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墟宏福苑大火，燒出了香港諸多深層問題

宏福苑坐落在新界東海岸的大埔墟地鐵旁，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山下，到聯合書院、逸夫書院的直線距離不超過2公里。剛剛來香港的時候，我等北方人不懂“墟”是何意，這么繁華的地方為何叫墟？后來聽梁庚堯先生講課才知道，“墟”同它所屬的粵語一樣都是宋元時代遺物，是集市的意思，嶺南有多地名中含“墟”（深圳最早名稱即為“深圳墟”），但誰也想到不到，十八年之后，大埔墟真地成為現代漢語字面意義上的“墟”。

宏福苑的這場大火，是現代化城市中發生的最嚴重火災（恐怖襲擊導致的大火除外）。在前工業化時期，隨著人口向城市的急劇集中，曾經發生過多次嚴重火災，但是現代消防制度誕生后，火災基本絕跡。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事，在全球最發達、城市管理水平最高城市之一的香港，發生了七座高樓同時燃燒了超過十八個小時的人間慘劇。

在悼念逝者之余，這場大火的釀成、救災等等前前后后，也反映出香港很多深層問題，諸如：行會、利益集團對社會發展的阻礙問題，香港的貧困化、老齡化、社會停滯化問題，政府行政能力退化問題，以及，香港城市發展模式在后工業化、后城市化階段，負面作用越來越多的問題，都值得大家反省，下文擇要點簡述一下。

（1）本次火災的原因，公共輿論都指向包裹整棟高樓的密集竹棚維護架。在全世界城市建筑施工普遍采用金屬架的情況下，香港卻仍以竹架為主。竹架雖然成本低，但是無論是對建筑物，還是施工工人都有嚴重安全隱患，2024年香港曾經分別發生了2死3傷和16傷的竹棚坍塌事故。

對于發展局在今年初提出的，今后公共工程施工至少一半采用金屬棚架的要求。香港竹棚業最大組織，港九搭棚同敬工會（香港工聯會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成員單位）表示強烈反對，該工會成員有4000多人，理事長何炳德為一位有30多年搭棚經驗的老工人。搭棚工會反對的理由是，竹棚屬于一項傳統文化遺產，又環保，還涉及4000多個家庭的生計問題，港府不得輕舉妄動。另外要說一句，香港竹棚工的日薪可達2000元港幣，遠遠高于普通白領。

（年初搭棚工會抗議發展局要求采用金屬架的新規）

香港有著形形色色的行會，這是香港人的驕傲。社會學和政治學也都認為公民結社是社會穩固的基石，有助于有效制約公權，但是如果自由和權利運用不當，就會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利益集團。比如，美國的全美步槍協會和各種槍支協會，對每年四五萬人死于槍殺（相當于一場中型戰爭）熟視無睹，天天打著捍衛公民自衛權完整的幌子來反對控槍。

香港行會更特殊的是，它不僅是社會團體，還因為 1984年的立法會改革成為“建制”或“體制”的一部分。1984年港英殖民政府引入了早已被西方拋棄的、被批評為違背公平權的功能界議員制，共11個界別、12名議員，又經過回歸前的三次立法會改革，功能界別被擴展到28個、議員數增加到30名。

其門類之繁多、細化，令人咋舌，不僅包括了工業、勞工、商業、法律、醫學、旅游等大的界別，還有會計、漁農、紡織、進出口、批發零售、飲食等沒落的或很具體的界別。行會、功能界固然能夠保護行業從業人員的權益，但是也可以形成“行業封建”，長期由某人控制（即古話講的“把頭”），以及形成行業派閥，阻礙行業進步和公平競爭。

竹棚僅是其中一例罷了，再舉一例，作為專業精英類的協會代表的香港醫學會和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它們固然捍衛了香港醫師的質量和職業道德，但某種程度也把香港醫療事業作為自己的小攤攤，長期反對公立大學增設醫學院（香港中大醫學院成立后長達44年，科大才獲批第三所醫學院）、增加醫學本科業招生規模，反對非港籍、非英聯邦學校畢業的醫生在港執業，美其名曰捍衛行業質量，實質搞得香港醫生短缺，禁錮了醫療事業的發展。

