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考述

近代以降，國人面對國困民乏之境況，憂國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近代中國武術被納入到救亡圖存的歷史敘事中，武術也因此而獲得“國術”的稱號。西風東進，中國傳統武術受此影響，為適應西方的近代的潮流，國術提倡者們“取法西學”積極探索其傳承發展路徑，代表“土體育”的國術開始了以西方體育的標準審視自身。“兩兩相當”比試作為國術活動重要組成部分，其比賽方式也開始以西式體育競賽體制為模板，進行近代化轉型探索。第一屆國術國考、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第二屆國術國考，這些重大國術賽事的成功舉辦，則成為彰顯了這一時期國術大繁榮的代名詞。而作為由地方主辦的全國性國術比試，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不同于《國術考試規程》規定下每兩年一屆的“例行常規”，其舉辦原因既是歷史趨勢的必然，亦有諸多偶然因素。通過此次比試，把當時的國術事業推向巔峰，直至民國覆滅，地方上再無如此國術盛況。

目前對民國專門武術賽事的研究多集中于兩屆國術國考，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雖在不同版本的武術史、體育史書籍中廣為提及，但僅對其概況進行簡要的介紹，或多著眼于比試過程，對于大會前后的相關問題缺乏深入探析，對大會的開展過程研究不夠細致。作為一種民族體育而呈現的武術，是伴隨清季“西風東進”浪潮的興起而逐漸轉變的。回顧民國那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武術的生存環境、價值體系發生轉變，而浙江省國術游藝大會也正是這一轉變的縮影。通過重塑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這一重大武術事件的史實，既可展現彼時拳種的發展狀況及武術的基本樣貌，又能反映武術與國家、社會間復雜的互動關系及其背后更深層次的社會發展樣態。故此，本研究在搜集文獻的基礎上，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為對象，辨析其發起背景、梳理其組織經過、總結其利弊經驗，旨在重構這一國術賽事的原貌，為當今武術發展提供思路。

一、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會前諸事

（一） 國術復興與西學東漸

近代中國對外軍事、外交、文化交鋒的敗退，使得“天朝上國”如夢初醒，國人意識到諾大中國宛如病榻之側，需求妙術以去沉疴。故近代以降，國困民乏的歷史現狀下，無論政權如何交替、社會思潮如何涌動，探求救國之法始終為國人共同訴求。一國之存亡，恒視民族精神之良莠，以為斷，是故，必有強毅獨立之人民始有強毅獨立之國家。國之將亡，其根源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而是傳統文化所造成的國民性問題。故自清末嚴復的三民主義、梁啟超的尚武思想、至民初孫中山提出尚武精神，無不將提高國民之素質，視為重鑄民族之魂的根基。而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一環無不是要養成國民強毅之體魄。在救亡圖存的探索中，國人認識到，習練武術不僅可以增強國人體質，更重要的是能培養習練者堅韌和勇敢的意志品質，并以此來塑造國人的尚武精神，“國技”“國術”稱號的獲得也昭示著武術成為尋求救國之路、弘揚民族精神的一劑良方。外怵于強鄰之威壓，內鑒于民族之荼疲，大批有識之士亟起而提倡國術。

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爆發，國術又因不具科學性被打上封建迷信的標簽，沒有科學化的國術，使一般民眾認為國術不及西洋各種體操。官方的支持縱然可為國術的發揚提供保障，然民眾的認可則為國術復興的基礎。欲破除民眾對國術的隔膜，實現國術的普及，改變人們對國術固有印象，也就需要對國術進行宣傳與革新。“歐風美雨”的沐浴中，國術科學理論探索的同時，西方的競技體育的競賽制度也為國術的科學化、民眾化提供了思路。受奧林匹克運動的影響，大批的國術家認識到，國術的改革不能只依靠西方理論，要破除門派畛域，還要通過比試之契機，期觀摩之實，以切磋之機會，舍己短而采人長，方為切要。

