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良心”黃萬里：22年的“政治橫禍”與“死不悔改”

黃萬里

編者按：各網絡媒體都在轉載此文，但轉文均未標注原始來源及作者姓名，不知是哪位高手的大作。在此分享給大家，并向作者致敬致謝！如有知道來源及作者的朋友，勞請告知，以便追補標注。

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時，黃炎培已經79歲了。

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黃炎培這個辛亥革命的元老、五四運動的勇士，民國時期的大教育家，中國民盟的創始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的家庭也未能幸免。

黃炎培的子女，大都是海外留學歸來的科技精英。反右斗爭這個政治橫禍，突然“成捆”地砸向了黃炎培的家。

黃家共有七個成員被打成了右派，全家立馬被這從天而降的“成捆”橫禍，砸呆了，砸傻了。

黃炎培、姚維鈞一家

在“成捆”的政治橫禍面前，黃炎培的妻子姚維鈞，這個民國時期的知識女性，這個知書達禮的賢妻良母，忍辱負重地安慰子女們。

同時，她對子女們說，千萬不要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悲劇，告訴父親黃炎培。絕不能拿別人造的“孽”，反噬和傷害自己的父親。

所以，黃炎培只知道被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的三子黃萬里（留美水利專家），還有被免去中國建材科學院副院長的四子黃大能（留英建筑材料專家）這兩個兒子是右派。

他還不知道，家里還有另外五個子女、女婿等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知子莫如父，知女莫如母。

在父親黃炎培的眼中，被打成右派的兒子，政治上是天真的“小白”，專業上是頂呱呱的翹楚。

特別是三子黃萬里，專業優秀，心底透亮，眼不容沙，耿直直言。他更是父親黃炎培的驕傲！

1963年，祖孫三代。左起：黃萬里、黃炎培、黃觀鴻

黃萬里，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伊利諾伊大學博士，中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

五十年代，國家一號重點水利工程是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請蘇聯老大哥幫助設計的。

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有兩大宏偉目標：一是，人定勝天，黃河變清；二是，建好后的年發電量，要超過解放前全國一年的總發電量。

當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三門峽水利工程議案時，全體人大代表都激動得站了起來，心潮激蕩，熱血澎湃。以一波又一波雷鳴般的掌聲，表達心中涌動的喜悅！

此時，黃萬里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天真無暇地多次傾情上書全國人大和國家相關部門，以其常識和專業為依據，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通俗易懂：

黃河，從青藏高原一路向下，穿越黃土高原。奔騰的河水沖刷著黃土，河水由清變黃，這是亙古不變的自然現象，顧名思義叫黃河。

黃河能變清嗎？黃河永遠是帶泥沙的，永遠是黃的，永遠也不可能變清！三門峽水利工程能達到預期的發電量嗎？不可能！

因為，黃河水裹挾著黃土，黃土會變成泥沙沉淀在三門峽水庫里。沉淀的淤泥會逐年增多，水庫的容量會逐年變小。三門峽水庫發電的容量，不可能達到圖紙上設計的標準！

但黃萬里的拳拳報國之心，都石沉了大海。

1957年7月，國家召開三門峽水利工程研討會。會上有70名全國相關專業的專家參加。

面對著蘇聯老大哥違背科學、專業和常識的設計方案，面對著國家的議案，專家們為了討好蘇聯老大哥，揣著明白裝糊涂，大家都睜著眼睛，昧著良心唱“贊歌”！

此時，只有黃萬里那顆“中國良心”，仍在跳動，仍在熱血。在十天的論證會上，他用了七天時間，以一當百，舌戰中俄群儒！

他旗幟鮮明地說出了：不！

1958年，清華大學黨委宣布：黃萬里被劃為右派。

而且，他和中國“力學之父”、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成為了被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公開點名批判的清華大學兩個最大的右派！

黃萬里，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反黨、反蘇的大右派。

看著人民日報批判他的文章，黃萬里仍心不服，嘴還硬。他說：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然圍繞著太陽在轉；我成右派了，但黃河仍然是黃的，仍然是帶泥沙的！

20世紀50年代黃萬里在清華大學寓所

三門峽水利工程，在敲鑼打鼓，彩旗飄揚中，轟轟烈烈地大干快上了。

五十年代，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國家非常窮。1957年全國財政支出305億元，僅建設三門峽水庫的預算支出就是15億元。

