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湯恩伯部將撰文揭露：抗戰期間，老百姓什么要搶奪湯軍槍械？

有很多人質疑湯恩伯的部隊在抗戰期間豫中慘敗時被老百姓圍毆甚至搶奪武器的真實性，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此事是有他們那方面檔案記載的。

1944年9月，“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在重慶召開時，參政員郭仲隗等一百零三人提出《請申明軍令嚴懲失機將領以明責任而利抗戰案》，就是指控湯恩伯的，其中這幾句話大家都能看明白：“各部隊領不到給養向民間借食……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軍民無法合作，中原會戰所部竄逃劫掠，民眾悲憤，起奪其槍械，以圖自衛。”

提案還指責，蔣鼎文、湯恩伯利用職權經商，“大小軍官腰纏累累，戰斗意志消耗凈盡。”

郭仲隗是同盟會元老，他在提案中的說法還算比較“客氣”，也算給老蔣留了一點面子——當年的國民黨潰兵不是“借糧”而是搶糧，這件事湯恩伯副官處長、被俘時任國民黨臺州區專員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湯恩伯》中有細致揭露。

1942年和1943年的河南“水早蝗湯”四大災難，直接導致數百萬人餓死，葛天總結了災難的真正原因：“湯恩伯指揮下的龐大軍隊和設立的龐雜機構，不僅抗戰不力，在日寇進攻下一敗涂地，而且大批的冗員需要老百姓供養。這樣的部隊和機構愈多，對人民的危害也愈大。部隊增加，就指定某部隊到某地區‘征集’。這樣一來，原由總部到各縣政府坐催糧食的辦法就變為直接向老百姓搶劫。當時河南民眾中有這樣一個民謠：‘麥子黃，淚汪汪，國民黨軍隊來一掃光。’”

日寇非我族類，燒殺搶掠罪大惡極，但湯恩伯的部隊怎么也算國民黨正規軍，他們對中原百姓犯下同樣罪行，那就該千刀萬剮了。

如果湯恩伯的部隊搶夠軍糧就收手，我們還勉強可以說他是出于無奈，但湯恩伯和他的部將們搶糧，除了養兵還要發財。

湯恩伯嫡系第十三軍第八十九師師長金式在1944年12月到重慶時親口告訴葛天：“按一般計算，每師每月能多余糧食七八萬斤，至于軍部控制的糧食更多。可惜我師積余糧食因中原會戰關系，有一部分被日寇搶去，有一部分自己用火燒了，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價出售，結果落空了。”

寧肯讓百姓餓死，寧肯讓糧食被日寇搶去，湯恩伯的軍隊還是囤積大量糧食待價而沽，至于湯恩伯以餓死數百萬百姓為代價聚斂了多少財富，副官長葛天是十分清楚的：1945年底，湯恩伯一次性就給葛天四萬銀元，讓他在南京購買兩處房屋，一處自己住，一處送給了陳大慶（湯恩伯舊部，后任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官、首都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官、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京滬杭警備司令官兼淞滬警備司令、逃臺后任“安全局局長（首任局長是鄭介民）”，還有一次直接匯法幣一億元到重慶，要葛天替他換了五千兩黃金——當時的法幣還很值錢但即將崩潰性貶值，湯恩伯應該是事先得到消息，保住了他用百姓生命換來的不義之財。

湯恩伯毫無人性，根本就把老百姓的命當回事，不但縱兵搶糧餓死無數，還對轄區內民眾展開大屠殺。

三十年代曾在湯恩伯部任旅參謀、主任參謀，師參謀處長、參謀長等職的李佑武（1949年11月率湘南縱隊第一支隊部分一千余人在寧遠縣投誠，1952年被判有期徒刑四年，1956年刑滿后就業于西湖農場）對湯恩伯的暴行十分清楚，有些大屠殺，李佑武不但親眼目睹，還或多或少地參加了，因為實在看不下去，才離開了湯恩伯：“一天，湯恩伯叫我（當時在第八十九師師部任上校參謀處長）去監斬。我看到一半，實在不忍再看，就回師部把所見的慘狀告訴湯，建議用槍打好些。湯笑著對我說：‘你心太慈，不能帶兵。’為此，我于1933年暫時離開了他的部隊。”