（二） 浙江的契機

以提倡國粹，強身強國為名，在國術改良的科學化探索中，各地也陸續開展各種形式國術活動，但規模僅限于地方，唯有浙江以地方之力，成功舉行全國性的國術比試。這也說明，全國提倡國術的社會風氣外，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舉辦，也必然有其地方因素。

浙江山青水幽，號稱東南文弱之邦，省民先天之體質既受地理影響，而不甚堅實，后天之鍛煉復以歷史之熏陶，習武之風而落后全國。作為國術統治的核心區域，浙江更需要一個契機來使民眾了解國術，調動省內民眾的積極性，以此在全省普及國術。1929年6月至10月歷時長達四個月的西湖博覽會于杭州舉行，此次大會規模之宏大、觀眾之熱情、反響之強烈，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展會期間，除各地商品在此展出交流外，為了增進參觀者的興趣，博覽會特設游藝一項，展會期間伶人演唱、電影歌舞等，不勝熱鬧，浙江國術分館此次被劃定在博覽會西冷橋畔，設立國術比試處，廣延海內國術名家，來處表演。因國術表演之精彩，至此參觀者絡繹不絕，借助西湖博覽會國術表演的契機，國術得到更多民眾的了解。在博覽會期間，以一場專門的國術游藝會來展現國術形象，為國術的發揚提供了思路。

△ 西湖博覽會大門

然欲要舉行一專門國術賽事，承擔運動場的修繕，組織籌備處、頒給獎品、一切招待費用的經費開支問題，以當時普遍經濟困難之境況，籌備此筆資金，其難度可想而知。而恰逢此時，為解決西湖博覽會內國術表演費用浩繁這一困境，由浙江省國術館副館長鄭炳垣、事務長蘇景由，會擬發行章程，擬發行有獎參觀劵。參觀券額設二十萬張，每張售銀一元，每張分五條，每條之端設有國術參觀券一紙，可任意入內參觀，不另收費。該券由西湖博覽會發行，分兩期出售。西湖博覽會國術比賽有獎劵的發行收入，除提發獎金外，充作西湖全國運動會經費、全國國術游藝大會經費，亦將在此余項中開支。這一措施不僅解決了博覽會內的資金問題，也進一步為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開辦提供了經濟基礎。作為此時浙江國術館館長亦是主政浙江的張靜江，其自身的地位、聲望及政治資源和號召力，為大會的開展贏得了政治支持。鑒于本省民風孱弱，武風不興，為喚起民眾注意國術起見，張靜江最終決定于九月間，定于西湖博覽會內，召集全國國術游藝大會。其后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上其八歲幼子表演太極拳可以看出，其本人對國術也倍加推崇。

可以說，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發起，既有客觀的環境因素，又有主觀意識的提倡。全國提倡國術的浪潮是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舉辦的前提，國術的科學化、民眾化是國術游藝大會的訴求，浙江政治、地緣、文化特點及社會環境則是大會舉辦的推動劑。

（三）“游藝”之辯

游藝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內容之一，與其他文化活動一樣，起源于原始人的生產勞動和其他社會實踐，并伴隨著社會的進化不斷地發展完善。《論語·述而》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較早地提出“游藝”一詞，孔子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視為整體，四者相輔相成，既是孔子其自序修身治學之旨，也是他對孔門弟子、青年后進的期望和提點。孔子所謂游于藝，魏晉何宴《論語集解》對其注為“藝，六藝也。藝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后來，朱熹從理學的視域釋“游”為“玩物適情之謂”，釋“藝”為“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并認為此“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由此可見，在游藝的理解方面，其內容始終限定在六藝之中。

