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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鄉村振興藍皮書|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靖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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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242~262頁

摘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破解“保護難、發展難”矛盾的關鍵路徑,能反向激勵生態保護行為,緩解“保護者吃虧、破壞者受益”的矛盾,守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穩定,助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帶動欠發達地區依托生態資源增收,促進區域協調與共同富裕,最終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聚焦制度創新、技術賦能與產業融合,推動“生態+”融合發展和聯農帶農,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共贏。靖州實踐表明,確權量化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邏輯起點,產業鏈開發是生態產品價值增值的核心路徑,多元協同參與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堅實保障。

關鍵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靖州縣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然而,在廣大生態資源富集地區,如何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破解“生態富集”與“經濟貧困”的悖論,仍是當前鄉村振興與區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核心挑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作為“兩山”理論轉化的關鍵路徑,其核心在于構建一套可持續的機制,使保護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的主體獲得合理回報,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湖南省懷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的相關探索尤為引人注目。

一、從“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的靖州縣探索

從發展歷程來看,靖州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從局部到整體、從單一到系統的演進過程。早期處于主要依賴特色資源開發(如茯苓、楊梅種植)的“生態產業化”初級階段;隨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特別是2022年獲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后,靖州進入了系統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的“制度創新”階段;如今已形成以“1+3+N”體系為核心(即一個生態靖州APP平臺、三大支撐平臺、N個應用場景)的“系統集成”新階段。

(一)生態富集與經濟滯后的發展悖論

靖州作為全國重點生態功能區,其生態資源稟賦十分優越。全縣林業用地面積達271.1萬畝,占全縣總面積的81.83%,活立木蓄積量1572.7萬立方米,人均擁有量位居湖南省第一,是名副其實的“水庫、錢庫、糧庫、碳庫”。同時,靖州還擁有“中國茯苓之鄉”“中國楊梅之鄉”“中國楠竹之鄉”和“國家級雜交水稻制種大縣”等多張國家級名片,生物多樣性和物產資源豐富度在全國縣域中頗為罕見。然而,與許多生態功能區一樣,靖州長期面臨“生態富集”與“經濟滯后”的發展悖論。在傳統發展模式下,其生態優勢在過去未能有效轉化為經濟優勢,具體表現為三個突出矛盾。

1.生態盈余與財政赤字的現實矛盾

靖州縣雖然坐擁巨大的生態財富,但這些資源長期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森林的水源涵養、碳匯、生物多樣性保護等調節服務功能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價值補償,形成了“生態盈余”與“財政赤字”并存的尷尬局面。過去一直是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縣級財力薄弱與生態保護壓力形成鮮明對比。

2.產業低端化導致價值流失的困境

盡管茯苓、楊梅等特色產業初具規模,但多以原料供應和初級加工為主,處于價值鏈低端。如茯苓產業,傳統的茯苓種植模式雖然占據全國的市場份額,但精深加工不足,深加工產品市場占有率低,附加值挖掘不充分,全產業鏈價值有待進一步挖潛;如楊梅產業,長期以鮮果銷售為主,加工轉化率低,季節性銷售壓力大;楠竹產業則以原材料和初加工產品為主,科技含量和品牌溢價有限,導致材料流失。這種“原料輸出型”發展模式導致大量價值流失,生態資源的整體效益未能充分發揮。

3.制度壁壘制約下資源變現的難題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面臨的根本性障礙在于制度層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認可面臨問題。如自然資源產權界定不清晰導致“抵押難”,摸清自然資源底數,明確生態產品權責歸屬,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然而,自然資源的權屬調查不全、邊界劃分不清,自然資源確權登記不充分,就會存在與林爭地、與田爭地的違規風險。再如價值度量標準缺失導致“交易難”,市場機制不健全導致“變現難”,市場推動的“造血型”補償偏少,與產業有機融合不夠。生態保護補償資金全面預算績效管理有待加強,補償資金預算執行率和使用效益不高。這些制度性壁壘使得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難以進入生態領域,生態保護者難以獲得合理回報,“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通道受阻。

這些矛盾的存在,構成了靖州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初始條件,也決定了其改革必須是一場涉及產權制度、市場機制、產業政策等多方面的系統性變革。

(二)靖州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重構與技術賦能

面對上述困境,靖州縣深入踐行“兩山”理念,以國家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試點為契機,進行系統性的制度重構和技術創新。縣委縣政府經過多年探索,構思、謀劃并提出“1+3+N”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其中1代表生態APP—生態靖州APP,3是三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平臺,分別是:政府的監管平臺、生態價值核算平臺及生態產品開發及變現平臺,N是延伸的N個生態產品項目與生態價值轉化的應用,這一模式體現了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的有機結合。

