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證人》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懸疑世界 | 蔡菲菲

經典重映

時至2025年，我仍在觀看一部68年前的黑白電影，并為之拍案叫絕、心潮澎湃。驚人的反轉讓我再次感慨：又被阿婆騙到了。這部電影正是好萊塢導演比利·懷爾德執導的《控方證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改編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作品，于1957年12月17日在美國上映。劇情大致如下：倫敦著名刑案辯護律師韋菲爵士接到一個案子，當事人沃爾被控謀殺富婆弗倫奇太太，而原本應該證明他清白的妻子克里斯汀，竟成了控方的關鍵證人.......

下文涉及劇透，建議先去觀看原片。

《控方證人》結尾提示

陪審團制度與控辯攻防

這部被譽為“懸疑教科書”的影史杰作，不只是其令人驚嘆的反轉與幽默的人物對白，法庭戲也十分精彩，常常作為課堂上了解英美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教學影片。

首先簡要介紹下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從普通市民中隨機選出若干陪審員，參與刑事訴訟的審理，并獨立于法官作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這項制度將社會常識（common sense）引入司法過程，防止法律過于技術化而與現實脫節。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陪審團制度也存在其爭議和弊端，例如遴選和審判過程耗時漫長、成本高昂，以及易受情感、偏見、律師策略或媒體影響。

通常在開庭后，法官會特意向陪審團強調：“各位陪審員，按照你們的宣誓，必須嚴格依據庭上出示的證詞和證據進行裁決，必須摒棄對此案的任何成見，排除一切雜念，僅以法庭上發生的內容為依據。”

隨后，面對控方傳喚出場的三位證人，辯方律師韋菲爵士通過質詢逐一削弱其證言的證明力：

控方出場的第一位證人是赫恩警督。當控方使用“the murder”（男兇手）一詞時，韋菲爵士立刻提出反對：兇手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不能讓陪審團先入為主的認定沃爾就是兇手，控方遂將其改為“the assailant”（攻擊者），以避免性別預設。辯方反復向控方及陪審團強調，應對證人的看法及事實進行區分，看法是主觀推測，而非客觀事實。控方提交的一號證物是被告的外套，上面檢出O型血（受限于當時的科技水平，尚無法進行DNA鑒定），而被害人的血型就是O型，控方由此推斷血跡來自被害人。辯方當即提出合理懷疑：沃爾先生稱切面包時割傷了自己，而其血型恰巧也是O型，因此該證物上的血跡是否來自被害人存疑。

第二位控方證人是被害人年邁的管家珍妮特，她直接指證，案發當晚9點25分（法醫推斷被害人的死亡時間為9點30分至10點之間）她回家取東西的時候，聽見被告與被害人單獨在客廳交談，有說有笑。女管家還透露，被害人在遇害一周前修改了遺囑，將八萬英鎊遺產留給被告。辯方則通過發問揭示，上一份遺囑的受益人正是女管家本人，她與被告存在利害關系，其證詞存在偏見而不可靠；同時，女管家在庭審中表現出對被告的明顯敵意。此外，辯方又向法庭揭示女管家曾向國民健康保險申請了一個助聽器，但案發時其未佩戴。爵士通過這兩點大大削弱了其證言的證明力。

最后，最令辯方棘手的證人沃爾太太登場，其本應是作為控方的證人以證明被告的清白，卻成為了控方的證人，指認案發當晚被告10點10分回到家，雙手沾滿鮮血，并向其坦白殺了人。就在辯方一籌莫展之際，韋菲爵士“喜獲”關鍵證據，得以證明其證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此處有一細節令人動容：韋菲爵士積勞成疾，雖被醫護責令休息，卻在接到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電話后，毫不猶豫地外出奔走。這份不放棄任何希望、全力為當事人奔忙的執著，令同為辯護律師的我們深有共鳴。

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

限于案件當時的技術水平，指控被告犯罪的證據均為間接證據，如果要定罪須達到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達成“內心確信”的程度；且證據之間不能存在明顯的、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矛盾，能夠排除合理懷疑。但是控方的證據均被辯方指出存在瑕疵，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本著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陪審團最終裁定被告無罪，沃爾當庭釋放。