時至民國，游藝所指的范圍已大不相同，透過史料不難發現，民國各種娛樂游戲活動普遍以游藝而命名，與此同時，國術也成為各類游藝活動的內容之一。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前，各種國術游藝會也時有記載。如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前夕，寧府各要人，近于提倡技擊拳術一事，殊饒興致，本月三日曾在府內大校場，開國技游藝大會，頗極一時之勝，當時參觀與參加表演者，有數百人之多。1928年昆山國術研究會，于中秋日午后二時，在公共體場開游藝會，并函請各機關參觀者指導……各個機關領袖及民眾不下四五千人，開會行禮如儀后，各會員相繼表演種種國技，并有來賓顯技，全場掌聲如雷。國術與游藝相結合已成定式的邏輯下，以“游藝”而定大會其名似乎正合社會潮流，但此事卻備受爭議。李定芳致函浙江省國術館提出：游藝者，游于藝術之，請也似乎視國術途尚美觀，運動之功效全般抹煞……并提出，鄙意對于貴會名稱，應將“游藝”二字改為“運動”二字，顧其名得符其實，且不失國術之本旨與貴會提倡之原意。國術的不同表現方式、舉辦目的，影響了比賽性質、名稱，國術因觀賞價值被發掘進而成為游藝的一部分。

可以發現，民國各種國術活動以游藝命名者，其內容皆以國術拳械演練的表演為主。以打擂比試為主兼具各家拳械表演的大會之所以采用“游藝”而命名，浙江省國術館作如是解釋：運動會之名稱為體育家之專用，若竟以運動標名易滋誤會，且本省已有全國運動大會，不另定名稱難以顯示區別；比試僅為國術中片面之詞，惟有游藝二字，較為籠統，內分表演和比試兩種。鑒于土洋之間的隔膜，棄用“運動”之名尚在情理之中，而以游藝而概括表演與比試卻難以讓人信服。楊蔭深《中國游藝研究》提到，游藝即為游戲的藝術，并其內容包括雜技、弈棋、搏戲。以講武為主的武術，雖與游藝相近，游藝卻以技巧以供人娛樂為目的。出于對大會名稱的不認同，故此次大會也被稱為“全國擂臺賽”“浙江國術比試”“全國大比武”等。

大會名稱即框定了內容范圍，又是性質的確定，針對這一被人所詬病的不恰當的命名，反觀當時狀況，國術游藝大會的命名似也符合其舉辦宗旨與原意。縱覽民國各種游藝會可以發現，其特點是湊合各式各樣的娛樂項目，供給參觀人共同娛樂的一種臨時集會，其目的有的是為了籌募捐款，有的是為了集體聯歡。與運動會與國術國考不同，此次國術游藝，不在選拔人才、爭錦奪標，參加此次比試，是仗諸位的表演，昭示民眾，注意國術事業，并非爭彼此勝負。浙江財政竭蹶，所有費用皆來自門票獎券的發行，游藝更能夠引起游客的注意。大會取“游藝”之名，即有利于資金籌集，更是為弱化派別爭斗，促進交流考慮，游藝之名，看似不合慣例，卻是當時最恰當的選擇。

二、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實施

（一）會前籌備工作

1929年5月3日，確認舉辦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然而，此前計劃用于西湖運動會與國術游藝會十萬元，僅前者預算已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大會的資金已無結余。為解決財政困難，借鑒西湖博覽會經驗，浙江省國術館決定，開始發行有獎參觀券以籌措資金。先期發行參觀券，分組出售，券價四元，門券則分為一元及五角兩種。籌備委員會成立前，附設券務處于國術館內，分推銷、總務、券務、交際四股，每股設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其外埠銷售，另設干事一人，分別進行發售，至大會閉幕時止，其每組收支，由該處開具清單。這種有組織的獎券門票發行與推銷，展現了近代以來獨具特色武術比試的運作模式，開創了武術商業化的先河，獎券的發行也再次為此次大會的相關籌備積累了必要的資金。