1.產權改革與配套機制協同推進

制度創新是靖州實踐的基石所在。其突破性舉措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產權改革,明晰生態資源的資產屬性。靖州以權證辦理為突破點,在生態產品確權登記上創新探索。在深化集體林地“三權分置”改革基礎上,創新性地探索了生態產品經營權確權登記。自2022年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以來,靖州在全省首創“多層次可視化生態產品經營權登記系統”,率先建成全省首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平臺,對林下空間經營權實行“地上、地表、地下”三維分割確權。以馬園中藥材種植基地為例,地上部分產出鐵皮石斛等;地表部分產出金絲皇菊、梔子等;地下部分產出茯苓、黃精、玉竹等,實現了同一地塊空間資源的立體化、精細化利用。通過“三層剝離”,形成“林地經營權+”的模式,如靖州縣萬畝林下經濟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基地(馬園)“林地經營權+林木使用權模式”、靖州縣萬畝林下茯苓種植示范基地(五里沖)、靖州縣楠竹產業示范基地(渠陽鎮金鑫村)“林地經營權+林木所有權模式”等多權屬組合模式。靖州創新建立的“三權分置”林地流轉機制,壯大了林下經濟,2022—2024年,全縣林下經濟規模從24.8萬畝增長到50萬畝以上,產值從25億元增長到55億元,增加值占GDP比重達13.7%。2024年7月,這一創新進一步升級,靖州成功將生態產品經營權登記接入湖南省不動產統一登記平臺,將生態產品經營權登記融入不動產登記范圍,將地方性的“綠本”證書換發為全國通用的《不動產權證書》(“紅本”)。這一轉變意義深遠,意味著生態產品經營權獲得了國家法律體系的認可和保護,為后續抵押、入股、交易掃清了法律障礙。

摸清家底,賦能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國家《生態產品目錄(2024年版)》為參考,全面調查靖州縣域內生態資源資產的數量、質量、分布、權屬、保護和開發利用狀況,形成了3大類(物質供給、調節服務、文化服務)、13個二級分類(森林生態系統-林產品、農田生態系統—農產品/農副產品、濕地生態系統—水產品等)、45個三級分類(木材采伐產品、糧食、水果、淡水魚類等)的《靖州縣生態產品目錄清單》,為開發生態產品提供現實依據。

核算先行,建立生態產品的價值衡量體系。針對生態產品“難度量”的問題,靖州與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廈門哈希科技公司、湖南省測繪二院合作按照國家《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懷化市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利用衛星遙感、地理信息系統、AI等技術手段,根據本地生態資源特征建立計算模型,搭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GEP自動核算平臺。通過GEP對靖州全縣每戶進行資產確權,核算個人耕地、宅基地、林地的生態價值,并通過可視化駕駛艙呈現全縣GEP總量及空間分布,推動數據穿透式管理。實現鄉鄉有機構,村村有服務,家家有賬戶,為政府監管及精準施策提供數據支撐。目前已完成了2022年和2023年GEP核算。并于2025年1月7日召開全省首個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成果發布會。核算結果顯示,2023年GEP總值429.16億元,其中物質供給34.94億元、調節服務358.09億元、文化服務36.14億元。在此基礎上,靖州進一步創新,推出特定地域單元生態產品價值(VEP)核算方法,制定《靖州縣特定地域單元生態產品價值(VEP)核算與應用辦法(試行)》。VEP核算是在特定地域單元的精細化延伸與場景化落地,主要評估特定經營開發區域內的生態產品(含預期開發的生態產品)在開發經營期的市場價值,更貼近具體的管理決策、項目開發、生態補償和市場化交易需求,為生態項目開發、綠色金融授信提供精準數據支持。此外,為拓展GEP核算應用場景,搭建生價計算器,通過科學量化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價值(如景觀美學、空氣凈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為科學制定景區門票、民宿價格體系(采用“基礎價+生態價”模式)提供參考,引導消費者為生態保護付費;同時可對種植苗木、修復土壤、修復水源、物質供給、改善空氣等生態行為生態價值貢獻度進行計算,實現“生態行為—生態資產—生態積分—生態信用—金融授信—生態資金”的鏈條轉化。

