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虛假繁榮，湖南某地百億童車產業園為何會“翻車”

規劃藍圖上的“百億級”產業園區，現實中僅有寥寥幾家企業入駐，年產值僅兩千余萬元，這場源自湖南省耒陽市的童車產業園鬧劇，成為形式主義在地方產業發展中的典型縮影。

日前，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會同中央紀委辦公廳對2起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進行通報，其中湖南省耒陽市不顧實際規劃建設童車產業園、夸大數據虛報產值的案例尤為引人深思。

這個號稱“百億級”的童車產業園，實際僅建成投用2棟廠房，只有1家童車組裝企業和4家配套小微企業入駐，2024年產值僅2165萬元。

這與當地宣傳的“60余家企業入駐投產”、建設全省名副其實“童車小鎮”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產業園區的“虛假繁榮”

在形式主義的表現形式中，耒陽市童車產業園案例展現了一系列典型特征。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當地在明顯不具備童車產業集聚發展條件的情況下，仍然執意提出打造“百億級”童車產業園。

缺乏支撐條件、沒有龍頭企業帶動，這樣的產業規劃注定難以實現預期目標。

更令人憂心的是，耒陽市采取了數據造假和夸大宣傳的手段來掩蓋問題。當地不僅在內部材料和媒體上虛假宣傳已有60余家企業入駐投產，還連續多年虛報產業園產值，試圖用“數字政績”掩蓋實際困境。

2023年09月22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第11版中，題為《湖南耒陽 優化營商環境 推動轉型發展》的報道中提及，“耒陽抓住契機，提前布局，籌建童車產業園，成功引來湘商回歸。湖南東來制造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民是邵陽人，在了解耒陽童車產業園規劃后，決定在耒陽建廠。如今，圍繞童車產業，已有42家配套企業入駐該產業園。”

這種“內外兼修”的欺騙性宣傳，嚴重損害了政府公信力，讓基層負擔陡增。當政績追求凌駕于實際需求之上，產業發展便淪為形象工程的犧牲品。

類似的問題不僅存在于耒陽市。近年來，中央多次通報的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案例中，從貴州省德江縣盲目決策建設“德江陶緣”農業旅游綜合體，到廣西部分地方盲目推進“旱改水”項目，都呈現出脫離實際、急功近利的共同特點。

錯位政績觀與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屢禁不止的背后，是深度扭曲的政績觀和官僚主義作風在作祟。

中央通報指出，這些問題反映出有的地方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意識樹得不牢，為基層減負精神吃得不透、要求把握不嚴。有的政績觀偏差，發展產業不顧資源稟賦條件，急功近利甚至不惜數據造假。

產業培育的客觀規律被忽視，而代之以主觀臆斷和盲目沖動。童車產業雖然是頗具發展潛力的賽道，但產業集聚絕非簡單的項目堆砌。

它需要完整的供應鏈支撐、熟練的技術工人儲備、便捷的物流配套等基礎條件。

耒陽市在未具備這些核心要素的前提下倉促上馬“百億級”項目，本質上是對產業規律的無視。當下童車行業已向智能化、安全化、個性化方向深度轉型，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童車企業難以在市場立足。

形式主義的另一個思想根源是責任心缺失。正如人民論壇網評所指出的，“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在于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

從源頭為基層松綁

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需要從思想源頭、制度建設和實干導向多維度發力。

思想上的“正本清源” 是破除形式主義堅冰的根本前提。基層干部要牢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時刻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想事情、看問題、謀思路、作決策。

耒陽市委書記張潤槐在被通報后表態，要樹牢正確政績觀，堅持人民至上、實事求是、持之以恒，做到造福一方不造勢一時、謀定后動不盲目沖動。

制度之力，貴在精準發力與剛性落地。《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是鐵規矩、硬杠杠，要一以貫之從嚴執行、一抓到底。

各級黨組織要切實履行主體責任，持之以恒抓深抓實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

需要構建一套以實績為導向、以民意為準繩的科學評價體系，推動考核重心從“做了沒有”向“做成了什么、群眾是否滿意”提升。讓基層干部從繁瑣的、不必要的負擔中解脫出來，騰出手來干實事、創實績。

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各地區各部門要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按客觀規律辦事。

有關地方和單位要牢牢扛起整改責任，對癥下藥、舉一反三，既抓好點上改，更注重面上治，堅決防止同類問題反復發生。

衡陽市委已召開專題會議，要求全市范圍內開展排查整治，對形式主義問題進行全面梳理整改。同時，將整治形式主義與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緊密結合起來，著力打通項目落地和服務企業“最后一公里”。

