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奇：從北大學生領袖到潛伏東北最高軍政部門的紅色特工！

他是北大“理工男”，在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候，毅然放下“科學救國”的理想，走上了“革命救國”的道路，書寫了從北大學生領袖到成功打入國民黨東北最高軍政部門的紅色傳奇故事。

這個北大的“理工男”就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北大學生會副主席，與黃華、姚依林同為無人不曉的學運領袖的紅色特工

葛佩奇

• 懷揣著救國夢，他成為北大學生領袖

俗話說得好，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葛佩琦就是這樣的人。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東省平度縣仁兆鎮一個貧農之家。

在六個兄妹中，他排行老五，下面還有個妹妹，一家八口人僅靠三畝半地艱難度日。盡管如此，父母還是節衣縮食送孩子讀書。

八歲那年，葛佩琦進入村里的私塾讀書。他也很懂事，農忙時節，村塾放假，他就主動干家務，一邊放牛喂豬一邊讀書。

葛佩琦自幼天資聰慧，又刻苦好學，私塾一畢業，他就考取了當地一所美國基督教會辦的知務中學附屬小學六年級。

一年后，他小學畢業,由于平度縣沒有中學,在家干了半年農活后，求知欲旺盛的他，聽說黃縣縣城有一所崇實中學辦得還不錯。這也是一所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學校,校長是一位美國牧師。

1929年春節后,葛佩奇挑著行李和書籍,步行300多里來到了黃縣崇實中學（現龍口第一中學東校），并如愿考入了該校。

就在葛佩奇憧憬未來時，意外發生了。

1928年5月3日,侵華日軍在濟南肆意屠殺同胞,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五·三”慘案。葛佩奇入學后的次年5月，正值“五·三慘案”兩周年紀念日，學生會發起了紀念大會。活動議程中有“向國旗鞠躬”的安排，但這項內容遭到美國傳教士校長浦其維的反對和阻擾，他說“向國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違背了基督教教義,要求學生會取消這一內容。但學生愛國情緒高漲，堅決沖破阻撓，毅然向國旗行了三鞠躬禮。

翌日，校長惱羞成怒，宣布解散學校。

家里有錢的學生只好到別處求學，葛佩奇就慘了，在黃縣上了一年半的學后，再次失學。但是，他不甘心，決定遠赴北平求學。

可家里一貧如洗，無法供給他外出讀書，關鍵時刻還是母親發話了：

“要去就去,北平餓不死活人,沒錢讀書,就找點工作干。”

幾天后，懷著“科學救國”的夢想，帶著父親東借西借湊來的15元錢，葛佩奇不辭辛苦，長途跋涉來到了北平，借宿在哥哥老師家里。

在哥哥老師幫助下，他去海京工廠當了一名學徒，每天兩頓窩窩頭,每月1元零花錢,沒有工資。

1930年8月,黃縣崇實中學的幾位同班同學也來到北平,進入了祟實中學（現在北京第21中學），其中一個同學見他沒錢上學，出于同情，借給他25元，正好夠交一個學期的學費。

就這樣，開學后，他插班進入崇實中學，成為一名初中三年級的學生。

祟實中學也是一所美國耶穌教會辦的學校,原來的校長萊牧師辦了一個羊奶場,由于經濟困難，葛佩奇就半工半讀，當了一名送奶工。

每天送兩次奶，早晨4點起床,騎著自行車,帶著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東單、東交民巷一帶的用戶家(多數是外國人)，工作兩個小時，然后去上課；下午4點下了課,再按原路線送一趟羊奶,吃了晚飯后,去上晚自習，就這樣，解決了學費和吃飯問題。

就在這樣的半工半讀情況下，第一學期葛佩奇的各門功課總平均分,在初中全體同學中列第二名（學校還發給8元獎學金），最終他用了二年的時間,讀完了高中三年的課程。1933年暑假,葛佩奇從高中二年級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進入北大后，他本來想“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物理書”，但“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此時“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更何況，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政治空氣很濃厚，于是，葛佩奇也開始關心時政，參加各種政治活動。

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事變，葛佩奇深感抗日救國，匹夫有責，于是，他簽名發起組織成立了北京大學學生會，任執行委員，并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

1935年12月9日，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12月16日，北京學聯又組織了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葛佩琦作為組織者，始終站在游行隊伍的前列，被國民黨軍警拘捕。

在獄中，面對當局抗日犯法、愛國有罪的做法以及強加給學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他說道：

“是,我們是要造反。我們要造日本帝國主義的反,要造漢奸賣國賊的反。”，“我是堂堂大學生，是抗日救亡的愛國青年，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

