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此次帶頭抗議的巴扎商人，如何主宰了波斯灣五千年的命運？

【導讀】2025年12月28日以來，伊朗因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這場源于民生壓力的抗議迅速擴散至全國多省，隨后逐漸演變為一系列暴力沖突。直到當地時間2026年1月12日，德黑蘭等核心區域秩序基本恢復、民生逐步正常。但引發此次抗議的經濟困境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且美以與伊朗的博弈持續，后續仍存在引發新動蕩及加劇地區緊張的風險。自20世紀80年代起，海灣地區幾乎始終處于沖突與動亂之中，這片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為何總能成為地緣博弈的焦點？回溯漫長的文明進程，波斯灣的歷史角色又該如何定義？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21世紀，海灣地區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之一，波斯灣一直是一片全球化的海域。5000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大帝國可以完全控制海灣地區，海灣地區一直是自由貿易城邦林立的狀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里交流貿易，發展出一種世界主義文化。

歷史學家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在《波斯灣五千年》一書中，通過對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灣港口城市的生動描述，向我們展示了：商業、共識與世界主義并非西方的舶來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灣地區的歷史傳統中，而這種傳統，為21世紀中東探索新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窗戶。

以下內容節選自《波斯灣五千年》，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著，馬百亮、尤玉金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01，小標題為編者擬。

▍屏障與通道：波斯灣何以成為千年貿易自由港？

波斯灣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它位于中東腹地，堪稱全球的十字路口。它沿西北—東南軸線延伸，構成了歐亞大陸的“斜邊”：一條經巴比倫連接地中海地區與印度的最便捷（非航空）通道。船只駛出波斯灣，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后，南亞次大陸及其豐饒的財富便近在眼前。從波斯灣島嶼巴林的迪爾蒙，到海岸線變遷前建于波斯灣附近的世界首批城市之一烏爾，再到印度河流域文明，貿易最早在此萌發。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交匯的巴士拉港，商人們整理貨物，準備溯流而上前往巴格達——伊斯蘭教在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自由思想家與蘇非派信徒則挑戰并拓展了其信仰的根基。在阿曼及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葡萄牙這個歐洲帝國被阿曼人擊敗，后者建立了一個海洋帝國。即使是擁有強大海軍的英國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讓海灣國家的統治者自行管理，避免直接控制波斯灣沿岸，只有在巴士拉到孟買的重要航線受到干擾時，他們才會進行干預。認識到該地區的戰略價值，美國頻繁介入包括盟友與對手在內的各自治國家之間的沖突。近年來，美國實行的是一種“三重遏制”政策，旨在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成為該地區霸主，從而阻止了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任何一方獨自主導波斯灣地區。然而，真正遏制帝國勢力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主要因素，其實是其沙漠、山脈和沼澤構成的獨特地理環境。這種極端而獨特的地理位置既使商業成為生存必需，又讓貿易得以在帝國勢力控制之外繁榮發展，盡管它始終與帝國勢力保持著緊密關聯。波斯灣地區見證了致力于自由貿易和依賴中國、印度與中東之間長途海上貿易的大型商業中心的興衰。如今，從多哈到迪拜，海灣港口城市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動機、開放貿易和交流的自主中心，在其他地方為敵的各方也能在此和平共處并開展業務。在這里的商場、機場和市場中，可以聽到數百種語言。雖然21世紀的海灣地區看似完全嶄新，由石油帶來的財富打造而成，但其自由貿易和自治港口城市的歷史可追溯至數千年前。

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波斯灣一直被世界上一些最偉大、最強大的帝國所環繞和利用，但由于其自然屏障的存在，從未有任何一個帝國能完全主宰它。波斯灣的地理環境包含三個截然不同的危險區域，這些區域不適合任何前現代帝國統治：阿拉伯一側的廣袤沙漠、波斯一側的高大山脈，以及通往巴比倫途中的大片沼澤。帝國即便耗費巨大努力——不僅要建立帝國防御工事，還要持續為其提供水源和食物——或許能控制其中一個區域，但試圖同時控制這三個區域則是魯莽之舉且完全是不可能的。即使某個帝國設法控制了沼澤地帶的港口，它仍會遭受躲藏在山地和沙漠港口的“海盜”襲擊，而波斯灣地區各處極端環境中生存的族群，更能在敵對帝國間縱橫捭闔，只需承諾效忠出價最高的資助者。波斯和葡萄牙也許在這三種環境中都建立了堡壘，但它們并未主導商業活動，且很容易被擊敗，或通過非官方港口和路線的使用而被避開，甚至會遭到阿拉伯人的突襲。這些沼澤、沙漠和山脈之所以難以被帝國有效控制，部分原因在于它們并非完全無法穿越——事實上，它們對帝國軍隊而言可能難以通行，卻為小群體留下了無數“漏洞”：太多替代航道、隱蔽海灣、沙漠小徑和綠洲的存在，令任何帝國都無法全面監控。這使得帝國關卡周圍的分散化貿易成為主流——帝國往往將其稱為“走私”。因此，地理環境既讓帝國難以掌控波斯灣全域的商業，也促使連接該地區與帝國首都的航線和港口（無論是否征稅）數量激增，這種局面如同棋盤上的棋子不斷移動，最終有利于商人和非帝國行為體。此外，波斯灣沿岸大部分地區缺乏適合農耕的肥沃土地，這意味著許多海灣城市和社群不得不依賴貿易生存。

