷屏。

這些宣傳話術無疑精準地擊中了當下父母們的焦慮點：當孩子高考失利，只能就讀民辦本科或者大專時，這些標榜“低投入高回報”的留學方案，恰好迎合了家長“曲線救國”的心理訴求。

陶強就是這些廣告語的“幕后推手”之一。

作為較早一批掘金“低分留學”市場的從業者，他深諳中國家長的軟肋：“我們賣的不是文憑，而是希望。”

時間倒退幾年，陶強還和其他同行一樣，擠在英美加澳留學的賽道上“內卷”。盡管背靠大機構資源自立門戶，但在巨頭林立的傳統市場里，他的工作室始終不溫不火。

轉機出現在大前年。一位同行轉型做中亞留學的消息，讓陶強突然意識到：“中國留學市場長期被精英階層壟斷，但真正龐大的需求其實在普通家庭。”

他果斷調整業務方向，將目標客戶鎖定在三四線城市的工薪家庭——這些被主流機構忽視的群體，恰恰構成了最廣闊的市場藍海。

說干就干，陶強與合伙人馬上開啟了“全球掃校”模式。

過去兩三年，他保持著每月至少一次的跨國飛行頻率，先后考察了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阿聯酋等國家，與近30所海外大學簽訂了合作協議。

與歐美國家動輒每年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留學費用相比，這些“非主流”留學地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明顯的價格優勢和寬松的入學條件。

以QS排名200以內的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為例，該校本科生一年的學費約為1-2萬元人民幣，加上生活費，年度總開支可控制在10萬元以內。這個數字僅為歐美留學費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

“在國內如果讀三本或者民辦大專的話，每年的學費也得兩三萬塊錢，再加上生活費、住宿費等雜費，總花費其實和在哈國立留學相差無幾。

但在這里，孩子拿到的是國際認可的本科文憑，未來無論是繼續深造還是就業，選擇空間都會大很多。”陶強說。

“免高考成績、無語言要求、百分百錄取”——這幾乎是所有中亞留學中介的統一話術模板，一些中介甚至直接標榜：“我只為學渣服務，學霸請繞行”。

郝女士正是被這樣的宣傳打動，決定把兒子送到“斯坦國”的。

兒子高考成績不到300分，連民辦本科的門檻都達不到，只能讀個普通大專。查分那天，孩子表現得很平靜，郝女士卻焦慮到滿嘴起泡，失聲說不出話。

身邊有家長陸續開始籌備“升學宴”，雖然她討厭這種習俗，但想到這些年送出去的天價禮金，也希望能借機收回。可一想到要在宴會上公布孩子的分數和錄取學校，她就感到無地自容。