這15億元的投入，每一分錢都是極其珍貴的。

因為，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建設材料，都是從蘇聯進口的。在與蘇聯的易貨貿易中，中國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材。

所以，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三門峽水利工程是全體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從嘴里一口一口省出來的！

三門峽大壩

1959年，黃萬里作為右派，被下放到密云水庫工地勞動改造。這個留美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的教授變成了水利工地的民工。

他白天在工地上挑土運沙， 晚上跟民工一起，擠在四面透風干打壘的地窩子里。

加上剛好是全國鬧饑荒的那三年，工地上的民工們更是饑餓難熬，許多人都浮腫了。

黃萬里的妻子丁玉雋，早年留學日本學醫，幾十年來，一直跟隨黃萬里相夫教子。

一天，她從北京趕到密云水庫探望黃萬里，只見黃萬里完全變了一個人。

她帶去的兩斤餅干， 黃萬里像一匹饑餓多日的野狼，一口氣全部吃掉了。

丁玉雋在一旁默默地看著，不停地抹著淚。這可是昔日堂堂正正的清華大學的大教授啊！時代和環境確實能夠改造人，溫文爾雅的教授與狼吞虎咽的民工，都可以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密云水庫工地

毀其名，戳其心，勞其骨，這是右派標配的政治“套餐”！

黃萬里從名譽上、心靈上、肉體上，徹底飽嘗了堅持真理的苦難“套餐”！

當蘇聯老大哥成了蘇修后，蘇聯老大哥設計的三門峽水利工程，也走下了神壇。當初人們虔誠的頂禮膜拜，也褪去了昔日神圣的色彩。

人們才敢反思蘇聯老大哥設計中存在的問題，并說出了一句天大的實話：全蘇聯沒有一條像黃河一樣，亙古不變帶著泥沙的河！

三門峽水庫建成后不到三年，它的致命缺陷就暴露了出來。

黃萬里多次上書中央，告誡的殘酷預言，正一步一步地成為不忍直視的現實……

由于水庫淤泥嚴重，三門峽水電站原定裝八臺發電機組，后被迫一減再減機組的數量。

原設計的發電容量為110萬千瓦，也一減再減，減少為25萬千瓦。

更讓人擔憂的是，次生災害和風險，也張開獠牙悄悄地尾隨了出來。

在三門峽水庫建設之前，陜西的渭河是“地下”河，而現在變成了“地上”河。

“地上”河，就像一把達魔利斯克之劍，高懸在陜西渭河流域，并直接威脅到西安市和周邊上千萬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而地下水位的變化，又導致原富饒的陜西渭河平原，土地嚴重鹽堿化，農民苦不堪言。

陜西省不斷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反映真實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巨大風險和問題。

1962年至1964年，中央召開了四次會議，專門研究三門峽水利工程存在的問題。

1964年6月，周總理在接見越南水利代表團時說：

“在三門峽工程上我們打了無準備之仗，科學態度不夠。專家中不同的聲音和意見，都被人為地忽略和壓制了。”

護犢之心，人人有之。

1964年，在春節座談會上黃炎培見到了毛主席。因為與毛主席曾在延安窯洞有過著名的歷史談話，有這段特殊友誼的墊底，黃炎培向毛主席談了愛子黃萬里的問題。

毛談笑間輕松地說：“你家也分左中右嘛！你兒子黃萬里《賀新郎》的詩，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

黃炎培和毛主席在延安

黃炎培和毛主席在北京

在延安清華大學也想借這個機會，給黃萬里摘掉右派的帽子，但要求黃萬里寫一個檢查。

黃萬里非但不寫檢查，還提出了一串反問：我寫了檢查，黃河就能變清嗎？三門峽水利工程并沒有什么高深的學問，為什么這個國家這么多知識分子都不說真話！

為了真理，就是不低尊嚴的頭！這就是黃萬里！這就是那個年代已經瀕臨絕跡的知識分子的風骨！

哎，不“低頭”的黃萬里 ，既堵了組織下臺階的路，也堵了自己摘去右派帽子的路！

1966年，“文亂”開始后， 黃萬里的處境就更加糟糕了，他們家也被另外兩戶人家占用了。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到江西勞動改造。他白天勞動，晚上睡在倉庫里。