由此可見，波斯灣地區與帝國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它的繁榮與帝國中心密切相關，有時甚至依賴于這些中心。有些帝國的興起曾為這一地區帶來繁榮與穩定。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第二章關于巴士拉的討論中看到的那樣，一個鄰近的帝國城市，如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海灣地區的經濟繁榮，催生蓬勃發展的世界主義文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迪爾蒙，它因巴比倫的繁榮而受益（見本書第一章）。相比之下，現代迪拜的崛起則得益于遙遠的美國提供的海上安全保障（見本書第六章）。然而，海灣地區也幾乎一直是滋生叛亂的溫床，并且是一個對非帝國信仰體系相對寬容的地方。帝王們常常賦予海灣港口的地方統治者自治權，以換取貢品。這里的地方統治者并非傳統意義上征收土地稅和收成稅的國王，而是充當“商業寡頭”，他們必須鼓勵貿易，并以寬容政策作為吸引各種商業活動的手段。因此，海灣地區的人民沒有共享統一的帝國歷史，而始終保持著多元面貌，通過從各自地區通往廣闊印度洋的貿易聯系在一起。印度洋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來自海灣地區嚴酷沙漠、濕熱沼澤和崎嶇山地的不同居民穿過狹窄的霍爾木茲海峽來到這里。

▍超越教條與專制：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基因與世界主義精神

波斯灣向來是一個流動的中轉空間，來自不同地域和種族并且語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異的人們在此共享經濟利益、思想、經驗，甚至家園。這種共存狀態因內部競爭和外部征服而沖突頻發，但波斯灣歷史中也不乏融合、相對寬容的態度與世界主義精神，尤其是在貿易中心地帶。有時，這種寬容是策略性的，僅僅是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貨物和商人來到這里。然而，海灣地區的文學中也出現了對世界主義的明確表達。寬容往往是一種必需：在一個港口不被接納的商人，完全可以轉投另一個港口。在9世紀，海灣港口城市尸羅夫（Siraf）的繁榮時期，商人蘇萊曼（Sulayman）曾經來到這里。他在游記中提醒讀者，在這樣的國際市場中開展商業活動，需要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在印度，有一個種姓群體，其成員不會與他人共用一個盤子或同一張餐桌，他們認為這樣做污穢可憎。當這些印度人來到尸羅夫時，我們的某位大商人邀請他們共餐，即便有一百人出席，他也會確保每個印度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盤子和桌子。”

有時，商人的寬容精神超越了實用主義，升華為一種文學表達中涵蓋了人類普遍經驗的“人文主義”理想。波斯詩人薩迪·設拉茲（Saadi Shirazi，卒于1292年）曾在這一地區旅行，作為道德概念的世界主義在他的詩歌中得到了體現：

所有人類，

就像同一個身軀的四肢，

每個人都源于生命的光輝，

每個人都是上帝的造物，

像珍珠一樣完美無缺。

當生活傷害到我們中的一個，

每一個人都會感到傷痛。

若不能感受他人之痛苦，

又有何資格生而為人？

數百年來，海灣港口城市通過掌握貿易之道、吸引來自遙遠地域和文化的商人，孕育出了一種世界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將利潤置于教條與專制之上。無論是出于主觀意愿，還是出于生存必需，這些城市往往不受集權力量的干預，也無須遵循單一文化范式。這為中世紀人文主義的文學與哲學表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根基是比中世紀地中海亞伯拉罕諸教文化更為多元的經驗與文明碰撞。

海灣地區的文學作品經常以海上往來的舟楫象征眾多途經此地的宗教、民族和語言社群。在波斯《列王紀》（Book of Kings）的一個故事中，一位智者想象了每個信仰的代表出發去探索世界的場景。七十艘船代表著七十個信仰，從波斯灣地區出發，踏上全球之旅：

