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渠道獲得被告信息很難，黑產卻可以輕松獲得

不知道起訴的時候大家遭遇到了沒有？在一些法院起訴被告提交起訴狀的時候，會被立案工作人員要求必須提交具體到被告身份證號碼的具體信息。否則的話，即便是提供了被告的聯系電話、微信號、家庭住址或是房產信息等，也是不給立案的。

對此，本人就曾經遭遇過。交涉中，也是提交了最高法院官網發布的《關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證信息的答復》，其中有“只要原告提供具體明確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與他人相區別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即使沒有自然人被告身份證號碼，也應該依法登記立案。”

可是，工作人員的答復是，最高法院即便如此規定，可他們院里的規定就是不提交被告的身份證號碼就不給立案。當申請法院出具調查函調取時，立案人員直接給出了不給他們管的答復。

而且工作人員還舉例說明，來立案的都能提交被告的身份證號碼，人家都能提交，你卻不能提交，這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如此的要求和答復，實際就是讓當事人去委托律師查詢。

問題是，很多小的案子，或是案情很簡單的案子，實在沒必要動輒幾千元律師費的委托律師代理，僅僅為了調取被告的身份信息就去委托律師？

可沒有律師出面，戶籍管理部門是不會提供被告的信息查詢服務，更別說蓋章提供了。為了解決立案難之一的被告身份信息查詢難題，網上有教人如何查詢的辦法，其實都無非是通過法院調取或委托律師調取的途徑，個人想要因為訴訟需要正常渠道自行調取他人的身份信息，是不可能的。

正常需求、正常渠道無法獲得身份信息，有人卻可以非正常渠道輕松獲得

1月30日，“閃電新聞”報道，近日，東營市公安局網安支隊聯合東營分局開展聯合行動，成功鏟除一個長期通過非法渠道獲取債務人及他人個人信息（含住址、身份證號碼、名下房產、通話記錄等），并將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給客戶用于訴訟、追債等，從中牟取暴利的“法律服務公司”。

報道中披露，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與他人合作成立某法律服務咨詢公司，針對大量債權人在債務人失聯后無法獲取其身份證號碼的困境，該公司業務員以“協助立案”“精準查人”為噱頭，吸引有訴訟需求的客戶。

收取一定“查檔費”后，王某某便可以通過其上線（目前正處于調查中）查詢到債務人相關信息。

無獨有偶，1月14日，“澎湃新聞”報道，眾多民間借貸糾紛中，不少債權人通過法律訴訟追債時，往往因缺乏債務人的基礎信息而難以立案，孟某某從中嗅到了商機。

孟某某等人成立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公司，以律所名義，通過在互聯網上發布廣告引流后，開展民間借貸等法律糾紛處理業務，主要業務就有償替人查詢對方的身份信息、財產信息。

能查詢到的信息夸張到什么程度？報道中有，可以通過手機號碼調取身份證號，也可以通過身份證號調取手機號，或通過照片來進行人臉識別得到身份證號碼、查詢名下銀行卡及余額，甚至可以查詢微信號調取注冊信息。

有多少是因為正常需求走正常渠道得不到實現，才不得不求助非法渠道的

一提到倒賣個人信息，就有人想到了律師查詢功能。以上案例說明，律師查詢個人信息，不過是個人信息獲得的渠道之一罷了，有“神通廣大”者，可以輕松獲得律師調取個人信息更多的身份信息、財產信息，甚至是銀行卡余額。

曾經有律師涉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而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的，大談委屈：

其幫人查詢的身份信息，大多是因為基于法院訴訟需求，當事人走正常沒法獲取的，才不得不求助律師。事后可以查證，查詢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用于了司法訴訟，并沒有用于其他的違法活動。這本是幫人且利己、而且利用的是律師查詢通道，怎么能算是違法犯罪呢？

律師的以上辯解，在有的司法機關已經獲得了重視和區分，但在有的司法機關是并不會被重視和采納的。

反思一下的話，正常需求通過正常渠道可以獲得滿足，是不是這些倒賣個人信息的市場需求就會降低，也就沒有這么多人鋌而走險了？有多少人是因為法院立案需要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走正常途徑不能實現，而求助于黑產渠道的。

例如，當事人提供了明確的被告，寫好了訴狀到法院起訴，僅是因為提供不了具體到被告身份證號碼的信息，而被法院拒之門外的時候，法院是否有責任協助當事人調取被告的身份信息。

亦或是，當事人勝訴之后，有了法院的生效法律文書，有關部門是否可以向當事人提供對方的具體居住信息、財產信息。

從上面的新聞報道中可見，這些信息獲得的方式并不復雜，尤其是在如今各種公共信息已經聯網的背景下，只是有關部門肯不肯提供罷了。

在法院立案時，通常會被要求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在法院執行立案時，通常會被要求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信息。如果以上這些正常需求走正當途徑可以實現的話，是不是等于變相減少了非法查詢、盜竊、販賣個人信息的市場需求？

注：本文系微信公號“語人集法”同步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