現在有了出國留學這個選擇，總算讓她挽回一些顏面。唯一的顧慮是語言障礙——兒子完全沒有俄語基礎。

不過，在陶強看來，郝女士的這些擔憂根本不值一提。

與歐美主流留學市場不同，中亞、非洲等小眾留學國家的合作院校通常不提供傭金返點，中介機構的盈利模式完全依賴于向學生收取的服務費。

在陶強的價目表上，中介費是8000元，包括資料翻譯、文書制作、面試輔導、簽證代辦等所有環節，若沒有足夠的生源規模支持，這個價格幾乎無利可圖。

真正能給他帶來利潤的是“增值服務”。

以語言解決方案為例，面對像郝女士這樣擔心孩子語言能力的家長，陶強會提供兩種選擇：

一種是提前去所在學校讀預科，然而對于俄語零基礎的孩子來說，即便提前一年讀語言，大概率也無法達到正常上課的能力，所以他們會提供第二種選擇：“無憂套餐”。

所謂“無憂套餐”，就是中介承諾從孩子入學到畢業全程護航，機構可提供包括課程翻譯、論文代寫、答辯輔導等全套學術支持，收費10萬元人民幣。

此外，該套餐還涵蓋海外生活全方位托管服務——從落地接機、代為租房，到協助開設境外銀行賬戶、辦理居留手續等，一應俱全。

部分高端套餐還會提供“學業管家”服務，專人負責跟蹤課程進度、與教授溝通，并定期向家長發送學習報告，確保萬里之外的父母也能對孩子的留學生活了如指掌。

陶強透露，當招收的中國學生達到一定規模后，往往能獲得特殊政策：不僅可以單獨開設中國班，還能適當調整學制。

俄語系國家普遍沿襲前蘇聯的4-2-3學制體系，即本科4年、碩士2年、博士3年。但對于獨立成班的中國學生，校方通常會靈活處理。

以碩士研究生為例，在單獨組班的情況下，即便是計算機等常規需要兩年完成的專業，學制也可以壓縮至一年。

對于不想學習俄語，英語基礎還行，但預算有限的學生，留學中介們也開發出了一條成熟的“高性價比替代路徑”。

一些歐美大學在中東、非洲等地設有分校，這些海外分校的學位證書與本校完全一致，但是學費和生活成本卻只有本部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以英國蘭卡斯特大學非洲加納校區為例，該校四年制本科總學費約為12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甚至不夠支付英國本校一年的學費。

另外，持有高考成績或A-Level成績的學生可以直接申請三年制本科，相當于“白賺”一年的時間和費用。

不過，這類分校的學費優勢雖然明顯，但入學門檻并非完全“放水”，申請者仍需提供雅思5.5分及以上的英語成績證明，同時對高中三年的成績均分也有考量，比較適合經濟條件有限又想拿名校文憑的學生。

“同樣是蘭卡斯特大學的畢業證，在英國讀四年可能得一兩百萬，而在加納校區幾十萬就能搞定。就像買同一個品牌的包包，專柜和奧特萊斯的區別，背出去都是名牌，誰會問你在哪兒買的呢？”陶強說。

一條被“包裝”的捷徑

除了學費低、門檻低，真正讓郝女士下定決心送孩子去中亞留學的，是中介反復強調的“考公考編”優勢。

“咱們合作的院校都在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名單上，回國考公務員、進國企都沒有問題”中介信誓旦旦的承諾，擊中了這位焦慮母親最迫切的需求。

“在當前的就業市場上，擁有全球排名100多的海外院校學歷的求職者，往往比國內普通三本院校畢業生更具競爭優勢。如果本科畢業后繼續攻讀一年制碩士，考公考編、一線城市落戶等機會都能把握住。

雖然是小語種國家的留學經歷，但在職稱評定和薪資待遇方面，與歐美國家留學生并無明顯差異。”

陶強分享了一個真實案例：他經手辦理的一位學生，在中亞某大學碩士畢業后，順利被國內一所高校聘為講師。與這位學生同期入職的另一位老師，畢業于英國的一所紅磚大學。

“我們在閑聊時算過一筆賬，”這位學生回憶，“同樣是一年制碩士，在英國留學的同事一年花了55萬，而我的總開銷還不到10萬。”

雖然小眾留學性價比很高，但實際操作中困難也不小。

陶強坦言，以前做歐美留學時，最大的難點是幫學生爭取名校offer；而現在最難的是要說服家長接受這些相對冷門的地方，愿意讓孩子去這些國家讀書。

“跟家長談‘開闊眼界’這套根本沒用，”陶強直言不諱，“但只要提到畢業后能考公考編、進央企國企，他們立刻就來精神了。”

這種直擊痛點的宣傳策略雖然有些功利，效果卻出奇地好。在某三線城市的留學推介會上，以“考公進國企”為賣點的PPT頁面，被家長拍照轉發的頻率明顯高于其它內容。

陶強的話并非空穴來風。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企業海外布局步伐加快，許多央企和大型國企都在中亞、中東和非洲等沿線國家拓展業務。

這種經貿合作的日益深化，直接催生了一類新型人才需求——既具備專業知識，又熟悉當地語言文化的留學生，正成為這些企業優先考慮的人選。

老何是某國企的資深工程師，經常去中東和非洲出差，這些年跑過沙特、阿曼、卡塔爾、埃塞俄比亞等很多國家。

兒子還有一年高中畢業，但以孩子目前的成績來看，考上國內本科希望渺茫。

為此，老何早早就做好了規劃——送兒子去迪拜留學。這個選擇既考慮到了相對低廉的留學費用，也有將來讓孩子進國企的打算。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經常去中東工作，可以隨時看望兒子。

“家里條件好的當然首選歐美留學，”老何說，“但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家庭只能量力而行。中東留學是個不錯的折中選擇——既能為孩子爭取國際學歷，又不會讓家里負擔過重。做父母的，只能在能力范圍內搭個梯子，孩子能走多遠，終究要靠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