不久，他用毛主席著作當掩護，偷偷看英文專業書的秘密，被人發現告發了。

好家伙，這個右派太反動，太狡猾！還敢褻瀆領袖，耍弄革命群眾！

對黃萬里的批斗不斷升級！最后，硬是將這個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博士 ，升級成了美帝派來的特務。

沒完沒了的批斗，最后將黃萬里斗得精神恍惚了，連他本人都覺得，自己真的是美帝派來的特務了。

他給女兒寫信，讓女兒幫他回憶一下，自己當美帝特務的情節。

幾十年過去了， 黃萬里的妻子丁玉雋在談到這段不堪回首的噩夢時，仍然心有余悸！

1971年， 黃萬里又從江西轉到三門峽水庫，專職打掃廁所。

1978年，歷史翻過了那沉重的一頁，國家改革開放了。

此時，國家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急需有真本事的專家，呼喚有學問的知識分子。

1980年2月26日，黃萬里這個中國杰出的水利專家，終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了！

黃萬里與中國“力學之父”錢偉長，這兩個全國公開點名批判的右派，成了清華大學最晚摘帽平反的兩個右派。

黃萬里摘帽平反的文件，只有寥寥47個字：黃萬里同志原劃右派問題屬于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準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47個字！黃萬里和全家老老少少幾代人，為了這47個字，苦苦煎熬了二十二年，等待期盼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始終不低頭，二十二年始終不檢查！

中國有幾個知識分子能做到？黃萬里、錢偉長做到了！顧準做到了！

水電部部長錢正英，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負責全國的水利建設，晚年時，她曾說了一句發自內心的良心話：新中國水利歷史上，應當講教訓最深刻的就是三門峽工程。

改革開放后，黃萬里又回到了清華大學。

黃萬里

校方想聘請黃萬里這個解放前的老教授，水利界的泰斗帶博士，黃萬里愉快地答應了。

但校方又說，請他寫一個申請，然后還要審批，黃萬里一聽就火了！

黃萬里滿眼望去，這些眼中的領導、教授、教師都是他的學生輩、孩子輩。

他們都是生在紅旗下，伴隨著各種運動長大的，因此，一些人從小就耽誤了全面完整的基礎教育，知識結構是不扎實的，知識面是狹窄的，還有人看不懂外文資料。

其中，還不乏“含水”的！

對于“含水”沒本事的人，黃萬里從來都不掩飾他的鋒芒和鄙視。

黃萬里認為，他一生都是靠真本事吃飯，靠學問教書育人的。他是騾子是馬，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他堅決不寫當博士生導師的申請報告。當然，最終博士生導師的資格，也與這位學界泰斗永遠告別了……

黃萬里在清華大學的師生中，德高望重。一開始，博士論文答辯時，其他教授都積極請他去做論文答辯的評委。

可黃萬里這個評委，根本不懂得“現今”社會。他永遠丁是丁，卯是卯，一絲不茍地當評委。

不“放水”的結果是，大家心里都十分佩服他的學問和知識。但行為又是誠實的，那就是大家再也不請他當評委了。

黃萬里，當然也知道這其中的原因。他說，我就是要維護清華百年的品牌，維護清華博士的含金量！

黃萬里，真是一個“死不悔改”的人。他永遠不改那耿直、率真、透亮的性格！

黃萬里去世前十九天，學生沈英、賴敏兒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位九十歲的耄耋老人，自知來日不多了，與學生談起了長江的事情。說著說著，老人家竟像一個學習優秀的幼童，看到自己做的試卷，被打的全是紅色的XX。

他委屈地哭了起來，淚水不止地流淌……

一輩子自信高大，陽光耿直，永遠是硬漢形象的大師——黃萬里。

當著學生的面，傷心地哭著，那淚水真干凈，真純真……

學生也哭了……

2001年8月27日，黃萬里帶著對長江的牽掛和試卷，推開了天堂的大門，輕輕地走了進去。

終年90歲。

有一份唁電是這樣評價他的：黃萬里是20世紀中國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

年輕時的黃萬里、丁玉雋夫婦

丁玉雋口述：我的丈夫黃萬里

來源：愛思想網

黃萬里：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因反對三門峽工程成為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本。