當七十艘船駛入波斯灣，

當所有的船帆升起，

有一艘寬大的船出現了，

裝飾得如新娘一般華麗，

如公雞的眼睛一樣精美，

先知穆罕默德與阿里都在那艘船上……

波斯灣是世界上首個連通全球的海域，是諸多信仰與文化揚帆起航之地。它如同彈弓，將人們彈射進印度洋季風貿易的廣袤世界；又似一張巨網，從遙遠的印度、非洲東海岸、印度尼西亞乃至中國將人們匯聚起來，再經由其狹窄的海峽與寬闊的海域，將人們帶入美索不達米亞的核心地帶——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那片孕育帝國與君王的豐饒農業區。

“Khalij”一詞揭示了波斯灣地區的世界主義特性。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都用“Khalij”來指代波斯灣。波斯語屬于印歐語系，阿拉伯語屬于閃含語系，操這兩種語言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明體系，數個世紀以來紛爭不斷。盡管如此，由于波斯灣兩岸數千年來的互動，這兩種語言共享許多詞語。“Khalij”可以指“一條從河流中開鑿出來的運河，延伸至某個能夠利用它的地方”。有時它也只指“河流”。不同于英文中暗示分隔的“gulf”（海灣），“khalij”強調的是與停靠港之間的“連接”。

因此波斯灣擁有眾多名稱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此眾多的民族曾穿越這片海域，并將其描繪為自己世界觀的一部分。在古代巴比倫，波斯灣被稱為“苦海”，可能因其含鹽量高而得名。18世紀的一幅歐洲地圖將其標注為“巴士拉與蓋提夫灣”以及“波斯灣”（Sinus Persicus）。“Sinus”在拉丁語中意為“海灣”或“灣”，暗示著一個空間、一個腔體，或器官之間自由傳輸或連接的地方，顯示出該海灣名稱的多樣性。直到最近，一條如外科醫生切口般的人為分界線——國際海事邊界——將波斯灣一分為二，東側是伊朗，西側是阿拉伯國家。這條分界線從波斯灣的“臍部”——阿拉伯河（由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交匯而成，最終注入波斯灣）開始，一直延伸至霍爾木茲海峽。在分界線的一側，伊朗要求將其稱為“波斯灣”；在另一側，阿拉伯國家則稱其為“阿拉伯灣”。這種分裂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事實并非總是如此。

▍角力場中的波斯灣：沖突籠罩下的地緣博弈與貿易命脈

波斯灣地區一直被視為一個沖突之地，原因之一是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該地區的經歷。對于1980—2000年出生的歐美人而言，他們經歷的“第一場戰爭”是美國主導的針對伊拉克的戰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對這場戰爭的生動報道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對于嬰兒潮一代而言，波斯灣意味著伊朗人質危機、石油輸出國組織、加油站排起的長隊，以及為保障本國石油消費型經濟而確保該地區安全的重要性。伊拉克不僅被視為對科威特及其他海灣國家油田的威脅，還被認為威脅到通過波斯灣的世界貿易。因此，它威脅到了海灣地區的深層現狀，在這種現狀下任何帝國或鄰近的中心都無法主宰或完全控制這片最具戰略意義的水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樣被視為危險國家，尤其是當它們采取行動試圖管理或影響較小鄰國時。2019年沙特阿美公司布蓋格煉油廠遇襲，以及2020年美國刺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強化了人們對該地區這樣一種印象，即這里是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火藥桶”。

在大國競爭的層面上，長期以來，某些精英想要控制海灣地區的欲望確實是動蕩的根源。例如，沙普爾二世修建了“波斯長城”來抵御阿拉伯人。然而，沖突只是歷史圖景的一部分。正如勞倫斯·波特（Lawrence Potter）所言，“海灣地區的歷史已經高度政治化，其港口城市的歷史多元性也被遮蔽了”，尤其是當新興民族國家對其歷史提出主權主張時。海灣地區還有另一重敘事：這里不僅存在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文化融合，更有一張由眾多民族群體、流散社群和多元身份構成的網絡，他們或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以西，或從印度洋及霍爾木茲海峽以南和以東涌入這片區域。作為歷史上諸多事件的發生地，波斯灣從未被任何單一群體、帝國勢力或固定身份完全占有。超越波斯－阿拉伯或什葉派-遜尼派的分歧來看，波斯灣地區的歷史堪稱典型的全球史。正如最早的楔形文字泥板所描述的，波斯灣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歷史的地區之一，也是海上聯系最緊密的地區之一。與此同時，在其港口和船舶上，多種獨特的信仰和文化在此繁榮互動。這些群體在市場和港口城市中交融互動，之后又回到遠離海岸的山區、沼澤或沙漠綠洲中的社區。

