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Bernie Cho：C-Pop的下一站，構建屬于自己的K-Pop式產業機制

這個夏天，K-Pop再次席卷全球。

截至8月底，《K-Pop獵魔女團》成為Netflix有史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動畫，電影中虛構的女子組合HUNTR/X的歌曲《Golden》一度登上Billboard Hot 100榜首；與此同時，BTS也將在9月24號開啟movie weeks，在全球范圍內同步上映四部演唱會電影。

從十余年前延續至今，K-Pop在全球的主流媒介與文化消費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以至于，K-Pop不再只是單一的流行文化符號，而成為文化產業全球化的樣本。它證明了流行音樂在文化出海、國際傳播與產業再生產上的巨大潛能：既能突破語言壁壘進入主流消費場景，也能在全球市場實現長期的商業運營與價值循環。

2025中國數字音樂產業大會期間，我們對韓國首家獨立音樂藝人及廠牌服務機構DFSB Kollective 創始人Bernie Cho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深入專訪，試圖從產業視角解讀“K-Pop如何成為全球化現象”，并進一步探討，從K-Pop到C-Pop，中國音樂產業還有哪些可為？

K-Pop的核心絕非偶像，而是產業體系

“我是拿著K-Pop后臺通行證的人。”Bernie Cho如此調侃。

作為DFSB Kollective的創始人，他在行業中深耕20年，就像在K-Pop的后臺，零距離見證了K-Pop的整個全球化進程。從把第一首K-Pop歌曲推上iTunes，到操盤美國首個全部售罄的K-Pop巡演，Bernie和他的團隊在幕后參與了無數關鍵時刻。

也是在這20年間，K-Pop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從亞洲潮流逐步走向全球文化的核心。2002年，BoA憑借《Listen to My Heart》成為首位登頂日本Oricon專輯榜的韓國藝人；2009 年，Wonder Girls的《Nobody》將K-Pop打入Billboard Hot 100；2012年，PSY的《江南 Style》在YouTube上創作了全球級點擊奇跡。

如果說上個十年的K-Pop依賴的是偶像效應，那么這個十年K-Pop依賴的偶像背后產業體系的長期可持續性。

進入2010年代，K-Pop的市場規模出現了飛躍式擴張。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KCTI）的報告顯示，2023 年 K-Pop 海外銷售額首次突破1萬億韓元，達到1.24萬億韓元（約8.93億美元），同比增長 34.3%。

對于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KCTI將其歸因為市場多元化、國際推廣常態化與新藝人崛起。這與Bernie的觀察高度契合，在專訪中，他向我們闡釋了背后更為深刻的運作模式。

海外往往將 K-Pop 簡化為“青少年偶像舞曲”，但在Bernie看來，實際上，韓國音樂生態遠比想象中復雜：“韓國音樂圈有大量風格多樣、充滿活力的音樂人，涵蓋舞曲、嘻哈、R&B、搖滾、電子等各種流派。”

他強調，多元化的音樂風格帶動多元化的市場：不同類型的藝人和廠牌面對各自的受眾群體形成細分市場，DSP平臺、演唱會、周邊產品和海外發行渠道則構建了橫向交織的產業網絡。

這種多元性能夠持續擴散，依賴的是一整套“全棧式商業模式”。

Bernie將頂尖K-Pop公司稱為“音樂公司”，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唱片公司或經紀公司。在他看來，頭部企業HYBE、SM、JYP、YG更像是“全棧式”組織：從練習生培訓、音樂制作，到市場營銷、粉絲運營，再到演唱會和衍生產業，所有環節都由同一家公司協調。這種模式讓它們不僅能快速推新人、放大內容，還能在市場波動時靈活調整方向。

“這種模式創造了驚人的營收規模。”Bernie 直言，“HYBE、SM、JYP、YG 每年的營收總額，都超過了從東南亞到西北歐整個區域音樂市場的體量。”