湯恩伯的部隊沒好人，李佑武的“仁慈”，也不過是建議將刺刀殘殺變成機關槍掃射，他離開湯恩伯也是暫時，后來又回到了湯恩伯的部隊，這可能也是他率部投誠仍被判處徒刑的原因——這樣的人如果犯下屠刀就免罪，實在是對中原冤魂無法交代。

看了李佑武的回憶，我們不看軍裝，還以為是鬼子進村了呢：“1932年湯恩伯任第八十九師師長，師部駐黃安縣城。各團、營、連每天從清晨出發，每到一村，先將全村男女老幼，驅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將所有財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燒各村莊，再將所有男女老幼一律押送師部，師部將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選出，盡行屠殺。其余老幼婦孺，用武裝兵押送漢口，規定每天行程六十里，許多走不動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稍有姿色的少女就被奸淫或逼迫為妻。”

湯恩伯殺人，一開始是用槍打，后來則用大刀砍頭，最后則拿百姓給士兵“練膽”：士兵每班圍成一個圈，裝上刺刀，將被屠殺者一個一個地趕進圈中，由班長發口令喊“殺”，士兵就用刺刀刺上去，同聲喊“殺”，直到刺死為止。 李佑武就是在“監斬”那次刺殺后，才離開湯恩伯的。

筆者一直不愿意把老蔣和湯恩伯的部隊跟日寇比較，但是當年受苦受難的百姓是怎么想的，當地地方志是有凝滿血淚記錄的。

李宗仁將軍曾與湯恩伯“共事”多年，也曾經是湯恩伯的“長官”，但湯恩伯是老蔣嫡系，李宗仁也拿他無可奈何。

李宗仁在回憶中無奈地表示：“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湯軍借口防諜，凡所駐扎的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人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后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愿敵軍來燒殺，不愿湯軍來駐扎。’據我所知，這并不是對湯軍過分誣蔑之辭。”

李宗仁身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對“部將”湯恩伯的管轄權幾乎為零，就連向老蔣告狀也不好使：“關于整肅軍紀的命令，我已不知下過多少道。不過對湯恩伯的軍隊，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無益處。軍隊的紀律，斷非幾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況湯恩伯是委員長的心腹，縱使我向委員長報告，他也不會追究，徒然引起無謂的摩擦。”

李宗仁為何多次下達整肅軍紀的命令？您細品。

要不是近來有很多文章吹噓湯恩伯的“抗日之功”，筆者也不會搜集這么多資料來揭穿湯恩伯到底是什么貨色，下面還有湯恩伯直系下屬高鶴飛（黃埔三期、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四期，被俘時任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的揭發：“國民黨政權總崩潰前夕，蔣介石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那時淞滬警備司令是湯的親信陳大慶，所以我僅僅掛一個副司令的空銜，沒有能夠參與當時的軍事機密，據我所知，陳儀起義失敗以至被捕，乃完全是由于湯恩伯背義所致。”

1949年3月間，高鶴飛就和陳儀（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弟陳公亮共商起義大計：“其時陳儀正直接策動湯起義，后來據陳儀的老部下葛敬恩（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1949年起義）告訴我湯告發陳的經過，和我所了解的頗有不同。葛說：‘陳最后一次通過地下工作人員送了一封信與湯，被別人接去。湯發覺此事大為恐懼。適值蔣介石打電話找湯，湯以為陳的起義密謀已被蔣知道了，感到很危險，于是不等蔣介石開口講什么事，就在電話里向蔣和盤托出，并且說陳已被其看管。’”

陳儀看錯了人，連湯恩伯這樣滅絕人性的家伙他都能相信，這不能不說是識人不明，也“幸好”湯恩伯沒有參加起義，如果他不出賣陳儀，而是協助陳儀完成了起義，那他又成什么了？

湯恩伯之罪，擢發難數罄竹難書，但他卻是老蔣的“心腹愛將”之一，看來在當年，只要對老蔣“忠心”，犯下多少滅絕人性的罪行，都不影響他升官發財，而且筆者也不相信湯恩伯聚斂的大量財富沒有往“上面”送。

要不是副官長葛天、參謀長李佑武和警備副司令高鶴飛撰文揭露湯恩伯搶糧、殺民、賣師三宗大罪以及老百姓搶奪湯軍槍械的事實，可能很多人都不會相信當年蔣軍某些部隊會如此民心盡失，讀者諸君看了湯恩伯這三個“部將”的回憶文章，對湯恩伯此獠會作何評價？據您了解，湯恩伯和他的部隊，還有哪些暴行沒有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