波斯灣地區吸引了來自中國、科欽和肯尼亞的船只。在這里靠岸后，它們收集貨物，準備駛入充滿機遇的海洋——印度洋，這段旅程雖然更加危險，但是更加有利可圖。船長或船主選擇停靠哪個港口時，受諸多因素影響。最安全、最具包容性、最具世界主義色彩且成本最低（即關稅最低）的港口，往往最先成為被選擇的對象。對長途貿易的依賴是維持和擴大商業活動的強大動力，因此海灣港口的建設是為了更好地吸引和歡迎各路商人、水手及其他人群。海灣各地的港口將海上貿易與阿拉伯的沙漠商隊網絡、波斯的山間隘口，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連接起來，它們大多是自治的，有時甚至公然反叛，由商業寡頭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實行松散統治，而這些商業寡頭自身也從事利潤豐厚的長途貿易，隨季風往來于廣袤的地域之間。

商人通常只在海灣地區短暫停留，以季節為周期，等待下一次季風將他們和貨物送往非洲東海岸或印度。因此，這里的人口數量會隨著貿易季節大幅波動。大多數時候，港口中的人們至少需要表面上互相包容——而有時文化影響則深刻得多：商人群體常常推崇世界主義并接納差異性，而哲學家、詩人、作家和統治者則利用這種差異性和矛盾，而非忽視它們。當然，也有這個體系受到威脅的時候，比如當不那么包容的統治者或團體試圖強行推行宗教或文化同化政策，或者征收過高的稅收時。然而，那些感到不受歡迎的商人會直接將生意轉移到其他地方，如果這種情況一直得不到改善，受帝國或教條主義控制的港口就會走向衰落，甚至會消亡。由于大多數港口與海灣地區的主要農業區分離，有時甚至缺乏充足的淡水供應，貿易成了生存的關鍵。波斯灣沿岸散布著曾輝煌一時的城市考古遺跡，這些城市因未能持續吸引貿易而沉寂。另外，有時也會有多個國際化且歡迎外來者的港口彼此競爭。這會導致稅收和關稅的惡性競爭，迫使海灣國家的統治者和其他精英全力投入貿易，并冒險前往遙遠的市場以彌補收入上的損失。在一些海灣港口，商人統治者可能遠在他鄉的港口經商，而無法處理本地的重要事務。他經常在海上，或者是在塞舌爾躲避風暴，或者是在印度或非洲海岸某處開展貿易。港口的運營（尤其是至關重要的關稅征收工作）可以由他的代理人負責，代理人可以是一位妻子，可以是一名忠誠的奴隸或仆人，確保不會發動叛亂，也可以是來自完全不同部落或信仰的人，以防他外出經商時家族或部落內部派系篡權。

▍貿易驅動的文明：海灣地區的全球化特質

如今，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經濟體系與波斯灣地區數千年來的模式相似：多元化，以服務業為中心，與全球網絡相連，不再依賴農業作為主要產業。然而，在工業化開始之前，情況遠非如此。當時，農業在世界大部分經濟體中占主導地位。然而，海灣地區是一個例外。自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興起以來，海灣地區就幾乎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中心。至少從文字誕生之初開始，海灣港口的經濟高度依賴于商業，特別是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長途貿易。相比之下，在巴比倫、巴格達、伊斯法罕和北京等帝國中心，農業生產才是經濟的重中之重，因為需要更多的糧食來養活軍隊和官員。在這些社會中，必須維護運河，大型公共工程需要稅收支持（因為神圣的國王不能被商業活動玷污），而大多數人一生中從未離開過出生地方圓5英里（約8千米）以內的地方。除了朝覲或參加其他朝圣活動的時候，一個人的身份和所在的地域普遍是固定的。盡管海灣港口經常需要進口糧食，有時甚至需要進口淡水，但它們不像成功的沖積平原農業文明或河岸農業文明那樣需要高額基建稅收。另外，它們始終容易受到貿易模式變化的影響，不像那些陸上大國，長途貿易在前工業時代經濟中占比相對較小。確實，一些主要的農業文明，如中國和日本，曾選擇與世界貿易隔絕達數百年之久。然而，對于海灣港口城市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貿易的消失往往意味著毀滅，因為商人和統治者實為一體。