與此同時，DSP（Digital Streaming Platform，即數字音樂流媒體平臺）則成為推動新藝人崛起的另一支力量。與中國類似，韓國的DSP為獨立音樂人構建了一條“端到端”的價值鏈。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Bernie提到，在韓國，本土音樂在DSP平臺上的份額高達 95%以上，而國際音樂的市場份額則普遍低于5%-。這意味著，本土音樂在亞洲音樂市場可以有更廣泛的吸引力。當然，在中國，本土原創音樂還沒有獲得應有的收益。

換句話說，K-Pop 的全球化，不是單一的爆款故事，而是一套制度化產業設計與本土創新共同驅動的結果。在這套體系下，新藝人源源不斷涌現，獨立音樂市場蓬勃發展，DSP 與娛樂公司形成合力，從而讓K-Pop的全球影響力有了可持續的“源頭活水”。

從政策支持到商業模式，“用10到20年，來一夜成名”

K-Pop的崛起，讓韓國音樂產業一時間成為全球企業、研究機構乃至政府部門的觀察焦點。身處其中，Bernie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在他看來，K-Pop的成功，看似是一場“革命”，實際上是用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精心打磨出的“一夜成名”。

這股席卷全球的熱潮，并非僅依靠臺前偶像的表現力，而是一整套舉全國之力的系統化產業設計：韓國將日本、美國、英國等成熟市場的實踐經驗混合優化、本土化，打造出兼具國際競爭力與本土特色的產業生態。

Bernie將這一機制形象比喻為“拌飯”，把大家熟悉且喜愛的食材混合在米飯中，既保留韓國特色，又易于全球接受。

其中核心食材之一，是韓國政府的戰略扶持。1990年代金融危機后，韓國意識到傳統制造業的局限，將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支柱。韓國政府“在推廣韓國音樂、保護韓國音樂產業方面，不僅積極主動，必要時甚至會采取強硬舉措”。目前，韓國政府的扶持舉措多種多樣，包括設立專項基金、提供專項補貼、資助音樂人參加國際大型音樂節、建設產業基礎設施等，甚至在市場出現不良行為者時充當“安全網”，介入干預以保障音樂人合法權益。

更為重要的是，韓國政府還會向行業提供權威的數據支持。“韓國政府對待K-Pop及文化產業的態度，與對待半導體、電子、汽車等核心產業毫無二致。”Bernie告訴我們，“我們能獲取海量的消費者數據、市場數據及行業運營數據，這些數據能切實幫助行業找到改進方向。”這也是中國音樂市場目前還有所欠缺的。

這種制度化支持與K-Pop自身的市場潛力形成正向循環：政府扶持促使產業專業化、國際化，加速了K-Pop的出口和全球影響力；而K-Pop的海外成功又反哺國家經濟與軟實力——相關文化產品成為第二大消費品出口，僅次于汽車；韓國形象被全球觀眾與潛在游客認知強化，帶動文化旅游和相關消費增長。

政府支持之外，娛樂產業的制度化運作也是K-Pop長期發展的關鍵。

截至目前，所有頂尖韓國音樂公司均在證券交易所上市。Bernie指出，上市迫使這些公司實現“財務核算的規范與責任透明度”：它們“不僅要吸引粉絲群體，更要對金融分析師負責”，需嚴格遵守信息披露規則，以合規經營、穩健增長為核心目標。

如此一來，整個產業勢必要擺脫對明星效應的短期依賴，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化模式。

與此同時，版權體系的透明化與國際化，也是K-Pop全球化的重要環節。海外發行過程中，K-Pop歌曲信息“多以韓英雙語呈現，甚至越來越多地只使用英語”。Bernie表示，這不僅是為了觸達全球粉絲，更直接關系到版稅核算。

“若歌曲標題只有亞洲語言，就無法在 Spotify、Apple Music 等國際平臺匹配播放數據，這部分版稅會流入‘黑箱’，永遠無法追回。”Bernie表示，而雙語元數據能大幅提升版稅到賬概率，讓創作者權益不被遺漏。

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海外創作者加入，韓國也在逐步完善版權收入的分配體系。

K-pop發展初期，韓國音樂公司多向外國創作者提供固定前期費用。隨著更多海外創作者加入，K-Pop公司也從前期固定費用模式，逐步轉向后端收益分成，讓創作者可以實時監控作品播放數據和收益。

