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瓦窯堡到延安

筆者寫過中國工農紅軍篳路藍縷的斗爭過程。也寫過瓦窯堡會議的貢獻，這個字按照北方方言應該念bu第三聲，在自動生成的語音朗讀當中可能會念成漢堡的堡。大家知道就可以，系統生成的讀音可能還沒那么精準。

前面介紹過這次了不起的會議，這是一個特別關鍵，特別精彩的戰略轉折，是在危機當中尋找生機，在特別困難當中重新定位，并且實現我們的絕地重生。

首先是1935年12月這個了不起的會議，這是我們黨在絕境當中的曙光。當時我們在軍事上確實屬于一種絕境，因為中央紅軍經過了長征，在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和陜北的紅軍會師，這個時候兵力也就剩萬余人的這樣子。而且黃土高原上這種地方就是很貧瘠，一個字就是窮。并且還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生存危機是空前嚴重的。

傳統的土地革命和推翻國民黨的口號，是在大革命之后，我們受到各種圍剿，各種打擊，就這樣做，但是我們現在遇到了更大的一個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當時是日本要全面侵華，制造華北事變。所以民族矛盾是急劇上升，在這么一個背景下。我們黨是非常有格局和高瞻遠矚的，就覺得現在先不喊打倒國民黨了，因為脫離實際了，我們就不好廣泛動員全國各個階層了。但是當時，我們政治上仍然是很孤立的，他們還是要打倒我們。在1935年7月到8月期間，國際風向也轉變了。共產國際第7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這一信息由張浩（就是林育英）歷盡艱辛帶回陜北，為中共中央調整政策提供了外部依據和合法性！

1935年12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安定縣，就是現在的子長市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明確指出一個核心判斷，說中華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

在政治路線上進行了戰略調整，從“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當然后發展為“聯蔣抗日”）。因為后來的人們都知道，臺灣也有一些文檔解密了，后來發現這個想露臉的人又露屁股了。光頭其實想投降，只不過沒有來得及全面投降，連當漢奸都沒搶到第一，所以又被架在了這個位置上。他不得不抗日了。

會議決議提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再局限于工農，而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地主買辦營壘中可能分化出來的力量。因為當時民族矛盾是這個大前提，大家要一致對外，要抵抗侵略者。只要有這個民族大義，就是可以團結的好人，事實證明很多人也確實被感召了。會議指出在軍事戰略上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相結合的方針。紅軍行動應服務于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蘇區。為此會議決定抓起東征山西，目的是宣傳抗日、籌集物資和擴大紅軍。當時我黨在自身的定位上開始從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自覺向全民族抗戰的政治倡導者、發動者和組織者轉型了。這標志著黨的角色定位從階級革命黨向民族革命政黨的轉變。

大家都記得這個會議的歷史貢獻就是在政治上挽救了黨，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也打開了戰略視野，使中共從生存危機的被動應對轉向了主動把握民族矛盾，進行戰略布局。

之后在行動當中探索和鞏固我們的民族抗戰路線，首先是1936年的2月到5月期間，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東渡黃河，在軍事上取得了一定勝利，但是遭遇了喝醋部隊閻錫山和一部分光頭中央軍的強力阻擊。東征在政治上極大地宣傳了中共的抗日主張，發布了東征宣言，高舉了抗日旗幟，雖然因為軍事壓力還是回師陜北了，但是也達到了一定目的，在擴紅、籌款和宣傳這些核心目的上還是有成就的。之后在1936年的5月到10月期間進行西征和三大主力會師。

為了鞏固和擴大陜甘根據地，迎接北上的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所以紅軍就發起了西征。這樣就鞏固了陜甘寧邊區的基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然后長征勝利結束了，我黨也擁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戰略后方。