在鼓勵其他商人使用其港口、支付（很低的）關稅并吸引更多商人方面，商業寡頭通常比大型農業國家的統治者更成功。但他們對貿易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于在少數情況下會強迫商人前來，例如，基什島的中世紀統治者不惜以綁架的方式，迫使尸羅夫港的商人來到自己的港口。從長遠來看，這種策略通常是行不通的。商人必須不受約束，出售他們的貨物，航行至印度洋，然后載著更多商品歸來，有時這段航程需要耗時多年。不同于被束縛于土地之上的農民和佃農，商人和貿易者通常可以選擇不同的地點，只要風向有利。如果他們在某個港口受到不公正對待，或者他們的文化與宗教沒有受到尊重，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再去那里，而是會選擇附近的其他港口。然而，海灣地區策略性的世界主義并非一成不變的理念或固定的模式。相反，不同的港口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來吸引商業與貿易。因此，本書按特定的港口和時期進行編排，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表明世界主義的理念總能奏效或一成不變，而是為了揭示，人們對波斯灣地理環境的嚴苛要求的適應反映了每個社群復雜的經濟、宗教、政治和社會趨勢，并以此為基礎。這種適應可能代價高昂，若處理不當甚至會帶來滅頂之災，但是如果能夠成功，對海灣居民而言，其回報可能極為豐厚。

《波斯灣五千年》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Persian Gulf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

作者：[美] 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

譯者：馬百亮、尤玉金

審校：昝濤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內容簡介】

提到中東，我們腦海中出現的往往是戰爭、貧困以及保守。殊不知，中東還有繁榮、開放、多元的另一面。而這一面，體現在中東的海灣地區，也就是波斯灣地區。《波斯灣五千年?全球史視野下的中東海灣地區》將帶我們回顧這個繁榮、開放、多元的中東是如何形成并發展的。

早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代，波斯灣地區就是以商業而非農業為生，以迪爾蒙為代表的貿易城邦連接了通往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商路，溝通了兩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阿拉伯帝國興起后，距離帝國中心較近的巴士拉成為溝通帝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梁，伊斯蘭教也在這里被遠道而來的人們接受，成為世界性宗教；阿拉伯帝國衰落后，以尸羅夫為代表的波斯灣港口仍然展現出了自治港口的韌性，維持著與南亞、東非乃至中國的貿易。

1507年以后，外來的葡萄牙人和英國人，以及本地的阿曼人都曾稱霸波斯灣。但他們都無法建立直接統治，無法改變海灣地區多元、自治的狀態，以霍爾木茲、馬斯喀特為代表的港口反而將他們納入了一個已運行了上千年的全球貿易體系。世界進入石油時代以來，沿岸遍布產油國的海灣地區更是成了世界經濟的引擎，以迪拜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見證著海灣地區的繁榮、開放和多元。

5000年來，海灣地區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之一，波斯灣一直是一片全球化的海域。5000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大帝國可以完全控制海灣地區，海灣地區一直是自由貿易城邦林立的狀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里交流貿易，發展出一種世界主義文化。本書通過對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灣港口城市的生動描述，向我們展示了：商業、共識與世界主義并非西方的舶來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灣地區的歷史傳統中，而這種傳統，為21世紀中東探索新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窗戶。

【作者簡介】

[美] 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Allen James Fromherz，1980—），佐治亞州立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格蘭圣安德魯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著名阿拉伯史專家休·肯尼迪教授，曾任教于卡塔爾大學，2015—2021年擔任美國馬格里布研究協會主席。

他此前曾獲得德國格爾達·漢高基金會和阿曼蘇丹卡布斯文化中心的國際獎學金，以及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的高級人文學科獎學金。他還是《牛津非洲歷史百科全書》的高級編輯。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卡塔爾：一部現代史》、《伊本·赫勒敦：生平與時代》，以及《近西方:第二軸心時代的中世紀北非、拉丁歐洲和地中海》。

【目錄】

引言 全球性海灣：世界的中心

第一章 迪爾蒙

從世界貿易的開端到伊斯蘭教的興起（公元前2800—公元632年）

第二章 巴士拉

伊斯蘭教成為世界性宗教的地方（632—1000年）

第三章 尸羅夫

中世紀海灣地區的繁榮與衰落（1000—1500年）

第四章 霍爾木茲

海灣地區如何塑造了一個歐洲帝國（1500—1793年）

第五章 馬斯喀特

阿曼帝國、大英帝國與漫長的19世紀（1793—1945年）

第六章 迪拜

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海灣（1945年至今）

結語 波斯灣的未來

注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