“童車”翻了車，為地方產業發展敲響了警鐘。產業培育從來沒有捷徑可走，更不能淪為政績工程的犧牲品。

唯有摒棄形式主義，立足地方實際開展可行性論證，聚焦細分領域培育核心競爭力，才能讓產業發展行穩致遠。

▲耒陽“童車小鎮”產業園項目一期。圖/“掌上衡陽”

附：25起典型案例全名單

中央自2023年12月至今先后9次通報共25起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具體如下：

第一次通報（2023年12月12日）

1. 貴州省銅仁市德江縣盲目決策建設“德江陶緣”農業旅游綜合體項目。2016年9月，德江縣通過招商引資，計劃投資4億元建設“德江陶緣”農業旅游綜合體，并約定分三期給予項目投資方配套資金1.2億元。2017年3月，德江縣在未召開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審核、未完善項目用地手續、未辦理施工許可證等相關證照情況下倉促開工建設，并未經批準改變土地用途，占用528.7畝土地挖湖造景，建設廣場等配套設施。該縣在融資4000萬元用于首期配套資金后，因與投資方在投資額認定上產生分歧，未兌現剩余配套資金。目前，投資方資金鏈斷裂，在建工程爛尾，已建成項目無法正常運營，資源基本處于閑置狀態，配套資金被嚴重浪費。

2.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縣推廣應用“一部手機辦事通”下達不切實際的任務指標。2022年10月，永善縣政務服務管理局為片面追求考核加分，背離上級推廣初衷，按照本縣戶籍人口人均通過“一部手機辦事通”小程序辦理3件事項的數量，確定了年底前完成138萬件的任務指標，印發文件將指標分解到各鄉鎮、縣直相關部門，要求全縣干部職工年度人均辦理150件。文件印發2個月內，永善縣干部職工通過“一部手機辦事通”完成查詢、辦理、預約類事項138萬余件，嚴重增加基層干部負擔。

第二次通報（2024年1月15日）

3. 福建省龍巖市長汀縣在水土保持核心區搞“挖山造田”。龍巖市長汀縣在原重點水土流失區、現水土保持核心區組織實施耕地、山林開發項目，通過劈山、平山“造田”，將地勢陡峭、缺少水源、沙化嚴重的山坡開發成梯田，不顧缺水實際硬造“水田”。在“挖山造田”的帶動下，當地連續22年實現耕地占補平衡并經常超額完成指標，但部分新造田塊耕種困難、缺水拋荒，有的山林開發項目爛尾、植被破壞，在水土流失治理尚未成功時，可能引起二次水土流失。

4. 山東省臨沂市費縣實行“千分制”甚至“雙千分制”“三千分制”考核體系。2018年以來，臨沂市費縣對鄉鎮和縣直部門單位組織開展了“千分制”甚至“雙千分制”“三千分制”綜合考核，其中2018年開展黨建、經濟社會發展“雙千分制”考核，2019年還增加重大隱患整治板塊，實行“三千分制”考核，其他年份實行“千分制”考核。同時，該縣有個別部門、鎮街在有的年度對下屬單位、所屬村（社區）開展過“雙千分制”考核。這類考核雖然有區分優劣、激勵擔當、促進發展的作用，但指標設置客觀上存在過多過細、不夠科學精準、脫離實際等傾向，還有的考核頻率過高，實行月度排名、季度通報，不利于干部樹立長遠政績觀，加重了基層負擔。

5. 甘肅省天水市盲目舉債上馬“有軌電車”項目造成巨大資金浪費。2018年以來，天水市通過PPP模式，規劃投融資90億元建設“有軌電車”一期和二期工程。2020年5月1日，一期工程建成并正式運營。同年11月，二期工程正式開工，并同步實施羲皇大道提升改造工程，計劃3年建成。目前，由于資金投入不到位，二期工程實際進度僅過半，“有軌電車”這一“民心”工程成了建也沒錢建、拆也不能拆的“鬧心”工程。一期工程運營以來，年運載乘客僅約80萬人次，收入160萬元，年運營成本約4000萬元，運營虧空主要來自財政補貼和運營主體自籌。同時，由于未考慮沿線河道蓄水問題，導致一期工程存在潛在地質風險，二期工程及羲皇大道提升改造進展緩慢造成交通擁堵，給群眾出行和生產生活造成較大影響。

