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詞與指認：出賣瞿秋白的叛徒真相還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羅漢嶺從容就義，年僅36歲。這位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的犧牲，曾長期籠罩在“誰是叛徒”的歷史迷霧中。張亮與周月林兩位女性因一同被俘又較早出獄，被誤指為告密者，蒙受數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改革開放后，隨著史料解密與復查工作推進，真正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才浮出水面——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妻子徐氏與前蘇區收發員鄭大鵬，正是這兩人的供詞與指認，最終斷送了瞿秋白的生路。

1935年2月，中央蘇區陷落前夕，瞿秋白因嚴重肺病，由中央分局安排轉移，擬經閩西轉道香港就醫。24日，他與何叔衡、鄧子恢等人行至福建長汀濯田區水口鎮時，遭遇國民黨保安十四團伏擊。何叔衡壯烈犧牲，鄧子恢突圍脫險，瞿秋白與項英之妻張亮、梁柏臺之妻周月林被俘。為隱藏身份，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謊稱自己是江蘇籍醫生，因游歷福建被紅軍俘獲，趁亂出逃時被捕。其文雅的談吐與瘦弱的身形，暫時騙過了敵人，被關押于上杭監獄。

此時的瞿秋白仍有脫險希望。他在獄中致信魯迅、楊之華等人，請求設法保釋，上海方面也已著手準備鋪保手續。但這一進程，被兩個月后的一場被俘事件徹底打斷。1935年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機關在武平縣梅子壩山區遭國民黨第八師圍剿，省委書記萬永誠戰死，其妻子徐氏被俘。徐氏起初尚能堅守氣節，但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最終屈服，供出了關鍵情報——瞿秋白曾于2月在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居住兩晚，后向永定方向轉移，大概率已在濯田一帶被俘。

這一供詞如獲至寶，國民黨當局立即下令對近期被俘人員展開嚴密清查。瞿秋白所在的上杭監獄成為重點排查對象，他“江蘇籍醫生”的身份雖仍無破綻，但文雅氣質與被俘地點，與徐氏供詞高度吻合，引起敵人懷疑。為確認身份，敵人從被俘人員中找到曾在中央蘇區人民教育委員部擔任收發員的鄭大鵬。此人早已叛變，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被帶到暗處指認“林祺祥”。面對昔日上司，鄭大鵬直言不諱：“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

雙重證據之下，瞿秋白的身份徹底暴露。面對叛徒的當面指認，他坦然承認身份，放棄了偽裝與保釋的可能。蔣介石隨即發電指令嚴查，勸降無果后下令處決。而徐氏的供詞與鄭大鵬的指認，不僅終結了瞿秋白的生路，也將無辜者推向深淵。張亮與周月林因一同被俘，又在1938年經人保釋出獄，被理所當然地扣上“告密換自由”的罪名。項英竟因流言與猜忌，親手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張亮；周月林則在1955年被捕入獄，背負“叛徒”罪名服刑二十余年。

歷史的真相，在時隔四十余年后才得以厘清。1979年，有關部門在復查瞿秋白案時，發現了國民黨當年的報紙報道，明確記載“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結合黨史部門掌握的鄭大鵬指認史料，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證實了徐氏與鄭大鵬的叛徒行徑。

同年11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為其無罪釋放，長達數十年的冤案終于昭雪。198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紀委復查報告，明確瞿秋白被捕后堅守氣節，絕非叛徒，徹底推翻了“文革”期間的不實指控。

徐氏與鄭大鵬的叛變，性質截然不同卻形成致命閉環。徐氏作為省委書記的家屬，知曉瞿秋白的轉移計劃與行進路線，她的供詞為敵人提供了精準的排查方向，是身份暴露的“源頭”；鄭大鵬作為瞿秋白的舊下屬，熟悉其樣貌特征，他的當面指認則徹底坐實了身份，是最終的“確認”。兩人的背叛，并非臨時起意的無奈之舉，而是在酷刑與利誘面前的氣節崩塌，成為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污點。

這場叛徒疑云的背后，是戰爭年代特殊環境下的歷史誤讀，也是派系斗爭與政治運動對史實的扭曲。張亮與周月林的蒙冤，反映了革命年代信息閉塞與猜忌叢生的殘酷現實；而瞿秋白的犧牲，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黨的重大損失。歷史最終以嚴謹的復查工作還原了真相，既為無辜者洗清冤屈，也讓真正的叛徒無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