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談悼明說：《紅樓夢》預言的不是明，而是一切朝代！

近日，互聯網上關于《紅樓夢》“悼明”的討論日益增多，連我們的朋友也開始討論起來了，它反映了當下社會中大漢族主義思潮的趨勢，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現在之所以火了，是因為有這個精神需求，但是這個說法其實是忽略了王朝興亡的歷史規律的，我們左派其實并不太喜歡，單純只是悼明，應該說，我們悼的是每一個朝代，悼的是歷史周期律。

“新紅學派”以胡適為代表，他在《紅樓夢考證》中用實用主義解釋，認為這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另一代表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進一步稱其為作者的“自傳”，是“感嘆身世”“情場懺悔”之作，強調“色空”等觀點。這些觀點在解放前得到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機會主義者的支持。周揚等人也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讓胡適派的“新紅學”散布影響。

在此期間，魯迅對“新紅學”派進行了堅決斗爭。在《 <絳洞花主> 小引》中，他說：“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它看見許多死亡”，深刻指出《紅樓夢》揭示了封建王朝的衰亡，而非單純的“自敘傳”或“愛情小說”。

全國解放后，一些人企圖把封建糟粕重新拾起來。195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稍加改動，以《紅樓夢研究》出版。1954年，毛主席針對這一形勢，親自發動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論的批判。10月16日，毛主席在《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指出：“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

但批判后，周揚一伙又以研究《紅樓夢》為名發起進攻，形成修正紅學派，宣稱小說以“男女戀愛”為主題，或鼓吹“人的美、愛情的美及其毀滅”，推行“愛情中心說”。難道作者辛辛苦苦做了這么多，就是給后世這些腌臜文人用褲襠思考解決性壓抑的？

一言以蔽之：《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歷史小說，生動反映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矛盾和必然滅亡的規律，勇敢批判了孔孟之道，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從興盛到衰亡的歷史周期律。這部作品旨在警示后人，封建王朝興亡的必然性，避免重蹈覆轍。

賈寶玉是一個具有初步民主主義要求的貴族叛逆者，他與四大家族代表的矛盾反映了革新與保守、前進與倒退、尊儒與反儒的思想路線斗爭。作者用“癡情”“情種”掩飾其對封建禮法的叛逆，這是封建社會下不得已的隱瞞。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本質上是基于對封建統治的叛逆而結成的同盟，作者虛構他們的宿緣，是借“大旨談情”隱去政治主題。

改開后一些所謂公知對《紅樓夢》政治內容的歪曲新一輪興起。一些人提倡“擺脫政治化解讀”，延續修正主義紅學的瑣碎考據傳統，宣稱小說是“文化悲劇”“青春哀歌”，或“以情為本體”的“文化小說”，強調“以悲證癡”“以美儲善”，延續“新紅學”和修正主義紅學的“愛情中心說”“自傳說”，歪曲其揭示興亡規律的核心。

但是“悼明說”就正確嗎？通過各種隱喻試圖證明曹雪芹在“悼明”。這些映射雖無甚批判價值，但“悼明說”完全不符合我們眼中《紅樓夢》反封建、反儒的政治內容，將其視為對某個王朝的哀歌，這樣就剛好反轉了作品的真意。

“悼明說”的流行，并非曹雪芹真在“悼明”，而是受大漢族主義影響的小資產階級和部分無產者在“悼明”。它有進步的一面，和歷史局限性的一面：它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對《紅樓夢》的“去政治化”解讀，認識到其反清本質，但未從根本上認識到反清并非“悼明”，而是展現歷史周期律。

毛主義批判指出，這種自發性必須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理論指導，才能真正揭示王朝興亡的規律，警示無產者避免歷史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