第三次通報（2024年2月3日）

6. 湖北省荊州市松滋市洈水鎮有的村干部政務APP、工作群打卡、學習、留痕負擔重。湖北荊州松滋市洈水鎮有的村干部手機里有5個政務APP、26個工作群，部分政務APP規定了學習時長和學習積分，每天都要花時間用于政務APP打卡、學習，日常工作中疲于回復各類工作群的消息，還有的工作群需要上傳各項資料和照片。村里每個月要做一次安全檢查，需要去各個小餐館、小作坊檢查并拍照，上傳到政務APP或者工作群，還要填表，增加了村干部的負擔。

7. 安徽省滁州市定遠縣醫保局在學習使用“學習強國”中搞積分排名、通報約談，引起黨員干部抵觸情緒。2023年8月，安徽滁州定遠縣醫保局召開“學習強國”分數落后學員集體約談會，指出該局28名黨員干部，只有18人學習情況較好，其他人員學習主動性不強，要求每日學習積分要達到30分以上。該局還在內部工作群通報“學習強國”每周積分排名前6位和后6位學員名單，這種做法給黨員干部額外增加了學習負擔。

8. 廣西壯族自治區部分地方耕地提質改造（旱改水）項目組織實施不科學、亂鋪攤子留隱患。近年來，廣西部分地方過度追求耕地指標交易價格較高的水田指標，不顧缺水實際引入社會資本實施耕地提質改造（旱改水）項目，有的市計劃實施總面積28萬畝，有的市立項530多個，還有的縣將其作為“一號工程”，16家企業同時開工建設，動工面積達8.9萬畝。在大規模實施下，部分旱改水項目因后期監管不到位、灌溉水源難以保障等，有的已經復種旱地作物，有的棄耕、棄收、撂荒，甚至個別挖塘養殖，出現“非農化”“非糧化”情況。截至2023年6月，廣西有101個旱改水項目被自然資源部標記退回，核減水田指標面積約4.71萬畝。同時，由于水田指標快速增加以及指標交易市場降溫，造成指標交易難、企業回款慢，有的縣發生欠租欠薪欠債等衍生問題。

第四次通報（2024年4月8日）

9. 山西省有的市縣層層加碼攤派經營主體增長任務。2022年和2023年，運城市新絳縣、晉城市沁水縣等地方不顧自身實際、違背市場規律，以行政命令方式層層加碼下達指標，強行推進經營主體數量倍增任務。有的將指標任務攤派給所轄鄉鎮（街道），有的將這項工作納入對各鄉鎮（街道）的考核，實施周通報、月調度、季研判、年考核。在上級強推下，部分鄉鎮（街道）為完成任務、應對考核，采取動員、代辦等方式，以群眾名義注冊一些沒有實際經營業務的經營主體進行充數，甚至出現一人注冊20多個經營主體的情況，有的在年度考核評比結束后，再將一些經營主體注銷。

10. 遼寧省阜新市部分農家書屋缺乏實效。近年來，阜新市投入資金建設農家書屋600余個，這些書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鞏固基層思想文化陣地的作用，但也存在脫離實際需求、管理維護等配套機制不健全、圖書種類偏少以及圖書配備的針對性、適用性與農民實際生產生活存在差距等問題。在當前信息化快速發展形勢下，農民群眾獲取信息方式更加多元，書屋實際利用率越來越低，客觀上造成資金使用浪費。

11.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在公益活動中設立點贊指標加重基層負擔。2023年，齊齊哈爾市在參與“點贊中國城”公益活動期間，市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要求各縣（市、區）、各單位定期調度進度，通報點贊數量排名情況，并明確提出各地區參與率不得低于總人口10%的要求。各縣（市、區）召開專題部署推動會，層層傳導“壓力”，有的縣區要求“向主要領導匯報數據統計情況”，有的縣區提出每個社區每天要完成500個點贊任務。有的學校和醫院分別要求教師、學生、家長和醫生、護士全員參與，班主任匯總全班“點贊”證書照片打包上傳。這種攤派點贊任務的做法引發基層干部群眾反感。

第五次通報（2024年8月21日）

12. 吉林省長春市教育局違規開展創建示范活動、南關區教育局長期借調教師。2023年，長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備創建示范活動開展權限情況下，開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工作，并將上級單位“兩年一創建”的頻次加碼為“一年一創建”，將上級單位下發的98項評價指標層層分解為179項打分標準，導致有的申報學校準備了約1000項評審材料，給基層學校增加負擔。2024年3月，在中央已部署創建示范活動清理優化工作后，長春市教育局仍未及時叫停“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工作。同時，長春市南關區教育局長期從中小學校抽調借用教師，借調教師占全局工作人員比重曾高達60%以上，有的借調時間超過20年。