作為亞洲現代衛生事業發源地的香港，目前每千人只有2.1名注冊醫生，遠不如OECD國家平均3.5名的水平，亦不如內地平均3.4名的水平。

（2）宏福苑大火燒出來的社會痼疾，不僅包括竹棚工會這種建筑界小型邊緣組織抗拒公共利益，更包括地產利益集團對香港的長期深度傷害。宏福苑是一個80年代初興建的大型屋邨典范，8棟建筑都是整齊劃一的31層十字型建筑，居住了1948戶人家，平均每戶居住面積只有40米左右。火災下住戶內部情況的大量鏡頭又顯示，盡管它是一個公共屋邨，但是精準反映了當代香港人的居住情況，以及地產置業對個人財富的深度侵占。

香港發展中形成的高密集式的住宅發展模式，固然可以迅速解決公眾居住問題，但是也造成后續的難題也是嚴重的，諸如消防難題、維護和城市更新成本問題，這些樓群一旦老化，多數不免變為設施很差的城市貧民窟（現在香港50年以上樓齡建筑已經近萬座，未來是這座城市無法承受的負擔）。

（超高密度住宅，狹隘的居住環境背后是資本對人的尊嚴的踐踏）

試想如果住宅蓋得低一些、留間距大一些，會造成這種消防云梯和水槍只能達到樓的下半部的情況嗎？會造成七樓連燒的情況嗎？會造成這么多戶人家困在里面，疏散不出來的情況嗎？以及日后改造維護它的成本會這么高嗎？（本次維修投入達3.3億，戶均成本16萬以上）

有人說你這是在“何不食肉糜”，香港人多地少必須采用這種模式發展。香港的高層住宅集中發展模式固然與此，以及殖民地時期的土地制度有關，但是相當大程度也是地產集團綁架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和全體港人福利的結果。只有不斷制造土地和居住空間的短缺，才能維持高房價，才能維持地產集團的高額利潤。

香港盡管缺地，但是人均土地資源還是比澳門和新加坡豐富，并且香港海岸線漫長，多優良海灣，便于填海。然而因地產利益集團的阻撓，香港成為居住面積最狹小的現代化城市，人均只有16平米，而澳門為21平米、新加坡為31平米。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與香港一樣，開發的住宅以40平米以下的兩房式為主，但是進入90年代之后，住宅供給質量大大提升，多半為90平米以上的四房五房式寬敞住宅，即為大家提供有尊嚴的住宅，香港人的居住條件五十年來卻沒有什么改善。

香港利益集團反對填海的最重要理由是保護海洋和濕地環境，只要這個旗號一打出，不僅能夠獲得立法會多數議員支持，還能獲得市民百姓、善男信女的支持，動不動一個反填海活動就獲得十萬人以上的簽名（比如青洲填海計劃因17萬人聯名上書而擱淺）。

香港反填海的最重要組織是“保護海港協會”，而該協會創始人陸恭蕙（前立法會議員和環保局副局長）出生于一個與地產界關系緊密的家庭，其伯父陸孝佩是香港建造商會創始人，并且是新鴻基地產董事局主席郭炳聯的姻親。陸還是思匯政策研究所創始人，這家智庫長期得到新鴻基地產的資助，現任董事會主席歐陽杞浚也是新鴻基的獨立董事。

（環保團體抗議政府的填海計劃）

新加坡從2000年至今通過填海增加了74平方公里土地，讓國土面積擴展了10%；澳門同期增加了10平方公里左右，土地面積增加了40%以上，而香港只增加了不到9平方公里，增幅不到1%。城市建設空間的嚴重缺乏，使得香港沒有任何產業發展空間（不能像北京、深圳那樣自由拓展新的城市功能區），并且抬高各行各業的運營成本，是香港衰落的首要罪魁。

（3）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弱政府的社會，殖民政府起到的更多是維持秩序，而非治理的功能，這種治理模式下，公共權力被本土商業利益集團、行會、鄉望耆老（如鐘士元、劉皇發）等很大程度分享。