對于疑罪從無原則，“任何人在未經法定程序證明有罪前，均應被視為無罪”，這是一項有著深厚中外法史淵源、視為人權保障理念具體體現的司法原則。在辦理刑事案件中，面對成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當事人，我們也會反反復復跟他們解釋，除非法院判決你有罪，在此之前你都不是罪犯。對于這項制度，首先需要解釋說明的是，只有上帝、神靈才會知道事件的真相和全貌，而司法的各項制度設置的目的在于讓你我這樣非全知全能、理性有限的人，如何通過證據無限逼近那個事實的真相。舉證責任過高，會放縱真兇；舉證責任過低，會加大冤案風險。經過長久實踐總結論證，最終形成了現行的司法證明標準和證據體系，并且仍不斷精進。影片結局的處理既維護了司法的尊嚴，又讓真兇得以嚴懲，實現了結果正義。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婆的“層層套路”

阿加莎·克里斯蒂，這位被讀者親切的稱為“阿婆”的英國小說家，以其精巧布局屢屢令讀者驚嘆。影片層層反轉，不知道看到結局的你是不是像我一樣驚愕良久，愣在原地？即便觀眾擁有“上帝視角”，仍難免被阿婆巧妙蒙蔽，連韋菲爵士那獨特的“單片眼鏡”測謊法也未能窺破真相。在阿婆的小說里面，作為讀者會被一次次欺騙：諸如你聰明的認為嫌疑最大的人往往不會是兇手，后面一般會有反轉，她會開篇把兇手鎖定，但又設置重重陷阱讓你以為兇手另有其人；當你習慣了兇手往往是隱藏在人群中的一個或兩個人，她又會讓你知道，除了被害人和偵探兩人以外，剩下的十幾人可能全部都是兇手；當你變得不太好騙了以后，她又繼續讓你知道憑什么第一視角敘事的不能是兇手本人呢？為了制造完美的犯罪，兇手為什么不能偽裝被殺，最后自殺的同時還制造他殺的景象？在這一次次與阿婆交手的過程中，你會愈挫愈勇，拍手叫絕，感慨震撼。

阿婆的小說結尾常常讓人大快人心，也許司法是有限的，絕不是完美無缺的，那些遺憾阿婆會在小說里面補足，給予了讀者極大的寬慰，實現了結果正義。《東方快車謀殺案》里推理出全部真相的偵探波洛，在經歷了一番煎熬的思考歷程之后，最終對列車里的各位說，“列車里面沒有兇手”；《無人生還》里，面對一群逍遙法外且毫無悔意的人，主人公作出了自己的選擇。阿婆的小說里面始終交織著法律與人性的思辨，她筆下的人物最終往往站在了良知和正義的一邊，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阿婆曾言，我的小說沒有談情說愛的戲碼，那些應該留給言情小說，偵探小說就應專心破案。因此她筆下的人物波洛先生、馬普爾小姐都是“孤家寡人”。他們雖然年邁但是智慧卻異于常人。在阿婆筆下，即便在當時男女地位懸殊的時代，如馬普爾小姐這般年長而被邊緣化的女性，依然有所作為；即使上了年紀的人，其對社會的貢獻也未減弱，智慧會隨著歲月沉淀，終可大放異彩。

無論你從哪一部作品“入坑”，《東方快車謀殺案》、《無人生還》、《羅杰疑案》、《底牌》、《尼羅河上的慘案》等等，你都會獲得一段美好的閱讀體驗：在一個清風拂面的夏日清晨，亦或暖意融融的冬日午后，而你仿佛置身于那個風景秀麗的英國莊園、度假小島或飛馳的東方快車上，等待著即將展開的驚險故事，精巧詭計，或一場對人性冷峻而深刻的審判。

（本文來自一位受阿婆作品深深影響的讀者。有些人能超越生命的局限，阿加莎·克里斯蒂無疑是其中之一）

蔡菲菲

山東鑫士銘（青島）律師事務所

專職律師

教育背景

2015年-2019年，山東大學（威海），獲法學學士學位

擅長領域

為DBR Lafite拉菲羅斯柴爾德集團、青建集團等企業提供常年法律顧問服務。 辦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金融借款合同、買賣合同、勞動人事爭議等民商事案件，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辦理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敲詐勒索罪、涉黑惡等刑事案件辯護，多位當事人取得不起訴、緩刑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