丁玉雋：同盟會創始人之一、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兒，黃萬里的妻子，早年留學日本，后就職于清華大學。

我的丈夫黃萬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黃炎培第三子，1932年畢業于唐山交通大學，1934年赴美，相繼在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伊利諾大學學習，1937年春學成歸國。

1935年黃萬里在伊利諾伊大學

“以后請你不要再來了”

1937年黃萬里回國乘坐的輪船經過日本，此時正好是我們放春假的時候。先前我們每次回國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個同學是上海人，她很活躍，她說我們這次回去坐坐美國船，看看美國船的服務怎么樣。我們就選了從美國經過橫濱的船，而這艘船上正好坐著黃先生。

我們從東京坐火車到橫濱上船。我們一群女孩子，和黃萬里他們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男孩子就這樣相遇了。

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我與黃先生之間相差6歲，我當時就覺得他是年紀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會經驗，但對他沒什么好的印象。我覺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誠懇，感情豐富，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放心。在船上度過兩天一夜，走的時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來，他從南京下了火車，提著他的小箱子，拿著他的履歷表，就來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記了，我覺得他是挺老成的一個人，但沒有覺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還在念書，在女子學校也沒有接觸過男孩子，根本沒想過要找一個男朋友。

丁惟汾

第一次他來我家時父親沒看見，第二天再來時，父親看見了就問我，怎么認識的？我說在船上認識的。父親又問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說他是上海人。父親說，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隨隨便便讓他到家里來。我說，我又不是只給他留了地址，而是給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聯系。父親親自到客廳對黃萬里說：“以后請你不要再來了。”

當時南京有一個單位接收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專業技術人才，我姐夫也在這個單位，黃先生就認識了我姐夫，通過我姐夫找到我們家里來。姐夫和姐姐正籌備結婚，我們大家經常湊在一塊兒玩。父親不同意我們的婚事，黃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來一個朋友提親。但那個人不敢跟我父親說，怕被父親回絕了，耽擱了幾個月，后來黃老先生又找了我父親的秘書陳希豪來說。陳希豪與黃老先生有交情，挺仗義，父親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來抗戰爆發，上海打仗了，南京開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沒有地方可念書。中國在戰亂的時候，有女兒的都要趕快出嫁，免得麻煩。我那個時候無所謂，覺得黃先生挺老實的，比較靠得住。他喜歡比較自然、比較樸實的人。如果按照他當時的情況以及他的關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學生，但他沒有這種想法。

黃萬里、丁玉雋夫婦

他開著破吉普車來結婚

后來國民政府癱瘓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們家也退到了廬山。當時黃萬里已經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開著他父親的破吉普車來廬山與我結婚。由于是在戰亂，婚禮很簡單。當時黃老先生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從南京遷到武漢。婚禮后，我們也要路過武漢去四川。本來那是一輛破汽車，可黃老先生舍不得，就讓他把車開到武漢。然后他開著車，過了九江，但車開到長沙壞了，沒法再修，就把車丟在了長沙。之后我們從長沙坐火車到武漢。

我在武漢見到了黃老先生，他非常高興，給我們做了很多去四川的準備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幫助我們辦理的。從武漢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沒有船了，我們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翻船。幸運的是，沒走多久就碰到從南京來的家屬逃難大船，我們丟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們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寶貴的8年，我們6個孩子有5個是在四川生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在一個工地上；黃先生在三臺整治涪江航道，我們有個孩子就是在那兒生的。

我們住在江邊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臺被轟炸過，我們住在三臺縣城一個銀行行長的房子里，當時我和孩子們就在門旁邊。房子對面的街上爆了一個小小的炸彈，幸好沒有傷著人。如果炸彈再多投一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后來，他們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彈留下的殘渣。

在四川期間，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很難靠薪水生活，因此黃先生就組建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美國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去轟炸日本軍。但這個公司在抗戰勝利后就結束了，工程人員各奔前程，黃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門。

水利部門先派他去江西，后來又派到甘肅做水利局長。我們剛到甘肅的時候特別不喜歡那里，后來住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地方很好，夏天很涼快，沒有蚊子，有各種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兒大干了一場，把老部下都帶過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黃競武在上海被害后（編輯注：黃競武為黃炎培次子，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原主席黃孟復的父親。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省主席對他很好，說你趕快走，不走要出問題。他就把我們送到上海。當時上海已經被解放軍圍攻，我們半夜下了飛機出不了機場，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來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從甘肅辭職，去了香港，之后從香港到了上海。