當時不光是在戰斗，還有多渠道的統戰工作，對于地方實力派的軍閥，比如大力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他們通過前線默契和秘密談判，事實上，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抗日同盟。也就是說有力量的地方軍閥只要能夠被感召起來一起抗日，這樣事情好辦多了。同時對國府上層一些人士和知識界的人士，也要通過多種渠道，比如對國民黨內部的進步人士、抗日派的人士和一些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文化界的人士們，要宣傳抗日的主張。同時對光頭的政府在軍事反擊和斗爭的同時，也要保持沒有關閉談判的渠道。從抗日反蔣逐步調整成為逼蔣抗日。這就是為什么在1936年12月12日，這件事情發展到頂峰了，這就是西安事變。

他們也有民族大義，而且再不抗日覺得對不起良心了，所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

中共在震驚之余，迅速冷靜分析，做出了和平解決的決策。由周恩來等人赴西安斡旋，最終促成蔣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承諾。這個過程充分展現了中共以民族大義為重的政治成熟度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使其從“反叛者”一躍成為全國抗日力量眼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調解者和政治領袖。在這之后，1937年1月13日，東北軍撤離延安，紅軍正式和平接管。延安從此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一直到1947年。這就標志著中共擁有了一個穩定安全的政治指揮中心和思想文化中心。（1月13日這一天，延安城貼滿了歡迎中共中央領導的標語口號，歡迎的人們一早就排列在道路兩旁。在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鄉人民群眾，有機關干部，有紅軍戰士，有學生，有從十里八鄉來的赤衛軍和農民，還有從甘泉、延長、子長、安塞專程趕來的群眾代表。當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一行出現時，口號聲、歡呼聲、鑼鼓聲響徹延安山城。）

當然，高瞻遠矚的共產黨人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暫時先放棄了很多，犧牲了很多。為促成國共合作，中共在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等四項保證。這個等于先正式放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標志著在法律和形式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基本結束。

在這之后是了不起的洛川會議。

盧溝橋事變之后，抗戰全面爆發。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全面抗戰路線（而非國民黨單純的政府軍隊抗戰）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這標志著黨的戰略重心已完全、徹底地轉移到領導全民族抗日戰爭上來！

所以說從瓦窯堡到延安，是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折。我黨這次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完成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性轉變，從土地革命到民族解放，使黨的事業與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緊密相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和社會道義制高點。紅軍從致力于根據地內線作戰，轉變為準備開赴抗日前線進行外線作戰。實現了軍事戰略的創造性發展，這是從大規模運動戰調整為以游擊戰為主，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為將來開辟敵后戰場，發展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后來我軍在敵后打了很多漂亮仗，這是在正面戰場上有優良條件的國軍做不到的。

當時，這是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因為探索并實踐了統一戰線當中既統一又獨立、既聯合又斗爭的原則，這就積累了處理復雜政治關系的寶貴經驗。從此以后，確立了延安作為革命圣地的地位。穩定的環境使得黨中央能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比如在那個環境下，就寫出了《論持久戰》、《實踐論》和《矛盾論》等等偉大的著作。

在延安還有著名的整風運動、并且大規模培養干部，發展邊區經濟和文化，從而鍛造了一個思想上統一、政治上成熟、組織上鞏固、作風上頑強的領導核心。

這樣就為將來贏得抗戰勝利和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所以筆者詳細介紹過延安和西安重慶之間作風完全不同，蔣家王朝在花天酒地的時候，四大家族在撈錢的時候，我們的領導人去出差，到飯店改善伙食，才只吃了一個豆芽菜和一個白菜豆腐湯，說要把每一個銅板節省下來，支持抗戰。更不用說我們在南泥灣等地區搞生產自力更生，國府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所以他們的國軍抗日也很不容易。

所以從瓦窯堡到延安，是當年中共從挫折走向輝煌、從邊緣走向中心，這是關鍵的一招棋，從瓦窯堡到延安的歷程，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關頭，以驚人的政治彈性和戰略遠見，實現自我更新和戰略升級的過程。這絕對不光是地理上的轉移，這是政治路線的重塑和軍事戰略轉型，最終成為政黨角色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