同年8月24日，浙江省國術館第三次董事會就籌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作為民國首次全國性的擂臺賽，浙江省國術館副館長鄭佐平認為，非得有國術聲譽及經驗者，不足以孚眾望，李景林、褚民誼、孫祿堂為吾國國術泰斗。在與張靜江館長商準后，遂函聘此三人為國術游藝大會的正副主任。10月3日李景林膺浙江省國術館之聘，蒞臨杭州，寓居圣塘路友常別墅。因此次國術游藝大會的主辦方浙江省國術館以國術比試事屬創舉，為了有計劃、有效率地舉辦此次大會，不能不有大規模之籌備，故于10月10日先于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成立籌備委員會，統籌賽前的相關工作。

△ 1929年10月10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攝影

為促成門派交流，使一般民眾對于國術之熱情，一變之從來鄙夷之心理，而為深切之認識，就不得不有相當的國術人才，來此一展奇技。同時，人才的范圍也決定了比賽的規模，為廣納全國國術人才至杭參會，浙江省國術館致函各地。闡明鑒于武術的衰歇久矣，爰有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之發起，定于十一月十日為集會之期，與會人員不論男女無論僧俗，祗求與國術卻有聲譽或為特異技能者，宗風崇尚，在所不拘。所有適館授餐之資以及歸里川資悉由浙江國術館供給，以此選拔國術人才參賽。此函一經發出，得到了各地函復，為支持國術的提倡，各地方出事公告，廣為延攬市項人才，并為參賽選手開具履歷保證書，以憑此匯送。較于此前的國術國考，比試優勝人員并不能獲得相應的職位安排，為保障國術人才參與，此次大會特設獎金一萬元，登報通告，以促進人才的積極性。

自通電后，各地多已響應，均表示贊成外，此外以私人名義，函電至杭者，已達百余起之多。截止開幕日止，先后報道表演者三百四十五人，登記比試者百二十人。通電各處攬才通知中，縱使聲明不論男女皆可報名，然不僅無女子報名比試，參加表演者也是鳳毛麟角，可見此時，女子習武之禁錮雖以解放，女子習武之風尚未普及開來。

比試會場為大會的主要部分，又是大比試的載體物質保障。比試會場的選定和建設亦為籌備的主要環節。會場原擬借撥西大街官地嗣經財政廳函復，以該處官地已屬民有，未便收用，乃改借通江橋舊撫署遺址。因固有之墻垣為臨時之建筑，計至得也。此次工程要以比試臺為最關緊要，臺為正方形，高四尺，廣六十尺，袤五十六尺。臺后建屋五楹，為評判檢察各委員主席，左為軍樂臺，右為新聞記者席臺，后為休息室計七間，又后為供給室計三間，左為西醫療養室兩間，右為中醫療養室兩間。其旁為男女廁所，臺前作半月形外高內下為參觀者席，其高出略于臺平，可容兩萬余人，左右排列長椅為優待席、為比試人員席、為職員席，外為進出口大門各一，其進口大門內左右各建屋五楹，右為售券處、招待室、職員休息室，左為停車室，其后沿墻建屋二十間，為臨時商場，惟場內隙甚多，高下不平，瓦礫滿目，殊不勝荊棘銅駝之慨。與傳統的擂臺比武相比，大會比試會場的建筑已更具規模，為適應西式競賽模式，會場也融入更多新式建筑。

△ 比賽擂臺

在與會人員的保障方面，大會委員會分別在賽前函公安局、公路局、醫院等機構，以做好維持會秩序，輸送相關人員，療治受傷選手等方面工作。近代以來，西風的東進，西方器物、制度的先進有目共睹，本會雖以提倡舊有之國術為目的，但其采用方法并不泥古。浙江省國術館以此次國術之提倡，非一時游觀，為對于本會蓬勃荼火之印象，不以逾時而泯滅，后之有志繼起者更得以此動觀而資考鏡是。大會除了用西式競賽方法外，張靜江主席欲籍電影之力量，留為永久之紀念，故派專員至滬，與攝影最完備之本（明星）公司、訂立攝影專約，本公司遂選派程步高、周克諸君攜帶最新式之攝影器械前往拍攝。影片之記錄，為樹國術之基礎，而廣為流傳。