整體來看，K-Pop背后的邏輯是：開放、混合、透明、制度化。韓國開放全球資源、混合本土特色、透明保障權益、制度化確保長期穩定。這一套產業設計，使K-Pop不僅能夠適應全球市場需求，也能保持獨特文化辨識度，成為長期可持續的全球化音樂產業范本。

版權、榜單、音樂人權益……從K-Pop看C-Pop的挑戰與機會

過去十年，中國音樂產業高速發展，已躋身全球頭部音樂市場行列。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數據顯示，中國錄制音樂收入位列全球第五。然而，在Bernie Cho看來，中國音樂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張，并未伴隨成熟的制度設計。

對于中國來說，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行業中約定俗成的“最低保證金”制度。所謂最低保證金，即國內常說的“保底金”，是被許可方向版權方支付的一筆預付款，用以獲取未來某一時期或區域的發行或銷售權利：若產品銷售表現超預期，版權方可獲得額外收益；若表現不佳，版權方仍保留保證金。

Bernie 指出，在像韓國這樣的市場中，最低保證金已簡化為“合作誠意”的象征，僅在新DSP入市或新產品推出時使用，且金額規模小，通常3年內取消。相比之下，最低保證金在中國市場仍常被采用，且金額較高，與市場成熟度并不匹配。

此外，獨家授權與獨家首發也普遍存在，但在韓國幾乎沒有。

Bernie透露：“韓國音樂行業有個‘公開的秘密’，在與中國的平臺合作中，版權方經常被要求獨家授權或獨家首發，但在韓國從未出現過類似情況。”韓國DSP之間形成“君子協定”，共享內容庫，保持公平競爭；即便有特別混音版本或專屬內容MV，獨家窗口期最多也只有14天。可以說，公平透明的DSP競爭生態是驅動賦能本土音樂與獨立音樂的重要引擎。

而最令Bernie感到意外的是，中國音樂市場榜單體系的缺失。

“榜單成績不僅是音樂人監測熱度的指標，更是商業變現的重要依據。”Bernie強調。可惜的是，中國目前缺乏全國性官方音樂榜單。與美國Billboard、日本Oricon、韓國Circle Chart相比，中國是全球十大音樂市場中唯一沒有統一榜單的國家。Bernie認為，建立權威榜單體系，將有助于規范行業行為，減少獨家授權與獨家首發對榜單表現的損害，同時提升音樂人的議價能力。

在Bernie看來，中韓市場基礎何其相似：都經歷了與盜版的斗爭后，逐步邁向正版化和規范化。當我們討論中國音樂市場的改進方向時，Bernie 告訴我們，核心原則應當是“以音樂人為本”——“一切需圍繞音樂人需求，優先保障音樂人利益”。

事實上，中國市場體量大、數字基礎設施完善，C-Pop完全有潛力探索一條不同于K-Pop的路徑。但在走向全球前，如何解決透明度、制度化和音樂人權益的問題，將是繞不開的挑戰。

一方面，中國音樂產業無疑要在DSP與版權方的合作模式上進行制度創新。重新審視最低保證金、獨家授權等規則，從“博弈”轉向“共建”；另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以音樂人為中心”的體系，構建版權透明、數據實時的平臺，并輔以權威、公開的榜單機制，讓音樂人和平臺都能直觀理解市場反饋。

放在全球視野下，流行音樂早已超越娛樂本身，成為文化出海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載體。K-pop的經驗告訴我們，成功的關鍵不止在于優質內容的持續產出，還在于對成熟市場運營邏輯與行為模式的接納與再造。對C-Pop而言，這既意味著以開放的姿態講好中國故事，也意味著以制度創新和產業協同構建真正可持續的全球化音樂生態。

當我們聊起C-Pop，不只是聊一首歌、一位偶像，而是要聊制度、聊規則、聊未來的產業格局。畢竟，在全球的語境下再談音樂產業，真正的贏家不是單個平臺或公司，而是整個國家的產業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