1948年黃萬里在甘肅給水利工程師講課

反對“三門峽”工程

1949年，上海剛解放，東北農林部就到上海來招聘建設東北人員，黃萬里去應聘了。我們8月份離開上海，9月18號到達沈陽。他在東北水利局做了一個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學。

在唐山，黃先生開始嘗到政治運動的滋味。黃的同事沈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黃先生對他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這話被工人聽到后，黃萬里遭告發，成了被懷疑與批查的對象。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黃萬里調到清華大學。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說：“你們說‘圣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國水利》卻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們當時開會的情況，包括他在會上的發言，第8期卻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還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當時在會上怎么說的，都是歷史事實擺在那里。

現在，三門峽的問題是已經明擺著的了，各種雜志、網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見了。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認為他的意見很重要。

1957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分子的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雖然我沒有直接聽到他說這樣的話，但這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里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黃先生雖然在單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樣干他的，看書、洗澡、出去遛達，這些遭遇不妨礙他，不影響他。

他被打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庫工地勞動。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餓。直到1960年才從工地撤回來。

密云水庫工地

那時正是生活緊張的時候，我們住在清華解放前蓋的新林園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種玉米、南瓜、各式各樣的豆子，雖然以前沒種過，但種得好極了。甚至到1964年的時候，還剩下幾百斤老玉米，后來都喂雞了。北大有幾個男同學，每個禮拜都來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被趕出來，職工搶進去住了，一所房子住兩家人，院子里蓋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發后，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來抄了我們家，沒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醫院叫去開會，開完卻不讓我回家，讓我在辦公室坐著。等我回家一看，黃萬里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是血。

后來黃先生自己給周總理寫了一個條子，具體寫的什么，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華打人的事。我把這條子送到國務院接待室去。幾天后，上面派人來清華宣布，不準打人。

1969年，我們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血吸蟲疫區，后來有些人得了血吸蟲病。我們住在像兵營一樣的大倉庫里。黃萬里被斗得精神恍惚，連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還給大女兒寫信，讓大女兒幫助回憶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務。

1970年6月的一天，黃萬里中暑了，發高燒，但兩個頭頭折磨他，說，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

1971年，我們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黃萬里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他身體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四人幫”垮臺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寫不動還在寫”

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后一個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時他已經退休，實際上應該是離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算離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參加過招聘團，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那時起就享有供給制，沒有工資。但清華沒有管他這一段歷史，改為退休了。當時小女兒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國。走的時候，我說你一定要知道你應該是離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華還是給他辦了退休手續。我回來說不對，讓他們去調查，他們調查了一年多，沒有結果。

后來當過清華校長、以前在東北農林局管水利的劉達說，你們不要調查了，我知道黃萬里什么時候到的東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應該算離休。清華才停止調查，給他改為離休。

離休是一種政治待遇，還有工資差別，離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費醫療，離休是可以全部報銷的，這一點很重要，要不是離休待遇，后來他五次手術，連工資都不夠。

雖然離休了，但黃先生仍然要上課，要發表他的意見，發表他的論文。沒有別的意圖，不是說他上課，要給他加工資。解放前他就是二級工程師(教授)，而他去世的時候還是二級工程師，這些他不計較。但這是資歷的問題，一直是二級工程師，那你這個人幾十年干了什么?

當時，學校讓他申請帶博士。他說我有資格帶博士，我不用申請，要考慮我的資歷，考慮我的學識，你們認為我能帶博士，那就應該聘請我，而不是我來申請。他不申請，但學校有關方面說，假如你不申請的話，就不能帶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帶博士。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采納不采納是領導人的事。

他這種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貫的。

1998年長江洪水后，黃萬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癥。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紅色領帶、戴著黑色領巾。他覺得講課不容易，要穿得整齊，才能提高學生注意力。他堅持站著講課，自己寫板書。

2001年8月20日，清華大學水利系為黃萬里舉行90周歲生日祝賀會。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但19日開始發高燒，沒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趙誠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書寫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黃萬里)他寫東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寫上的。這是他一貫的習慣，也是他父親黃炎培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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