（二）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賽會組織

關于古代的打擂活動多見小說描述當中，其比試原因，或戰時選將出征或是民間的武師之間的一較高低，動機多屬隨機性，比試雙方在相沿成習的規定下，而定下比試契約或是生死文書，比試均未成統一成文的規則，以此來確定勝負的判定標準。

考正史中，兩兩相當的比試活動自春秋戰國就有記載，今雖無法查證是否設有擂臺，但已武術比試初見雛形。宋代勾欄瓦舍中已有經常性的“以膂力者爭交”比試已設立了相應的獎項，以集天下英雄相競，這也意味著有了一定的組織規程，也標志著古代擂臺比武已近成熟。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在古代打擂的基礎上，以運動競賽體制為模板，設立了較為完備周密的組織部門。張靜江作為此次大會主要發起人擔任游藝大會正會長，朱家驛、鄭佐平以浙江省國術館擔任副館身份擔任副會長，李景林為大會主要策劃者擔任正評判委員長，褚民誼、孫祿堂兩位作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擔任副評判委員長，另有評判委員26人，監察委員37人。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委員會

從大會的人員配置中不難發現，此次大會國術評判陣容匯聚張兆東、田兆麟、杜心五等幾近當時所有國術名家，其陣容堪稱武術歷史之最。與國術國考主試委員為清一色的的政府要員相比，大會主要由國術家擔任評判與監察工作，較于國術國考為更為純粹的國術群英會。在大會內容安排上，根據武術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設表演與比試兩種形式。國術自古以技擊為尊而兼具演繹，循此邏輯，本次游藝大會的拳械演練只做觀賞，最終以拳腳比試成績決定名次。比試規定給優勝者二十六十名，其第一至第八名并獎給現金共一萬元，計第一名獎五千元，第二名獎一千五百元，第三名獎一千元，余則分獎第四名至第八名，其第九名第十名各獎寶劍一柄。大會在汲取了傳統的打擂與西式的競賽方法基礎上，設置了較為完善的比試章程細則，使參賽者在一定規范體系內進行比試，以保證比試過程有序的進行。

比試章程

（一）所有比試人員，臨時用抽簽法行之，以防流弊，如有親屬師生之關系，準陳明回避，另行抽簽。

（二）比試不得戴面具手套等件。

（三）比試時不準著皮鞋及皮腰帶及有銅帶扣者。

（四）比試人員內著衣服不得帶有暗器及銅鐵質之物品。

（五）評判檢查章程另行規定之。

（六）比試終了，另定時日拍照電影。

（七）兩人比試時之勝負，當時宣布

（八）比試最后之勝負名次，另行宣布。

比試章程規則是進行比賽的基本前提，又是對參賽者行為的限定，從中也可以反映出大會的價值取向。民國多數武術比試大都采用戴手套面具等手段，以保護參賽雙方。大會更加細化了規則，在規則的設置上，盡可能地為參賽者的安全提供保障。唯比試不得戴面具手套等件，此舉意在最大限度發揮參賽者的技術水平，最大限度地還原擂臺比武原貌。

△ 大會開幕式

（三）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過程

國術游藝大會原定于1929年11月10日西湖博覽會閉幕后，繼而開幕，但因籌備之倉促，會場建設尚未完工，開幕日期延期至15日下午，當日又因天降大雨，開幕再次延遲至16日上午九時。開幕當日，會場門前車水馬龍頓成鬧市，鐘鳴九下，臺前早已萬頭攢動，到會者不下一萬余人。會場之布置，頗為周密，大門售券出，每座售洋一元，可以憑此票于優待席就坐，持有獎參觀券者則至觀眾席觀看。進出口處扎松柏牌樓雨座以紅綠綢纏之，有提倡國術發揚民氣等字。表演臺前懸有“愿國民均國術化”橫額，旁有聯云“一臺聚國術英雄虎躍龍驤表演畢生工力，歷來運動會中無比壯舉；百世樹富強基礎頑廉懦立轉移千載雄風，民眾體育史上應有余思。對聯的內容生動地詮釋出了，國術不再是各門派的專利，大會意在將武術作為一種重振民族雄風的手段而普及全民。