幾天之后，他被學校當局保釋回校。

經過這次獄中斗爭，葛佩琦更加堅信，要抗日救國，就必須靠攏中國共產黨。

在黨領導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到全國,各地紛紛起而響應,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這個運動推動了"七·七"抗戰的爆發。

“一二·九”后，北大學子先后成立了一系列抗日救國政治團體，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系黨的外圍組織，簡稱“民先隊”）、“北京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等，葛佩琦不僅第一時間參加，還逐步成為骨干。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6年12月11日，北大學生自治會正式成立，葛佩琦當選為副主席（主席為陳忠經，他與熊向輝、申健并稱為“龍潭后三杰”）。

由此，他成為北大學生領袖。

• 投身抗日斗爭，成為革命戰士

1937年6月，葛佩琦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放棄了山東教育廳拋來的要他到省立二中當物理老師的橄欖枝，決心參加抗日斗爭。

恰巧北平各大院校學生在西山聯合舉辦軍事夏令營，聽說夏令營還安排了老紅軍袁也烈講游擊戰，葛佩奇就專程跑去聆聽了他的講課，學到了游擊戰常識。

“七七事變”后，平津淪陷，葛佩琦就和同學輾轉前往南京，參與組建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學會”(以下簡稱平津同學會)，并被推選為執行委員。

當時，國共正處于合作抗日時期，為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國民黨實行全面抗戰,并要求國民黨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學生上前線,參加抗戰工作，平津同學會就派葛佩琦等三人為代表,帶著《平津同學會上政府意見書》，往訪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等國民黨高層。

國民黨內部蔣、汪兩派都想爭奪這批平津學生,為他們所用，但誰也不同意分配這批學生上前線工作。

經過交涉，當局同意他們在后方做抗日工作。于是，葛佩奇和其他執委一起，帶領大家做了大量利于抗戰的工作，如組織戰地救護隊，組織宣傳團,擴大抗日救亡宣傳等。

隨著平津同學會抗日活動影響力不斷擴大，南京當地的大中學學生也參與到抗日救亡工作中來，被迫抗日、片面抗日的國民黨當局對此產生疑慮和恐慌，擔心平津同學會和大批平津學生繼續留在南京對他們是個威脅。

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相繼開學為借口,要求平津同學會疏散聚積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學生到后方去，并動員平津學生自行離開南京。但是愿意離開南京的學生很少,大多數仍然要求到前線做抗戰工作。于是，南京政府教育部下發“訓令”，要求平津學生會自動解散。

南京憲兵司令部也借口“維護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學會從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學生，并要求同學會停止活動，平津同學會均予以拒絕。

在此情況下，南京地下市委傳達中央指示，可要求國民黨政府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學生辦個訓練班，將在南京的平津學生經過合法的渠道輸送到前線,做抗戰工作，于是，葛佩奇與另外兩個同學再次代表平津同學會與南京政府教育部交涉，要求國民黨政府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學生辦個訓練班。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1937年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準開辦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簡稱戰訓班，負責人是民運部部長陳立夫)，與此同時，10月8日，南京憲兵司令部又下令逮捕了葛佩奇等10名平津同學會執委，逼迫解散同學會。

這是葛佩奇第二次被捕。

幾天后，葛佩奇等就被釋放，他參加了戰訓班（參訓的有500多平津流亡學生）。次年1月結業，葛佩奇等100人被分配到河南第一戰區工作。

1938年3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潛委派葛佩琦他們為民運指導員，要求他們到豫西和豫東29個縣工作。考慮到豫東商丘地區12縣接近抗戰前線，葛佩奇和共產黨員王振鴻、劉野亮等40人就主動要求去那兒工作。中心任務是:程潛

根據“人不離槍,槍不離鄉”的原則,在各縣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聚集抗日力量,保衛戰區安全,支援前線抗戰,主要是支援徐州會戰。

出發之前,經河南省黨委委委員、八路軍開封辦事處主任劉子久找他談話，并指示他：

到豫東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裝。

劉子久

不料，剛到縣里工作并不順利。各縣國民黨的縣長和縣黨部書記長反對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理由是地方武裝已由聯保主任組成了聯防隊(一種限制共產黨活動的組織)，實際上還是搞片面抗日，他們害怕民眾起來抗日。為了逼走下派的民運指導員，他們甚至借口“財政困難”,拖延支付上面要求的給民運指導員每月20月的生活費。