市場突破,推動碳匯交易的跨區域實踐。靖州全面開展生態資源摸底,深入挖掘調節服務生態產品潛力,積極探索林業碳票、碳匯等多類別生態產品開發,出臺了《靖州縣數字林業碳票管理辦法》《靖州縣林業碳票碳清除量計量方法》《靖州縣大型活動碳中和實施指南(試行)》等系列制度文件,建立了林業碳匯的開發、監測、核證、交易全套機制。在排牙山國有林場選取1萬畝天然林開展試點,經過審查、監測、登記、核證、備案、簽發等程序,最終核定總林業碳票碳匯量61512.34噸二氧化碳。同時,搭建了生態產品交易平臺,采用區塊鏈技術實現林權、不動產權、經營權等生態資源確權登記,借鑒“生態銀行”模式,整合碎片化資源,轉化為集中連片優質資源包,進行生態資產開發與市場化流轉,為生態產品供需對接提供市場化通道。2024年8月,成功舉辦了全國生態日湖南活動,與廈門大宗商品交易協會進行了3700噸林業碳票交易簽約,實現了湖南省碳票交易跨省突破。2025年1月6日與寧夏交易所實現了2025年第一筆碳匯交易。截至2025年8月,平臺已實現11筆省內外碳匯交易,交易碳匯總量4242.7噸。

2.數字底座與智慧管理雙重賦能

技術賦能是靖州破解生態產品“四難”問題的關鍵手段。其技術創新的核心是構建了三大數字平臺。

GEP自動核算,實現生態價值的精準量化。該平臺整合多源遙感數據、地面監測數據和生態模型,能夠實現縣域GEP的自動化、動態化核算。平臺不僅支持全縣層面的核算,還能拓展到特定地域單元,甚至核算到村、到戶,為生態補償和生態權益交易提供精準的數據支撐。這一技術突破平臺為摸清靖州縣的家底與未來生態價值轉化和變現提供了基礎依據,使得無形的生態價值變得可測量、可核算,解決了價值發現的難題。

區塊鏈流轉平臺,保障生態交易的透明可信。該平臺以區塊鏈技術為底層架構,構建了集“資源鏈接、信息匹配、主體交互、產品溯源”于一體的生態產品交易系統。平臺通過區塊鏈的不可篡改特性,確保生態產品權屬和交易記錄的真實可信;通過智能合約實現交易流程的自動化;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供需精準匹配。通過平臺盤活靖州綠色資源,開發生態產品,打通生態資源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實現生態產品“確權-確值-開發-交易-金融”的全流程數字化管理閉環。

“生態靖州”APP,激勵公眾參與的綠色積分體系。APP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核心,生態信用增值服務為紐帶,打造集生態價值認定、開發、流轉全過程,面向社會群眾、各行各業一同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工作的數字化平臺。APP依托生態資源優勢,以區塊鏈、大數據、AI技術為支撐,破解“生態資源難量化、難變現”的痛點,這一移動應用創新構建了“生態信用賬戶”體系,通過科學量化用戶環保行為(如綠色出行、垃圾分類、參與環保活動等),依托《“靖州生態積分”正負面清單》,從生態保護、生態消費、生態權益、生態經營、生態項目(企業)5個方面對個人/企業的生態行為及生態資產構建全面考核體系,生成可積累、可兌換的生態積分。積分可在平臺上兌換商品或服務,也可作為綠色金融授信的參考。這一設計打通“生態資源-信用積分-經濟收益”的閉環路徑,巧妙地將宏觀的生態價值實現與微觀的個體行為激勵相結合,推動了全民參與生態保護的新風尚。同時,生態靖州APP與生態產品開發及流轉平臺數據互聯互通,依托移動端與PC端雙渠道,形成“生態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資本變資金—資金護資源”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截止2025年8月,平臺已注冊1114戶用戶,發放生態積分47200分。

3.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融合發展

產業融合是生態價值實現的最終落腳點。靖州的產業創新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

全鏈開發,推動生態產品向高端化跨越。即把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產品和服務。靖州聚焦茯苓、楊梅等特色主導產業,推動產業鏈延伸和價值鏈提升。如“靖州茯苓”獲國家地理標志認證,成功創建茯苓生態原產地保護產品及其示范區、國家級出口茯苓質量安全示范區。形成了菌種、加工、銷售、科研完整的產業體系,向全國茯苓產區提供茯苓菌種和種植技術,建成面積達1000畝的中國茯苓科技產業園,茯苓產業從傳統的種植加工向藥品、食品、化妝品、文旅康養等全產業鏈拓展,向高附加值、智能化、三產融合方向升級,開發了羧甲基茯苓多糖注射液(國藥準字)、茯苓多糖口服液等精深加工產品。茯苓全產業鏈的開發,正成為鄉村振興和中醫藥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楠竹產業抓住“以竹代塑”國家戰略機遇,2021年以來引進辰銘竹木、湖南領高新材料、億歐新材料等出口型企業,發展高檔竹餐具、竹集成材等產品,年出口額達2.4億元,占全縣出口額比例的33%以上;楊梅產業從鮮果銷售向深加工和文旅融合轉型,開發了楊梅酒、楊梅干、楊梅黃酮提取物等產品,同時研發了楊梅黃酮(花青素)、護膚美容等新產品,已進入試產階段。截止到2025年8月,全縣楊梅產業基本實現了苗木繁育、基地建設、冷鏈物流、加工增值、互聯網+、品種選育、產品研發、技術推廣、農旅餐飲、采摘體驗、休閑觀光等全產業鏈開發,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初具雛形。