開幕典禮共十一部分，包括奏樂開會，各代表致辭后，繼由評判委員長李景林、副委員長褚民誼、孫祿堂、委員蘇景由孫少江等演說，大旨不外提倡國術，壯健國民體育等語。演說既畢，即事表演，各委員大都系拳棒名家，如李景林之劍，孫祿堂、張恩卿之拳，最后由張靜江公子（八歲）演太極拳，態度從容，頗為難得，觀者鼓掌不止，表演之中午十二時半，乃散會。

下午，國術游藝大會正式開始拳術表演，除中央國術館、江蘇國術館等國術系統人士，上海致柔拳社、國防軍第四十九師、南通大學國術團及地方保送人員，包含軍、警、學、商、醫、農各屆國術人士192人表演登臺表演。其中拳術表演展現太極、少林、形意、八卦已經流行于全國的拳術的同時，孫臏拳、燕子拳、麒麟拳、等地域拳種紛紛亮相。表演期間各家各派登臺獻技，不僅展現了國術博大豐富的拳種，滿足了觀眾興趣，也為拳術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11月19日起開始器械表演，其種類共包括刀、槍、劍、棍、鐺鞭、銅锏、禪杖、九節鞭、流星錘、月牙錘、三節棍、虎頭雙鉤等，主要內容已呈現出刀槍劍棍為主要內容的器械演練格局。

△ 比賽現場

11月21日大會第五日，至表演完畢后，繼以拳術比試，比試用搖珠方法，先用圓木刊明比試人員號碼姓名，由監察委員將號珠投入銅球中，先后搖出，以號珠先后為比試之次序，計參加比試報道者109人，分四組，第一、二、三組每組三十二人，第四組十三人。比試人員均服灰布短裝，腰際各束一帶，帶分紅白兩色，以示識別，比試時雙方對立臺中劃定粉圈之上，俟評判委員長笛聲一鳴，即開始比試。考慮到自開幕以來，未參加表演者及乍到者為數尚多，比試過程前后穿插國術表演，對為未參加比試者，為不無遺珠之憾，特安排未到者進行補試，可見大會對國術人才的珍重。

為吸引民眾對此次大會的注意，提高影響力，廣泛的宣傳必不可少，大會除了發行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日刊實時更新比賽狀況外，不遺余力地對運用新聞媒體對大會進行宣傳。張靜江于國術游藝大會期間，特十七日，宴請上海新聞屆，其目的不獨請報界諸君，對于國術應力事宣傳，并希望諸君本身應加注意，又分贈國術游藝大會新聞記者出入證，邀請記者前往參觀。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期間，《新聞報》《中央日報》《申報》《民國日報》等主流報紙，均對整個比試的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報道。在良好的輿論宣傳條件下，大批游客前往參觀，據報道，滬上人士前往參觀，致滬杭車上非常擁擠。報刊媒體的宣傳，也為國術游藝大會打開知名度，使國人關注國術的同時，也如實地記錄了整個過程，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武術史料。

11月27日，比試最終決出最優勝者六人。第一名王子慶，于名次評定后，即對觀眾宣言，略謂本次此次參加比試，完全係提倡國術，卻非貪圖名利，現承大會給獎金五千元，愿與昨日比試之二十六人共同分攤。武者以武德為先，此舉展現了展現國術人重義輕利的情操。即江湖賣藝者流偏見的回擊，又是習武之人形象的重塑。11月28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舉行閉幕禮，正副會長暨評判檢查各委，參加比試表演各員亦到，演說、給獎，行禮如儀后，為期十一天的國術大會就此閉幕。