民運指導員也不慣著地方，情況反映到程潛那兒后，他隨即在4月中旬在開封召開了有各縣民運指導員、縣長、縣黨部書記長參加的民運會議。

會上，他旗幟鮮明地要求各縣要將民運工作放在第一位,如有妨礙民運工作者,應受嚴肅處理。

會后,他又撤掉了商丘地區的6名縣長,并放權讓民運指導員推薦新縣長。葛佩奇推薦了曾在馮玉祥手下當過團長的蔡洪范(虞城人)為虞城縣長。

這一招立竿見影。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蘇北、豫東淪陷。為阻止日軍進攻速度，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將黃河決口。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鄭州移到洛陽，派到豫東的40名民運指導員,有39名隨著軍隊撤到黃泛區以西,只有葛佩奇一個仍留在豫東商丘地區。

此時，國民黨在商丘地區的黨務專員、各縣的縣黨部書記長,都已逃跑，葛佩奇就聯合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虞城縣長蔡洪范成立了豫東抗日游擊司令部，宋克賓任司令，蔡洪范任總隊長，葛佩琦任政訓處長。

這是當時活動在黃泛區以東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裝。

蔡洪范有軍事才能，葛佩奇有政治素養，兩人珠聯璧合，在他們的調教下，這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擊隊戰斗力超強，在黃泛區以東先后打了幾個勝仗，拔除了日軍在隴海鐵路線上的幾個防護據點，收復了兩座被日軍侵占的縣城。

7月上旬，葛佩琦和宋克賓奉命趕赴洛陽，受到程潛將軍的親切接見、長官部的表揚、政訓處的慰問。他們在洛陽舉辦了戰利品展覽，洛陽各報紙報道了豫東抗日游擊隊在豫東的抗戰情況。

由于戰績突出，長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決定將“豫東抗日游擊司令部”改為“豫東保安司令部”，宋克賓擔任豫東地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葛佩琦仍擔任政訓處長，發給部隊步槍子彈20萬粒、手槍子彈1萬粒、電臺兩部、法幣5萬元。

洛陽之行，使葛佩奇走到了聚光燈下，也改變了他的人生。

在洛陽，經時任河南省委委員、豫西特委書記、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劉子久介紹，葛佩奇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一二·九”以來，他爭取入黨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離開洛陽之前,劉子久交給葛佩奇一個任務：

“做好宋克賓和官兵的統一戰線工作，為新四軍彭雪楓同志率隊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條件。”

回到豫東后，有了錢和武器，部隊擴編為三個縱隊1.5萬多人,成為豫東一支最大的抗日游擊隊。

1938年冬,彭雪楓率新四軍游擊支隊,由豫南竹溝鎮經西華縣來到豫東鹿邑縣。

由于葛佩奇統戰工作成效顯著，新四軍受到宋克賓等人的歡迎。對此，彭雪楓肯定了葛佩奇的工作，并要他繼續搞好統戰工作。

1939年春,彭雪楓率部進到永城縣境,在與日軍作戰時犧牲了幾位戰士，葛佩奇受宋克賓委托，代表豫東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參加了追悼會。

隨著戰事的推進，統戰形勢也發生了變化。

1939年春，程潛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任，行營設在西安，衛立煌接任。接任后，衛立煌對豫東保安司令部開始排擠，宋克賓對抗戰前景開始悲觀，好在程潛及時出手給予支持，將原來的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黨暫編第二軍（轄三個師），宋克賓任軍長、葛佩琦任政治部主任，并于1939年5月，調河北省抗日。

這支部隊畢竟是游擊隊出身，小打小鬧還可以，正面與日軍硬剛就不行了，在河北大名、南宮之間，部隊遭到日軍掃蕩，損失慘重，士氣低落，軍心動搖。

當晚，在軍部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葛佩琦發現宋克賓想當漢奸，當即果斷決定脫離部隊向組織匯報，連夜趕到彭雪楓部時，才知道彭雪楓已經率部東進，副司令吳芝圃還在。吳芝圃指示葛佩琦：

趕快到西安找程潛，設法使宋部不當漢奸。如果宋部當了漢奸，就利用程潛的關系，留在天水行營，長期埋伏，等待時機。

吳芝圃

• 潛入敵人心臟，成功建立情報網絡

歷經艱辛，葛佩奇來到在天水行營，向程潛匯報了工作。

隨即，他被派任為“天水行營豫東特派員”，任務是策動漢奸部隊反正。行營給葛佩琦派了三名聯絡參謀和一部電臺(即一個通信班)。

從此，葛佩琦參加了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的西安地下情報工作，接受趙耀斌（又名王石堅）的領導，開始了作為紅色特工的潛伏生涯。

