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擇偶是一場階層的幻夢

（圖/《傲慢與偏見》）

在重映的電影《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與達西的愛情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與其說是一場浪漫的勝利，不如說是一種打破階層壁壘的僥幸。

奧斯汀用文學的溫情，為19世紀英國森嚴的階層流動，留下了一道理想化的縫隙。那時候人們尚可相信，真摯的情感足以跨越財富與身份的鴻溝。

但在今天，這樣的文學敘事已然失去了現實的土壤。當階層固化成為無需多言的共識，「資產再分配」被很多年輕人視為擺脫困境的唯一路徑，「向上擇偶」也因此被包裝成了一條可靠的捷徑。仿佛只要找到出身更好的伴侶，就能共享對方的家庭財富和資源，從而實現階級躍遷，緩解自身的生存焦慮。

在這樣的時代情緒下，社交平臺上，「嫁A8中登」「娶富家女」等話題常年自帶流量，各類「引導付出」的情感教程層出不窮。這些現象的背后，折射出了一代人面對現實壓力的無奈妥協，以及對走捷徑的迫切渴望。

但現實往往冰冷且殘酷：階層流動越緩慢，通過婚戀實現階級躍遷的路徑就越狹窄。

無論是法律對婚內財產邊界的明確界定，還是中產家庭對子女潛移默化的階層教育，抑或根植于文化中的等級意識，都在從制度、認知、情感等層面，讓「靠婚姻改變命運」的幻想，日益失去實現的可能。

|01 子女隱形的階層教育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 「眾生平等」「職業無貴賤」，但這樣的價值理念，常常會在父母的隱性教育中慢慢瓦解。

那些看似不經意的叮囑，「多和成績好的同學玩」「別跟家境太差的孩子走太近」，實際上是階層認同最早期的塑造。按照學業、家境這樣的標準，父母不經意間就為孩子劃定了社交的邊界。

這種隱性的階層教育，也會在學校和社會的各種場景中被不斷強化。比如重點學校和普通學校之間的資源落差、興趣班以及海外夏令營的門檻，都形成了事實上的教育分層。這種分層雖然不是制度性的「雙軌制」，卻是在實踐中強化了階層的區隔。

而且，這種傳遞往往是以「為孩子好」之名進行，家長未必真的認為自己是在階層歧視，孩子卻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圈層有別」的認知，甚至本能地排斥來自更低階層的人群。假期旅游去歐美的瞧不上去東南亞的，去東南亞的瞧不上在國內打轉的。久而久之，個體的喜好、社交圈、價值觀，都難以擺脫成長環境的馴化。

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區隔》

（Distinction）

（habitus）

所以現在基本上很難在00后身上看到「小黃毛+中產女」的組合，因為不同階層的兩個人即使因為偶然吸引而相愛，也大概率會因為習慣、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長期沖突最后分開。

階層的差異遠不止于財富，更是深入到認知模式、行為習慣與文化品位之中，而這些，很多是在童年的時候就開始植入到思想中的。

|02 儒家等級觀念從未消失

當下婚戀市場的階層意識，本質上是儒家等級觀念的現代變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從未消失，只是以更隱蔽的方式維系著階層的邊界。

儒家倫理表面上倡導的是「仁愛」，本質上是希望「各安其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如今演化為精英、中產、底層的社會分層，而「門當戶對」是主流婚戀的共識。

一定程度上來說，儒家倫理強調的秩序性，如今已經淪為了階層利益的「保護工具」：對于精英階層而言，門當戶對是維持社會資本的手段；對中產家庭來說，它是防止階層滑落的一種防御；而對底層群體，這種觀念也可能內化成對自身命運的消極接受、喪失向上的勇氣。

現實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23》顯示，當代婚姻呈現出了「同質匹配」

（homogamy）

尤其是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配偶來自相似社會經濟背景的比例還要更高。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的婚姻，并沒有突破固有的階層邊界。

對于城市中產及以上的家庭，尤其是獨生子女，門當戶對不僅僅是觀念的問題，而且為了降低子女選錯伴侶帶來家庭資產流失、階層地位下滑的風險，這些年催生出了很多更務實的手段。

比如，從小教育孩子如何識別「合適的交往對象」，選擇家境、教育背景、認知水平差不多的，排斥那些經濟、文化資本相比起來更薄弱的群體。

在子女成年后，父母會將房子、車等大額資產都登記在自己名下，孩子實際上只享有使用權，并不持有法律上的產權。

甚至還有在子女婚前，就通過簽借款合同

（甚至有高利息）

這些手段，表面上看理性應對婚姻風險，實際上是傳統等級觀念和現代資本邏輯的深度融合，對人際關系的深度異化。而試圖通過婚戀來實現階級躍遷，越來越難以發生。

|03 法律的邊界破除舊有想象

2021年《民法典》的實施，明確了夫妻共同財產和個人財產的邊界，徹底打破了「結婚就能分財產」的舊有想象。這也間接說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婚姻關系，實際上就是經濟關系。

中國政法大學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長夏吟蘭在接受《新京報》的專訪時指出，《民法典》的核心導向是「回歸婚姻本質，厘清財產邊界」，婚姻應該是基于情感而非經濟上的投機。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個體化》中曾預言：在「第二現代性」社會，個體逐漸從傳統家庭結構中「脫嵌」，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成為一種「理性化的互利選擇」。

當婚姻被高度理性化，原生家庭更好的一方也會更本能地防范財產風險，向上擇偶者「分資產」的想法也變得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階層固化是客觀的現實。根據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等機構的估算，近些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處于0.46以上高位

（國際警戒線為0.4），

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更公平的資產再分配，是不能夠寄托于個體婚戀選擇上的，而是需要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社會政策的調整。

我想，《傲慢與偏見》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或許就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個人人尚信「愛情可勝萬難」的時代。而今天，當婚姻被置于法律、資本與文化的多重審視之下，浪漫敘事不得不讓位于現實。

當然，這不是否定愛情的存在，而是提醒我們：真正的平等，不應該寄托于找到一個「更高階層」的伴侶，而應該建立在一個更開放、更流動、更公平的社會結構之上。

否則，無論多少「情感教程」或「擇偶策略」，都不過是在加固那道本應被打破的階層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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