△ 大會前三甲（王子慶、朱國祿、章殿卿）

三、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評價

（一）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諸多問題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因籌備之倉促，未能面面俱到，既為創舉，其比賽組織、規則尚無前車之鑒，無可避免地會出現諸多問題。迫于財政窘困，大會發行有參觀券以頭獎兩萬元獎額為誘導，實則已帶有賭博成分。獎券之賭并非常見的幾個賭徒面面相對而較輸贏，其賭性隱匿于購彩人對其中頭獎的角逐。民國彩票的發行，為彰顯正義，常以“募捐賑災”的名義，此次大會籌措資金，售彩票廣告于各報刊中大肆宣傳，必然引來社會各界一片禁絕的呼聲。民眾以國術有獎券與賽馬賭博相歸類，國術也必然受到國內的指責和譏評。

在大會的人才選送過程中，甘肅、遼寧、寧夏等紛紛復電，選送人才，參加前往參加比試，而至大會開幕，多數邊遠地區代表均缺席大會，許多身懷其地方特色國術拳師，未能亮相一展拳腳，當屬一大憾事。由于初次辦賽，大會的比試規則方面也存在諸多漏洞，經過一天的比試發現，原定的三次兩勝制，雙方拳腳往來判別殊難，且易起爭端。鑒于此，大會第六日，經議決，改訂比試規則，雙方比試以跌倒為負；雙方比至四分鐘仍未見勝負，準休息二分鐘再行比試，如仍無勝負，作為平手，準下次加入比試后。規則改訂后，則出現比試人員，各取守勢，相互盤旋，且笑且語，平手的情況大量出現。比試規則二次修訂為，比試時不得言笑一律只準比試十分鐘，過期無勝負取消比賽資格。至最后決試比試規則再次改為，拳腳一律解放，踢擊各部位均可。比試規則中的三次改動，既反映了考慮的片面性，也暴露辦賽經驗的不足。同時，組織比試中，已報到選手至第三組比試開始已有半數未到者，第四組報到比試者僅六人。此種狀況，固有組織的問題，參賽者與在此過程中的缺席也與己諾必成武士精神相悖。

（二） 浙江國術游藝大舉辦意義

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土壤而生長的武術，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傳播的封閉性及宗教、巫覡文化的滲入，其外表籠罩著神秘主義外衣。清末以習拳練藝為組織的義和團，其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諸多神化的行為，則將武術的神秘、蒙昧一面展露無疑。實現武術的科學化、民眾化，需要摒棄封建殘留的糟粕與虛妄，建立對其客觀全面的認識。此次國術比試廣征國術人才，山野名流皆可以個人名義報名參賽，匯聚了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國術能手，為展現國術的樣貌提供了絕佳的平臺。

大會之攝影雖于杭州淪陷后遺失，比試的具體情形今天已不得而知，然從報刊的記錄中依然可以管窺比試細節，章殿卿、紀雨人比試中兩人互鉤互跌；霍儒生、王琴南，雙方互相猛撲，約三分鐘始相抱持，王君終以力不如霍而跌倒。至決賽時，胡鳳山與朱國祿胡君始取守勢按兵不動，朱君猝然向之猛攻，拳如雨下，直向胡君頭部擊去，胡君一不及防，面部突中一拳，眩暈而倒；胡鳳山與王子慶二人抱持，互相扭結，約三分鐘同時倒地。從比試僅有的文字描述中可知，選手其技法多以摔或兩人互擊為主，飛檐走壁等奇門絕技不僅未曾出現，各家拳術獨有的技法特色在實戰中也未見報端。式貴于簡，如戚繼光所言：拳法名勢各有所稱，而實用大同小異，不同拳種特點，并未有技擊技術上的不同，而在于演練風格的不同，用科學之方法還原國術本來面目，大會最大限度地展現了彼時中國傳統技擊最真實的底色，為理性認識國術提供樣板。通過此次大會的切磋和交流，諸多拳種亮相，門派間的畛域相應弱化，加速了國術向民眾的推廣。同時，通過此次比賽，組織協調、項目設置等方面的經驗的積累，推動了各地國術賽事的舉辦。