九月初，葛佩奇一行由西安出發，長途跋涉來到界首。在駐扎沈丘界首一帶的何柱國騎二軍的配合下，葛佩琦先后策反了偽和平救國軍第一軍獨立團袁天柱部隊和曹大中、李忠毅、宋克賓三個偽軍師，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東的統治力量。

1940年冬，程潛調重慶工作，天水行營改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葛佩琦仍埋伏在該廳，擔任參議。

1942年春，蔣鼎文調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葛佩琦接受黨中央的指示，利用蔣鼎文的關系，由西安辦公廳調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少將參議，并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赴豫東作情報工作。

明面上，他派遣聯絡人員赴商丘、柘城、亳縣等日寇統治的城鎮，搜集日軍和漢奸部隊的情報，為國民黨搜集各方情報，通過電臺及時報送，緊急情況派專人傳送；暗地里，他利用少將參議和組長的公開身份，與在界首以及來往界首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交住，將國民黨軍隊的部署和調動情況通過電臺報給了延安，到達了毛澤東的案頭。

從此，葛佩琦在豫東、皖北成功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情報網絡，聯絡范圍遠至北平、上海。

幾年來，葛佩琦的情報網成效顯著。比如，在國民黨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處，他了解到了國民黨在豫東的河防部隊調動情況，與國民黨蘇魯豫皖邊區副總司令沈克交住，了解到該邊區總司令部的編制和人事安排，并了解到國民黨設立蘇魯豫皖邊區總司令部的目的是為了破壞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

1943年秋，他到阜陽見到當時駐阜陽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牟中珩等人，了解到九十二軍李仙洲部一些情況。

不僅如此，在收集日偽情報方面，也是有目共睹。

1943年春，葛佩琦安排情報員按天登記通過商丘車站的日本軍車次數、去向、所載部番號、人數、武器裝備、軍用物資種類、數量等，結合其他情報員送來的材料，他發現日本從徐州到開封的軍事運輸頻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聯系到日本在南京“高級軍事會議”上提出的“打通大東亞交通線”的計劃，判斷日本可能要發動進攻鄭州、打通平漢鐵路的戰爭。

1941年1月，他將情報迅速轉報給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和中共西安地下情報組織。

時過不久，日本就發動了中原戰役，鄭州、洛陽相繼淪陷。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趙耀斌（又名王石堅）、李年等人打著三民主義青年團陜西團支部的招牌，共同籌辦“西安研究書店”，以此為地下工作聯絡站，繼續開展隱蔽斗爭。熊向暉多次通過這個站送出絕密情報，使胡宗南進犯延安敗績連連。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趙耀斌（又名王石堅）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聯絡站，為向東北轉移作準備。

1946年春，按照趙耀斌（又名王石堅）安排，此時已任國民黨東北行轅政工處第二科科長的李年，借著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到北平的契機，介紹葛佩琦認識了余紀忠。

余紀忠對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賞識，幾天之后，就委任葛佩琦為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

到沈陽后，葛佩琦和國民黨東北行轅政工處第二科科長李年、沈陽警備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兼東北通訊社社長王書鼐、遼北省長嶺縣縣長邢國彥等地下黨員，共同建立起一個情報小組。

在東北，葛佩琦先后擔任政治部代理第一組組長、新聞組組長、東北通訊處處長，能夠利用身份掩護，獲得大量機密。國民黨在東北各支部隊的番號、駐地、人數、編制等信息，均會報給長官部政治部，以便編成國民黨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這些情報，悉數經過葛佩琦之手。

每次獲得情報后，葛佩琦都是將情報交給單線聯系人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譯成電碼，交由地下電臺發報員發給延安。

1947年底，西安、沈陽等處的地下組織被破壞，他的聯系人李年和組織關系領導人趙耀斌（又名王石堅）先后被捕，并下落不明，他從此與黨組織失去聯系。

新中國成立后，因與他單線聯絡的上級被捕，無人證明其革命歷史，他成了“黨外人士”。

青少年時代懷抱“科學救國”夢想學習物理的葛佩琦，覺得新中國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便選擇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他先后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部書。

1957年反右運動中，葛佩奇被錯劃為右派，并被扣以“國民黨少將”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

1980年葛佩奇獲平反，1983年5月，恢復黨籍，黨齡從1938年計算。

1993年1月13日葛佩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葛佩琦生前，老戰友和入黨介紹人劉子久曾為他賦詩一首：

中州風雨憶當年，與君共讀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風勁草有今天。

這首詩不正是葛佩琦一生經歷與性格的真實寫照嗎！

參考資料：

《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