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徹底斷了日本侵略野心，得廢其武功，毀其宗廟

這幾年，到咸陽茂陵霍去病墓祭奠的人越來越多了。作為一個標志性的民族英雄，霍去病在他短暫的一生里，做到了兩件事：

一、擊殺俘虜匈奴各級首領，將匈奴勢力趕出大漠；

二、封狼居胥！

簡單總結就是：廢其武功；毀其宗廟。

就廢其武功這一點，自古以來無數英雄豪杰在抵御外敵入侵的過程中都做到過。但要說毀其宗廟，能做到的人很少，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這也是霍去病的偉大之處。

對于反侵略戰爭而言，徹底斷了侵略者的侵略企圖往往要比在某場戰爭中將侵略者打敗難得多。而毀其宗廟就是要銷毀其文化信仰，讓支撐其侵略野心的精神力量徹底垮掉。

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侵華歷史這事兒眾所周知。但事實上，日本編造史書虛構其所謂文化信仰的優越性早就是個傳統。

“八纮一宇”（日語：八紘一宇／はっこういちう），按日本政府宣傳部門的解釋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的所謂國家格言。

在當時的氛圍下，這句話是服務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從軍備、政治體制、外交關系、意識形態等方面進行動員的。

為什么“八纮一宇”對他們而言有這么強的煽動力。那是因為在日本的歷史敘事中，這句話是所謂萬世一系的神武天皇提出來的。

這位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神武天皇距今2600多年，和咱們的齊桓公屬同時代。

但是無論是歷史史實還是考古發現，那個時期的日本連文字都沒有，都一群文盲，怎么可能唧唧哇哇亂叫就整出這么一句，還能被記錄下來。

事實上，這句話出自《晉書·武帝紀》：“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纮同軌，祥瑞屢臻。”

有證據表明是到了1915年才由日本佛教日蓮宗國柱會的田中智學搞出來的。他的意思是“道義上的世界統一”。由于宣傳甚廣，“八纮一宇”二戰被日本侵略者使用，并做了重新解釋。和“黃道樂土”一樣，成了為日本侵略服務的精神信仰。

日本本就沒有原生文明，從文字到宗教，都是從中國引進的。學習者的身份一方面讓日本進步很快，由野人變得相對文明了點，但是也讓日本始終有一種精神焦慮。總感覺自己矮中國一截。

這種心態讓日本有一種矛盾心理，既仰慕中國，又憎恨中國。

因此從中國輸入的文化，要么拆來拆去，要么掐頭去尾，非得改造成看著像是自己的東西，就是不全盤照抄，否則他們的自尊心受不了。

唐宋時期，中日雙方交流還相對友好，日本對我們的模仿和改進雖然比較多。但還沒有太明顯的包藏禍心。

后來元朝兩次攻打日本，都遭遇了日本所謂的神風，日本幸運躲過一劫，但也著實被嚇壞了，從此施行海禁，封閉了與中國的交流。

這種心態在德川幕府時期發展為鎖國政策，一種追求極致自身穩定的國策。

本來和外界接觸都會讓自己自卑，這索性不接觸。德川倒讓自己的統治維持了200多年，也算是躺平的成果。

當然完全封閉也不可能，中國的商船依然有可以到日本貿易的。陽明心學這一時期由明朝的朱舜水帶到日本，也影響了日本上層的天下觀。

由這不要又要的行為方式可以看出，日本一方面想擺脫外來文明的控制；另一方面卻逃避不了矛盾焦慮心態。

日本這種對外界文化與知識的渴求與排斥心理，是擁有強大原生文明的中國所不能理解的。

直到17世紀中葉，江戶幕府的山鹿素行搞出了個《華夷變態論》和《小中華思想》，這兩個理論是為排除日本的文化焦慮所編造的理論。

產生這種理論的契機是17世紀中葉，確切說是1644年，中國出大事了，情況發生了變化，這件事就是大清取代大明。

從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原已經被真正的夷狄所統治，所以中國不再是中華了。

這種思想的根其實還是儒家文化的天下觀，講究中華文化與夷狄的區別，認為這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一套不僅中國人自己奉行，連日本人自己也無言以對，畢竟文明等級與中國差距太大，日本不承認自己是夷狄都不行。

有了山鹿素行的一通胡謅，日本人可算是找到能確立自信的理論基礎了。

以當時的標準來看，滿人的大清統治者確實是夷狄。清朝統治者自己也深知別人這么看他，所以刻苦學習中華文化。但是日本這時候可不管這個。

日本人認為，從明朝滅亡開始，日本才是中華文明的正統，因為只有日本保留著最純粹的儒家文化。

其實當時別說日本這么想，整個東亞都存在這種想法，比如朝鮮，越南，他們也和日本人一樣，看不起清朝，也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中華。