此次大會浙江籍的選手在比試中人數最多，占比百分之三十。這與在國術人才選送上，各縣均派選代表參會，不無關系。各縣進行國術人才選拔的過程中，為浙江各地國術事業積累了人才，提高當地人們習練國術的積極性，并最終推動各縣國術事業的發展。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后，浙江各縣國術館也先后創立。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國術名家、名手匯聚于杭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浙江國術的發展。其中國術名家孫祿堂蒞杭期間，攜書籍多種籍供研究，聞孫君以南方之學拳術者，多未獲觀以上各書，特在本埠再版，拖各大書局代售。國術游藝大會后，楊澄浦、劉百川等國術名家紛紛留杭授技，充實了浙江國術人才數量，進一步豐富了的當地拳種流派。通過此次國術游藝大會，浙江的尚武之風漸濃，為浙江省國術復興拉開了序幕。

（三）當代武術發展的思考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今天的武術的樣態既是過去變遷的結果，也是未來發展的開端，知古方為今鑒。從大會比試中可以見得，比試者所習拳術不管是少林、武當或是形意，在均勢的情況下，拳術特有技法大都難以展現，人體相同的生理結構，決定了最簡單、最實用、最快捷的技術才能在實戰中真正的發揮效果。大會表面上舞對合彀，實際上擊舞分離已見端倪。既言武術的本質為技擊，若武術去除了所謂“舞”之部分，其“本質”則與西洋拳法無異。拳械套路已不僅僅是身體的技擊，而是中國古人世界觀、價值觀的折射和凝練，這是其存在文化價值。經過千年的沉淀，武術不僅僅是一種原始暴力的技擊術，更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大會以表演與對試結合的形式，也正以出于民族文化堅守與尚武精神弘揚為考量。今天無需詬病，散打運動脫離傳統，全盤西化，它是武術原始技擊能力在今的表現；武術套路的舞蹈化、體操化，當中也繼承傳統文化因子，這一結果是武術這一項目特色與當今社會發展所決定，它符合武術技擊發展的歷史邏輯，是中國武術發展至今的必然結果。

為追趕西潮，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積極將武術與近代大變革的時代相融入，以致大會取得巨大的反響。然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武術發展到今天，也只有將武術競賽規則、藝術包裝、比賽觀賞等與現在社會需要相契合、順應時代發展的歷史潮流才能發揮其價值。運動項目生命力在于民眾基礎，深諳于此，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尚以報刊攝影為媒介，以促使民眾對國術的了解，今日武術的發展重要保障也在于武術運動的社會化程度。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也應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與武術發展相融合，充分發揮武術的多元功能，開展武術創意項目，利用其豐富的內容，除拳術套路、散打外，開展短兵、射箭等不同形式的武術活動，滿足不同人群健康、休閑、審美、文化的需要，展現既有民族特色又彰顯時代精神的民族傳統武術。

四、結語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籌備、組織、開展的整個過程，在展現了國術近代轉型探索的趨向同時，也反映出地方辦賽的特殊性。浙江以一省之力，開辦國術游藝大會，經濟上沒有專項資金支持，在此境況之下，盡其所能、積極籌備，可見浙江對國術的重視及以武強省的決心。大會以師古而不泥古的姿態，在傳統擂臺基礎上融入西方競賽制度外，廣泛采納新式的媒介，推動了民族對國術的了解，同時為了解近代武術比試狀況，提供很好的研究范例。盡管籌委會竭盡所能保障大會能夠順利開辦，然困于開辦之倉促，財力之限制，也在籌備、組織、實施諸多事項未能如愿。大會諸多問題，也反映了東風與西風之間的抉擇矛盾，近代國術轉型探索的艱辛。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舉辦，進一步推動了國術的科學化、民眾化，作為主辦方的浙江，通過舉辦此次大會，促進了浙江武術的發展，也為中國近代武術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節選自《中國人大》，2018年第8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