13. 江蘇省鎮江市揚中市繞道社會組織或國有企業規避審批、攤派費用舉辦河豚節。2016年至2023年，揚中市未履行報批程序，以揚中市河豚協會或國有企業名義共舉辦7屆河豚節，實際由政府主導，活動方案經市委、市政府會議研究確定，相關黨政機關參與主辦或協辦，共支出費用8400余萬元。其中以“社會團體會費”、“廣告宣傳費”等名義向所屬機關事業單位、鄉鎮（街道）、村（社區）、國有企業等攤派4200余萬元，向民營企業、商業銀行等單位及個人拉贊助740余萬元，承辦河豚節的國有企業墊資3400余萬元。7屆河豚節共舉辦6場文藝活動，費用主要為攤派或變相攤派的資金。

14. 國家管網集團辦公室對各部門各單位召開會議缺乏統籌，導致開會多陪會多，干部職工反映比較強烈。據統計，2022年，國家管網集團總部（含部門單位）要求下屬企業參加的會議800余次，平均每個工作日超過3次，2023年某下屬公司參加集團及各部門各單位會議280余次，平均每個工作日都有會議。2023年9月有關方面指出其“開會多陪會多”問題，此后6個月內會議數量不降反升。會議多陪會多擠占大量工作時間，國家管網集團干部職工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第六次通報（2024年11月11日）

15.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縣違規使用資金維修政府辦公樓樓頂、建設廣場景觀小品。清徐縣投資5.9億元建設縣城水系生態治理及城市停車場惠民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清徐縣違規將縣政府綜合辦公樓仿古屋頂及外立面涂裝、政府綜合辦公樓亮化工程等打包到縣城水系生態治理及城市停車場惠民工程中，實際形成支出1193萬元。同時，項目還在城市廣場建設了多處景觀小品，包括一座銀色蓮花雕塑、一座景觀石、一處地雕、多棵仿真椰子樹，實際形成支出1305萬元。

16.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對外交流中心存在過度裝修問題。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金牛區投資12.16億元建設建筑面積8.22萬平方米的對外交流中心項目。建設過程中，使用進口石材拼花、手工羊毛地毯、玻璃幕墻等高檔材料進行豪華裝修，園林綠化工程總花費697.4萬元，智能化信息系統造價超過1.2億元，其會議中心裝修成本更是高達5489元/平方米，是建設成本的近2倍。

17. 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興義市侵占耕地挖湖造景整改存在形式主義，問題反復發生。2021年5月，自然資源部公開通報興義市有關企業違法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問題后，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整改態度不堅決，整改方式不系統，跟蹤監管不及時，責任落實不到位，該企業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又在部分已整改的區域內蓄水形成水體景觀，還頂風新占用49.81畝耕地建設人工湖、人工草坪等景觀。2023年12月，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會同有關方面公開通報貴州省銅仁市德江縣類似問題、省里部署開展檢視整改后，黔西南州、興義市及有關部門未吸取教訓，違法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問題在2024年8月被自然資源部再次通報。對于中央有關部門通報的問題，相關省級職能部門存在舉一反三、面上推動整治不夠，對基層整改工作指導督促不力等問題。

第七次通報（2025年2月9日）

18. 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調研組赴基層調研搞層層多人陪同。2024年10月16日至18日，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一行3人赴某省兩個縣區開展勞務品牌建設工作調研。其間，對基層陪同人數缺乏嚴格把關，省、市、縣、鄉層層多人陪同，有時一個調研點陪同近10人，增加了基層負擔。調研組先后考察調研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明清古街、千年古城墻等，一些調研點與調研主題明顯不符。

19. 中國學生營養與健康促進會違規開展達標創建活動，評分標準繁瑣需基層提供大量證明材料。2024年9月，中國學生營養與健康促進會違規向各省區市有關單位下發通知，部署開展2025年“營養與健康學校（幼兒園）”建設申報評審工作，要求各省區市有關機構組織當地學校、幼兒園申報評審，且提出每年對達標學校工作開展情況進行考核。評分標準繁瑣，其中營養與健康學校評分表包含8大類共39項內容、117項評分標準，指標層級達到3級。中國學生營養與健康促進會以上做法明顯違反《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關于規范創建示范和達標活動、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等有關要求。