這種的“無為而治”，相較于傳統殖民主義無疑是先進、人性很多，它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社會的潛力，讓香港成為最自由、資本最發達的地方，促成了香港在冷戰期間的經濟騰飛。但是當一個社會完成工業化后，它就像背后的傳統自由主義思想一樣就落伍了，是以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之后，普遍進行凱恩斯主義補課，增加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干預能力。

但是，香港因為過渡時期的身份尷尬，港英政府并沒有在80年代完成工業化后，適時進行管理模式轉型，它所考慮的只不過是把香港平穩交給中國。并且香港回歸后，因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角力，以及一國兩制框架下對香港的承諾，這種改革更無從做起，因此，回歸距今已經近三十年，仍舊是保持了舊的治理框架和社會結構。

這種模式初期對于維持香港穩定是有用的，也凸顯了對所謂“港人治港”的承諾，但是久不做改變，給香港帶來的傷害又是巨大的。香港是過去的四小龍之首，現在已經遠遠不如新加坡。筆者年初兩次返港，認真對全港做了一番考察，總體感受是除了尖沙咀和港島中部一代還保持著繁榮外，其他地方都不太令人樂觀，像九龍東部的土瓜灣、何文田、觀塘，以及港島東部的柴灣、杏花邨，直觀感受是這里十幾年沒有發生變化。

尤其是九龍老城區的殘破和衰敗讓人觸目驚心，這里的居住環境惡劣，很多居民樓是只有在西伯利亞或者東北老工業基地才能見到的，四五十年歷史以上的年久失修老樓，而商業店鋪運行模式和銷售物品儼然還是前工業化時代的模式，仿佛它與全球信息化、智能化帶來的技術和商業模式進步無緣。

比宏福苑還殘破的樓宇比比皆是）

距離宏福苑一公里左右的、香港中文大學毗鄰的科學園也是香港停滯的另一個最好注解。科學園興建的時候，可以說是大中華地區最先進、環境最好的科創孵化基地，但是由于香港產業空心化、成本高昂等問題，在港人才紛紛北上，搞出了大疆、商湯等科技巨頭，科學園歷史與上海張江科技園差不多悠久，但似乎沒有誕生過什么知名企業，可謂起個大早，但是全程陪跑。

這種政府施政能力孱弱的體制下，香港的資本雖然極其充裕，但是從80年代就集中于地產和金融，造就了這兩個行業的畸形繁榮，只是造福少數人，其他行業都在沒落。香港普通居民普遍貧困化，工資中位數1996年就達到17500元，而去年僅為20250元，相較于物價和房價，大家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宏福苑大火中，居民多數是50-70歲的中老年人，以及他們經濟的窘迫也是香港社會衰敗情況的最好注解。

（港人收入長期止步不前，制圖：香港《經濟日報》）

香港人的落寞、焦慮，加上回歸前后開始越發彌散的民主焦慮，使得中下層對社會越發不滿，由此產生了2014年和2019年的兩次社會動蕩。其最根本原因，表面是西方意識形態敘事下，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沒有被滿足的問題，其實本質是香港治理體系與現代社會不匹配的問題。

香港的公務員團隊素質退化，也在這次大火中充分顯現：整個維護工程高達3.3億，卻充滿偷工減料；工程監管人浮于事，多種不合規的施工操作，一年多卻沒有單位提出整改；火災爆發后，沒有響過一次火警，導致很多居民來不及撤退，被困火海；港府明知深圳消防設備更先進，并且大埔到羅湖距離遠小于到港島距離，卻一直不響深圳求援，錯失最佳滅火期等等。

（4）所以是說宏福苑的火災燒毀的不僅是一個社區，燒掉的不僅是香港某個行業的遮羞布，而是為香港深層問題再次拉響了強有力的警報。筆者始終熱愛香港這片充滿魅力的土地，做上述分析并非是為了唱衰香港，以及道德和形象上丑化香港，而是真的期待香港社會有深刻的反思，有自新和自強的舉措（不過這做起來又何其難），我們也期待內地輿論能給香港更多的寬容、鼓勵和支持。

另外，香港住宅發展模式對安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也值得內地未雨綢繆做好預備方案，畢竟內地城市大發展，幾乎都是按照香港模子刻出來的，二三十年后內地大中城市處處都是宏福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