比如朝鮮在明朝時年年納稅，歲歲來朝，把自己的地位擺得很低。但是大清統治后，雖然朝鮮不得不朝貢，但把“朝天使”改成“燕行使”，本來朝天國進貢的使者，變成了到燕京拜訪的使者。

朝鮮都這么干，覺得自己地位更高的日本自然要更進一步。滿族的清王朝能征服中原，自認為自古沒有被異族支配的日本更覺得自己才是正統的繼承人。

但這有一個問題，日本雖然有《華夷變態論》這種理論基礎，但是這種理論還是儒家理論基礎和思維模式。除非他真正入主中原，否則這個理論基礎無法現實中實現，只能是瞎想，這反而讓日本更加焦慮。

不過這時候日本也只能焦慮，畢竟實力實在太菜，為了自我安慰，《華夷變態論》中把日本的京都叫作洛陽，把去京都叫上洛。即使如今，京都的公交車還叫洛BUS。簡直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北方人南下把重新安家的地方以家鄉重新命名。日本是連這也抄了一遍。

意淫是很爽，爽完了反而更有失落感。不過也沒辦法，實力不允許日本具體做什么，只能一邊繼續打雞血，一邊等機會。

后來山鹿素行又編了本名為《中朝事實》的歷史書。還是將篡改歷史再進行優化，書里他把日本稱為中國，中華，中朝。認為日本才配得上稱為中華文明之土。至于真正的中國，那叫漢地，只能稱為外朝。至于為什么，他給出的理由是因為蒙古人與滿洲人統治過中國。

山鹿素行一開始的理論是外朝（中國）已多次被夷狄征服，已失去文明。后來又給這個理論再打個補丁，說外朝（中國）自春秋以來，多次因篡位弒君而改朝換代，由于不守君臣之義，已經失去了自周公、孔子傳下來的“禮”，故不配稱中國。反觀日本，從未受夷狄侵略，且有兩百萬年以來萬世一系的皇統，歷代統治者都守“禮”、守“義”，自然可稱中華。

這邏輯通不通其實不重要，讓日本那一堆自己名字都整不明白的文盲半文盲聽他們想聽的就夠了。只要把餅畫圓，民族情緒能調動起來，敢拿刀往自己肚子上捅就行。

所以這本書極具煽動性的書在日本的影響相當大。那位旅順戰役日本第三軍的指揮乃木希典就癡迷于這種理論，后來為明治天皇切腹殉葬時，就給昭和天皇留下了這本書，上面寫滿了他的批注，可見這本書對日本軍人的影響。侵略中國的思想基礎算是建立起來了。

總之，理論基礎編好了，兩百萬年萬世一系的宗祠也立得高高的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實現爬上那個正統位置。

大家可能以為日本為這已經憋了兩百多年，直到山鹿素行的理論編得更能唬人，到清末甲午海戰才開始實施侵略，其實日本的手腳可比腦子快多了。

16世紀，倭寇就搞得明朝很煩。最終侵略是從出門搶劫的次數和規模不斷擴大后才有的。

到豐臣秀吉兩次侵略朝鮮，被明朝打得灰頭土臉，除了劫掠點工匠，學會了燒瓷器，從侵略的成本效益看，是巨虧的。但日本的野心已經展現出來，先爬上朝鮮半島再征服大陸的策略貫徹了始終。

總之，不是明治維新之后日本自感國力大幅提升才覺得可以冒險實施侵略了。而是他一直在這么做，始終幻想以小博大。

只能說是日本在有了看上去自洽的理論基礎后，有理論加成的野心更加急劇膨脹了。

1855年之后，吉田松陰開始明確主張侵略中國大陸以補償日本被歐美列強侵略所產生的損失。這都什么邏輯！

但他的胃口確實很大，蝦夷，琉球，朝鮮，滿洲乃至整個中國，印度，都在他所要奪取的范圍。認為這才是日本萬世一系，代代相傳的大業。

要知道吉田松陰這個人可不是一般人，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奠基人，他名下的弟子就有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木戶孝允，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號稱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等日本政界軍界實權人物。

有了這些人，有了日本的所謂大陸政策，理論基礎有了，具體實施的人也有了，明治維新又攢了點家底，就剩怎么干了。

然后就是日本賭上國運發動的甲午戰爭，這場侵略戰爭所獲得的成果遠遠超過了日本的預期，由此不僅為日本提供了豐厚的戰爭資源，也極大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可以說，在日本不斷進行思想文化建設，侵略我們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們既沒有意愿也沒有出現哪個可以打斷其思想及物質準備的人，沒人及時出來廢其武功，更沒有人在行動上和思想上毀其宗廟，這幾乎可以說是我們百多年以來國家民族命運如此坎坷的直接原因。

前事之師，紀念霍去病，但不能幻想霍去病重生，中華民族終究會有這樣的人，也許我們人人都會成為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