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的前6年，南京國府在做什么？其實并非毫無戰爭準備

1937年7月，日軍全面侵華，淞滬一戰，中國軍隊損兵超30萬，中國海軍全軍覆沒；南京一戰，德械師覆滅，中國軍隊損兵超5萬，大片國土接連淪陷……

很多人會有疑問，全面抗戰爆發的前6年（從九一八事變算起），明知日本極度膨脹的侵略野心，南京國府難道沒有做戰爭準備嗎？為何開戰就敗得如此慘烈？

其實，南京國府怎不知日本侵華野心，但是當時的中國，內部派系林立、軍事力量分散、民生經濟凋敝，想要整治這些頑疾卻絕非易事，但并非毫無作為。

其實，南京國府對于抗戰的準備，幾乎被大眾完全忽略，包括重工業的投資、軍隊人才的培養、對外軍火采購，以及一系列經濟政策等等！

今天，我們就來詳細聊一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6年時間里，南京國府究竟做了哪些事？

1.危機中求生存發展

1931年，日本關東軍偷襲北大營，而東北軍采取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數千萬東北人民被迫當上亡國奴！

不過，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蔣氏正在江西南昌督軍，在知曉日軍出兵東北后，便仰天長嘆說下了一段話，內容如下：

“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省矣。……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此時，中國可謂是內外交困，剛形式統一不久的東北三省（背靠蘇聯，能夠有效得到來自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持），卻再次陷入戰火紛飛的淪陷局面。

除開關外，關內的局面同樣是一團糟，各地軍閥擁兵自重，與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蔣氏中央政府實控江蘇、浙江、上海一帶。

1932年，日本為轉移國際視野，圖謀我國東部沿海區域，便派遣軍隊登陸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

當時，駐防閘北的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的帶領下奮起抵抗，而后國民政府又派出整編第五軍參戰，雙方傷亡近3萬。

1932年3月3日，為避免事態擴大，影響各國在華利益，國聯緊急磋商中日停戰，國民政府最終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根據協定，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布防，變相承認日本軍隊，可以長期留駐吳淞、閘北等地，從而導致上海門戶大開，這就為1937年的全面侵華戰爭創造了條件。

從1930年到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針對蘇區發動5次軍事圍剿，前4次都以失敗告終，第5次便布置百萬重兵和經濟封鎖，最終我軍反圍剿不利，被迫長征。

雖然說，國民政府暫時取得了勝利；但是也浪費了大量人力、軍力和財力，無異于削弱了本就“積貧積弱”的國力！

同時，蔣氏集團的“攘外安內”政策，導致許多抵抗力量無法團結，也遭到眾多愛國人士的反對，使得南京國民政府在經營國家時，可以說是“渾身乏力”！

2.軍事準備—中德蜜月期

1927年，南京國府在成立前，為擴大軍事力量，應對未來威脅，蔣氏在驅逐蘇聯軍事顧問后，便尋求和德國的軍事合作。

當時，德國剛經歷一戰失敗，根據《凡爾賽條約》，大量德國職業軍人退伍，而這些擁有豐富軍事理論和實戰能力的人才，也成為各國競相爭搶的對象。

馬克斯·鮑爾

所以說，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確定，從德國聘請軍事顧問，改革軍制，編練新軍，協定防務和籌措軍火的“國防改革計劃”。

1927年11月，在浙江省主席朱家驊的舉薦下，蔣氏會見德國兵工炮兵專家—馬克斯·鮑爾（曾在德國總參謀部任職）。

在南京期間，馬克斯·鮑爾向蔣氏提交了一份《現代軍隊整軍建議書》，主張中央集權及推動軍政改革，得到高層的認同，便被蔣氏聘請為首位德國軍事顧問。

后來，鮑爾返回德國，挑選了40余名退役軍官（后期擴充到120人），組成了一個德國軍事顧問團，赴華指導軍事改革。

在華期間，鮑爾參與軍隊整訓、重工業建設，撮合西門子、合步樓、克虜伯等德國軍火商，和國府簽訂軍購合同，并在1929年的“蔣桂戰爭中，為蔣氏出謀劃策。

同時，正是鮑爾的牽線搭橋，才讓南京國民政府，得以派出軍事、經濟考察團，前往德國參觀學習，中德蜜月期正式開始！

1933年，中、德簽訂《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為中國建立軍事工業，并在軍事工業未完工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彈炮等武器。

長城抗戰結束后，南京國府接受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的提議，組建60個德國標準的“國防師”，每個國防師，配備一個直屬炮兵團，又叫做“調整師”。

