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蕭向榮和周榮鑫被迫害致死，葉飛大怒：我必須站出來了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后，國家高層原本復雜的政治形勢越發復雜。面對這種局面，時任交通部長的葉飛的心情是復雜的。葉飛晚年曾回憶說：

在這段時間里，我對已經進行的斗爭和即將面臨的斗爭，作了一些估量和思索。我自己覺得，此時我的精神狀態與“運動”初期有了很大不同，那時是真正被打蒙了……對自己怎樣擺脫被動，沒有清醒的認識。這一次則似乎對一切都看得比較明白，“四人幫”位高權重又滿口“革命”，但我已從心底看清其實是反革命，對某些人扮演的什么角色、將會如何動作，雖然也免不了生氣，但大體還能冷眼觀之……
“四人幫”，特別是那個狗頭軍師張春橋，“運動”前在華東打過交道，知道我有個一觸即跳的毛病。到交通部后，他多次借人借事引我發火，觸我跳，我偏不上當，不跳，和他們打太極拳……

葉飛

怎樣“打太極拳”？葉飛稱自己的“太極拳經”主要有3條。

一是抓住大旗，牢牢不放。所謂大旗，即中共中央1975年9號、13號文件，1976年4號、5號、13號文件。這些文件總的精神是強調安定團結、發展生產，要求“整個運動要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斗隊、不搞大字報上街等。葉飛把這些文件當作利器、盾牌，通過文件和會議反復講，反復強調，堅決按這些文件精神辦事。

二是虛虛實實，應付了事。“四人幫”的許多陰謀伎倆是假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名義，運用手中的權力發號施令，葉飛不能硬頂，更無法公開反對，只能虛與委蛇。周恩來逝世后，“四人幫”對悼念活動進行了種種限制，但交通部機關和下屬單位的同志不理那一套，特別是上海港，在舉行追悼會的當天，港內船只違反“規定”，3次帶頭鳴笛志哀，最長的一次達37分鐘。

“四人幫”對交通部的舉動十分惱火，幾次派人查船舶鳴笛者，查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抄詩的人，查傳播“政治謠言”的人。交通部機關的同志十分氣憤，便報假的、報虛的，“陽奉陰違”。葉飛不僅默認、支持機關部門的做法，自己也應付、搪塞“四人幫”，保護群眾。

葉飛講話

三是進退有度，底線守牢。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假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名義，強令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作檢查。葉飛對此界限分明：凡是與毛澤東明確講過的話不一致的，比如“三項指示為綱”等，可以檢查，但只是宏觀、原則上檢查，不牽涉具體問題具體人；除此以外，凡殃及中央領導、禍及群眾的檢討，堅決不作。

事實上，從1975年11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起，葉飛就開始奉行“太極拳經”了，此后將近半年時間里，悼念周恩來、天安門事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都是這樣過來的。

但到了1976年4月底，國防科委副政委蕭向榮、教育部長周榮鑫在一次次殘酷批斗后死在批斗會上，恢復工作不久的鐵道部長萬里再次被停職接受批判……葉飛再也按捺不住了。

一天晚上，葉飛怒氣沖沖地回到家里，一進門就鐵青著臉對妻子王于畊說：“我不能不站出來了，我再不站出來，就不是共產黨員了！”

葉飛和家人

王于畊勸葉飛說：“你這么干并不能改變局勢，只能把自己送給他們打倒。”

葉飛卻說：“打倒就打倒，我不怕！你們怕受牽連，我們脫離關系好了！”

王于畊生氣了，大聲地說：“老葉，你說什么？難道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樣，早就做好了第二次被打倒的準備？難道我們家受你的牽連還少嗎？我什么時候害怕過？我的意思是，現在還沒有到你非要這么做的時候。你現在這么做，只是白白把權力讓給他們，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你經常講堅守崗位，我覺得現在正是最需要你堅守崗位的時候！”

王于畊講的無疑是有道理的，葉飛很快冷靜下來了，他想到了近些天來李先念一再向他強調的話：“鐵路已經亂了，交通不能再亂！”經過慎重考慮，葉飛按照有關部門關于1975年進行過整頓的國務院部委“要認真檢查，糾正錯誤，與鄧小平劃清界限”的要求，召開交通部黨組擴大會作了“檢查”。

晚年的葉飛

長期以來，葉飛在會議上講話很少用講話稿，最多也不過在紙片上列個提綱，但這次“檢查”，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稿子，發言照本宣科，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自己思想上與鄧小平有共鳴，對“運動”很不理解，對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來的多次講話、指示，都積極貫徹、宣傳、執行了。由此帶來的一切后果，由自己一人負責。葉飛檢討以后，終于成功“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