空間復合,構建林下經濟的立體發展模式。即把生態理念融入產業發展全過程。靖州創新推廣“林下經濟”模式。全縣楊梅基地面積達10萬畝,楠竹面積達21.1萬畝,林下中藥材種植面積達7.8萬畝,山核桃、油茶、金秋梨等種植面積達13萬畝。積極推廣林下復合種養,探索出“楊梅+茯苓”“竹林+蛋雞養殖”“地上鐵皮石斛+地表玉竹+地下茯苓”等發展模式,其中“楊梅+茯苓”套種模式,在楊梅林下套種茯苓,既節約了土地成本(租金降低近50%),又提高了畝產效益(最高達6.5萬元/畝),還形成了“以林養菌、以菌促林”的生態循環。同時,推行“生態+”“旅游+”“文化+”等模式,如補天藥業打造的馬園茯苓科普基地、國苓科技的萬畝楊梅茯苓套種基地,不僅成為生產基地,還成為旅游觀光、科普教育的重要場所,實現了生態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多元統一。

創新資源組合供應模式。靖州縣作為湖南省自然資源組合供應試點縣之一,推出全省首例“國有建設用地+VEP”自然資源資產組合供應新模式,并順利實現交易,總成交金額達7960萬元,其中土地出讓金7661萬元,生態產品價值(VEP)299萬元。這標志著湖南省首例生態產品價值的市場化量化交易,創新性地將生態價值內化于土地開發成本,實現生態保護與城市發展的有機融合。

4、綠色金融賦能產業生態化發展

綠色金融賦能通過創新信貸模式、降低融資成本,成為破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難抵押”問題的核心關鍵。

綠色金融平臺,拓寬生態產品融資渠道。靖州縣基于確權的特色生態資產,開發了茯苓貸、楊梅貸、楠竹貸、VEP貸等抵押貸款模式,下一步將積極布局“楠竹+GEP貸”、“茯苓+GEP貸”及“生物多樣性金融貸”等綠色金融產品開發。已完成授信金額5.13億元,授信用戶1605戶,發放生態貸金額4.96億元,發放生態貸數量1487戶。同時,創新綠色生態保險,探索農產品收益保險和綠色企業貸款保證保險,開展楊梅、中藥材、大棚蔬菜等具有地方特色農業保險險種試點,聯合太平洋財險公司建立全省首份楊梅氣象指數保險,參保面積5萬畝,累計理賠數超200筆,累計理賠1300余萬元。此外,探索融資擔保模式,組織發改、財政、自然資源、商務、人民銀行靖州支行等部門建立協商機制,成立縣級生態產品融資擔保服務公司;完善“基金+銀行”模式,縣財政出資2000萬元設立生態產品風險補償基金。

創新“VEP貸”,深化綠色金融產品創新。靖州創新推出“VEP貸”“生態積分貸”“碳匯收益權質押貸”等綠色金融產品。完成湖南省首單“國有建設用地+VEP貸款”授信,由靖州農商行向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授信3000萬元,其中生態價值授信額度為1100萬元。VEP貸款是一種基于特定地域單元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創新信用貸款方式,通過測算區域內的生態產品在物質供給、調節服務、文化服務等方面的價值指標,形成VEP核算報告,金融機構以該報告作為評估依據發放授信貸款。成功構建了“評估—授信—貸款—收益—償還”的金融閉環,破解了生態產品難抵押問題。

5、生態補償筑牢生態保護與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基石

靖州建立了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縱向方面,積極爭取國家和省級生態轉移支付資金,2024年獲得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收入10288萬元;2025年獲得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收入10813萬元;橫向方面,探索縣域內不同功能區之間的生態補償,由生態受益地區向生態保護地區提供補償。同時,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明確破壞生態環境行為的賠償標準和程序,2024年處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5起,賠償金額86萬元。