20. 廣東惠州市教育部門對社會事務進校園缺乏統籌規范，違規開展達標、簽訂責任狀等活動，增加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惠州市教育局違反《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未叫停有關達標活動，2024年10月仍然開展中小學消防安全標準化管理達標驗收工作，要求學校對照100余項驗收標準自評自查，準備每月防火檢查、每日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教育等各類臺賬資料。惠州市博羅縣教育局2024年5月開展預防學生溺水安全專項工作，把應由專業部門承擔的職責任務攤派給學校，安排學校全面排查校園周邊水庫、江河湖泊等重點水域，要求學生、家長頻繁簽訂承諾書、責任書，把防溺水工作臺賬作為校長責任制考核和責任追究倒查的重要依據，非教育教學事務、過度留痕要求加重了中小學教師負擔。

第八次通報（2025年4月27日）

21.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在城市管理中盲目決策、機械執行，損害群眾利益，加重基層負擔。2024年7月以來，三河市個別領導干部政績觀錯位、官僚主義嚴重，未經科學論證和充分征求意見，推動出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導則》，脫離實際提出廣告牌匾“除國際國內連鎖品牌，不允許用紅藍底色或字樣”等禁止性規定。為推動牌匾整治工作快速見效，該市組織開展兩次百日攻堅行動，違反《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頻繁進行工作調度、督查督辦和排名通報，加重基層負擔。該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部門在執行中簡單機械，搞形式主義“一刀切”，對包括國內連鎖品牌在內的1800余塊商戶門頭牌匾顏色進行變更，損害了群眾利益，造成不良影響。時任三河市委主要負責人已受到免職處理。

22. 內蒙古自治區住房城鄉建設廳在政務服務中搞“面子工程”。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住房城鄉建設廳在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場所時背離實際需求，搭車建設數字液晶屏、全彩屏48塊、105.61平方米，其中有3塊屏幕總面積達76.3平方米、耗資227.53萬元，這些屏幕主要用于接待來訪參觀，平時基本處于關閉狀態。同時，投資1200萬元建設的住建行業人才管理系統、供排水全過程監管系統等6個政務服務信息系統，有的建成后就停用，有的未有效運行，造成資源浪費。還以業務合作為由，將“互聯網+政務服務”場所裝修、設備購置和運維等費用轉嫁給合作銀行，后因相關合作銀行決定不再向其提供費用，導致場地設施運營難以為繼。

23. 山東省一些地方在項目集中開工、集中簽約中盲目攀比，數據不實。近年來，山東省一些地方在重大項目集中開工中，有的項目反復開工，淄博高新區2025年春季集中開工35個項目中有6個為重復項目，個別縣區單個項目反復開工3次；有的項目論證不夠，煙臺市蓬萊區某項目申報投資額近90億元，但兩年來僅投入500萬元完成場地平整，濱州市博興縣某項目兩次納入集中開工并申報投資額70多億元，但目前仍處于前期研究論證中；有的項目用地用海等手續還不完備，就被納入集中開工；有的開工儀式追求場面，一個會場租用電子屏等設備費用達20多萬元。還有的縣級市項目集中簽約名不符實，實際落地率嚴重偏低。部分基層干部群眾和企業對項目集中開工、集中簽約中的形式主義問題反映比較強烈。

第九次通報（2025年10月30日）

24. 湖南省衡陽市耒陽市不顧當地實際規劃建設童車產業園，夸大數據，虛報產值。近年來，耒陽市未經充分研究論證，在當地不具備童車產業集聚發展條件的情況下，提出打造“百億級”童車產業園。由于支撐條件不足、缺乏龍頭企業帶動，童車產業發展遠不及預期。耒陽市多次在內部材料和媒體上夸大宣傳已有60余家企業入駐投產，正在建設全省名副其實的“童車小鎮”，并連續多年虛報產業園產值。實際上，目前童車產業園僅建成投用2棟廠房，只有1家童車組裝企業和4家配套小微企業入駐，2024年產值2165萬元、稅收25.7萬元，企業用工不到100人，數據虛假問題突出。

25. 中國信息協會開展典型案例評選存在形式主義傾向，加重基層負擔。中國信息協會2025年9月主辦縣（市、區）12345熱線發展大會，發布152個“縣（市、區）12345熱線新質發展典型案例”并授牌，案例評審存在重形式輕實效現象，一些案例質量不高，有的將常規工作包裝成典型案例，有的案例做法違反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中“不得隨意設置‘一票否決’和簽訂責任狀事項”“不得按月度、季度頻繁搞排名通報”“嚴控對基層督查檢查考核總量”的要求。同時，會議承辦單位還以案例入選為由勸導縣（市、區）參會并收取會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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