單支國防師編制為11423人（野炮挽馬師）或11579人（山炮馱馬師），裝備野（山）炮12門、小炮24門、82迫擊炮24門、重機槍74挺、輕機槍336挺。

至于沒有入列調整師的軍隊，再從中挑選60個師，按照1932年6月份頒布的《陸軍師暫行編制表》進行集中收治、整理，而這60個師又被叫做“整理師”。

但是，南京國府的財力實在有限，配套的軍事工業薄弱，在1937年全面抗戰前，僅完成三批，共計30個步兵師的調整工作。

這里說明一下，1936年，陸軍進行調整工作時，陳濟棠和李宗仁，舉兵反對南京國府，國府便調兵平叛，而后發生“西安事變”，導致陸軍調整計劃，一度夭折！

這30個步兵師，參照德國軍事訓練，因為每位士兵頭戴德制M35鋼盔，裝備少量的德械武器，也被大家稱為“德械師”！

但是，這30個步兵調整師里，能達到德式標準的，只有第3師、第6師、第9師、第14師、第36師、第87師、第88師和中央教導總隊，和不是軍隊的“稅警總團”。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中國陸軍總兵力大概為200萬人，包括182個步兵師、9個騎兵師、4個炮兵旅等部隊組成；中國海軍擁有70余艘各型艦艇（大多數是清朝老式軍艦）；中國空軍擁有各型飛機600余架（真正能升空作戰的，不到300架）！

3.南京國府的經濟改革

全面抗戰爆發前，南京國府在財政經濟上，也進行了一系列探索，比如為統一銀本位貨幣單位，在1933年“廢兩改元”，而后又收回關稅自主權。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

1934年6月，美國出臺《白銀收購法案》，國外銀價大漲，國內白銀便大量外流，導致出現國內物價下跌、出口劇減、房價暴跌，不少銀行和錢莊倒閉破產。

隨后，為穩定金融秩序，財政部長孔祥熙宣布“法幣改革”：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集中發行鈔票作為法幣（和黃金綁定）；禁止銀元流通，白銀收歸國有。

談及法幣改革，罵聲一片，但是我們應該客觀看待，差的一面不多說，肆意發行、四大家族操縱法幣市場，缺乏監管，導致法幣最后淪為廢紙，喪失國家信用。

但是，法幣本身就是戰時經濟產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貨幣統一，“超發多發”實際也是支援抗戰，只是在面臨亡國危機的情況下，把金融秩序忽略了。

據相關統計，從1935年法幣發行，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6年時間，中國累計向美國出售5.5億盎司的白銀，換回了2.5億美元的外匯，而這筆外匯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來采購抗日物資。

所以說，在抗戰勝利后，法幣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個人認為，法幣改革是利大于弊，它使得中國從一個銀本位國家，成功轉變為管理通貨型國家，統一了全國貨幣，樹立了國家信用，為抗戰經濟奠定了基礎。

4.南京國府的工業舉措

1935年，國民政府將參謀本部國防設計委員會，改建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隸屬于國民政府經濟部，實際領導工作的是科學家翁文灝，其上頭便是蔣氏。

翁文灝

其核心任務，一方面執行國防資源開發：包括與外國合作建立軍需工廠，比如鋼鐵、石油、鎢、機器、航空制造等等。

另一方面，明晰工廠數量和生產能力；對高學歷人才的去向調查，調查日本開戰態度，為戰時緊急動員提前做足準備！

資源委員會成立后，國民政府特批經費1000萬元，隨后又和德國簽訂《信用借款協定》，獲得1億金馬克的信用貸款。

從1935年起，國府開始大規模重工業建設，中央鋼鐵廠、江西鎢鐵廠、中央機器制造廠、中央電工器材廠、中央無線電廠、中央電瓷廠等企業相繼成立！

中央電工器材廠

當時，中央鋼鐵廠投產后，年產鋼鐵15萬噸；太原鋼鐵廠，日產鋼鐵200噸；江西鎢鐵廠，年產鎢鐵合金2300噸，可以說是直接提升了民國的工業等級。

其實，總投資3億元的《三年重工業建設計劃》，1936年大多數項目都陸續開工，而次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重工業要么被毀、要么內遷，穩定發展期便由此中止。

從1928年到1937年，國內累計建成鐵路里程3600公里，而僅1935年到1936年，鐵路里程就達2000公里以上，公路修建總里程高達近10萬公里！

其中，湘黔鐵路于1936年開工建設，抗戰爆發時已建成160公里，而湘江大橋橋墩工程也基本完工，只是因為抗戰爆發不得已拆毀，并將物料用于湘桂鐵路建設。

成渝鐵路，于1937年初開始建設，直到建設終止時，完工總工程量的20%左右，可以說是非常可惜！

個人看法和總結

1935年華北事變后，南京國府便加緊備戰，但是國力的提升，并非是一蹴而就，更何況當時復雜的國內外局勢，難以提供長期穩定發展的沃土。

當時，蔣氏的想法便是，一方面加緊國家備戰，另一方面就是盡力推遲全面戰爭！

所以說，南京國府沒有直接點明“全民備戰”的口號，擔心日本人會有所忌憚，提前發動對中國的全面戰爭，以至于將備戰口號，叫做“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然后，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統一全面抗戰思想，又搞了一個“新生活運動”，甚至還掀起了一股“捐機獻壽”的風潮，捐獻總額可購買百架軍用戰機！

雖然說，當1937年7月盧溝橋的烽火燃起時，中國沒有完成全部戰備計劃，但是并非是一個毫無戰爭準備的國家！

其實，南京國民政府一直在填北洋政府留下的各種病坑和隱患，只可惜歷史給了其選擇的機會，并沒有給完成選擇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