(三)生態、經濟與社會的三重效益協同共贏

靖州的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協同提升。

1.環境質量與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效益持續提升

靖州縣科學推進國土綠化和生態保護,通過“點”上開展裸露山體治理,“線”上建設生態廊道,“面”上推進森林質量精準提升,林分結構更趨合理,森林質量持續提升,森林蓄積量1572.7萬立方米以上,森林覆蓋率達76.04%,對比“十四五”初期,增幅分別為42.5%、0.148%,水土流失治理面積超8萬畝,轄區內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數保護率超95%。

2.沉睡資源轉化為發展優勢的經濟效益不斷顯現

靖州縣林業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大力發展林果、林藥、林游和林竹新材料產業,依托綠色產品加工增值。2024年全縣林業總產值達43.62億元,同比增長14.3%。2024年產業開發區入駐企業103家,規模以上企業63家,用工人數3923人,實現技工貿收入108億元,稅收1.1億元。此外,林業碳匯潛力巨大,核算縣域總碳儲量2243.66萬噸,有望成為靖州縣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的新路徑。特別是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建立,原本“沉睡”的生態價值開始被激活,如林業碳匯交易實現突破,已完成多筆省內外交易;生態權益抵押融資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24年底,全縣綠色貸款余額達3.83億元。

3.生態紅利惠及農民增收的社會效益逐漸強化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有效推動了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通過推廣“企業+合作社+基地+林農”等利益聯結模式,全縣帶動近10萬農戶參與茯苓特色產業,實現綜合產值從2021年的70億元增長至2024年的120億元。該模式通過勞務合作、經營權流轉、股權分紅等方式,使農民獲得流轉租金、務工薪金和入股股金。具體成效包括全縣8萬余農民參與林下經濟,村集體經濟全面增強,124個行政村經營性收入均超10萬元,其中39個村超過30萬元,24個村超過50萬元,6個村突破100萬元;2024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達4095萬元。“生態靖州”APP推行的生態積分制度,進一步激發了群眾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形成“保護者受益、受益者保護”的良性循環。

二、靖州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路徑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關鍵路徑,旨在將優質的生態環境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與社會福祉。靖州縣森林覆蓋率高,生態稟賦優異,如何打通“資源-資產-資本”的轉化通道,是其面臨的核心課題。近年來,靖州立足“茯苓之鄉”、“楊梅之鄉”等特色資源,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多元化實踐路徑。

(一)靖州縣生態產品的多重價值構成

生態產品的價值并非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象的實物產品、可量化的調節功能以及可感知的文化服務共同構成的有機整體。對靖州縣生態產品價值構成的深入剖析,是理解其“兩山”轉化實踐的邏輯起點。根據靖州縣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結果,2023年其總值高達429.16億元。這一龐大數字的內部結構深刻揭示了靖州作為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價值稟賦特征,即調節服務價值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高達358.09億元,占比83.4%;物質供給價值為34.94億元,占比8.1%;文化服務價值為36.14億元,占比8.4%。

這一“倒金字塔”結構清晰地表明,靖州最大的財富并非直接產出的農產品,而是其森林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強大的水源涵養、水土保持、固碳釋氧等調節服務功能。然而,在傳統的經濟核算體系(GDP)中,這83.4%的核心價值長期被“隱形”,未能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評價與分配體系,這正是靖州探索價值實現的根本動因。其價值構成的獨特性與復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交織與融合之中。

1.物質供給價值,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產業基石

物質產品價值雖在GEP總量中占比不高,但卻是靖州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直接載體和產業基石,其特征表現為“特”與“鏈”。所謂“特”,即其價值高度凝結于具有地理標志和物種特色的原生農產品之中。如茯苓并非普通的大宗商品,而是承載著獨特地域環境信息和歷史文化印記的“生態瑰寶”。“靖州茯苓”占全國交易總量的70%以上,其浸出物含量遠超國標;“靖州楊梅”作為中南五省第一品牌,以其獨特風味占據高端市場;“靖州楠竹”因其竹材材質優良,成為高端竹制品的優質原料。

這些產品因其生態、健康的天然屬性,在市場交換中本身就具備更高的溢價基礎和品牌價值。所謂“鏈”,即其價值實現并非依靠出售原材料,而是通過縱向的產業鏈延伸和橫向的產業集群融合,不斷拉伸價值曲線。茯苓從傳統的干片、塊苓,延伸到羧甲基茯苓多糖注射液(國藥準字)、茯苓口服液、茯苓餅干、茯苓面膜等高附加值藥品、功能性食品和化妝品;楊梅從鮮果銷售,延伸到楊梅干、楊梅酒,并進一步向提取楊梅黃酮(花青素)等生物醫藥尖端領域進軍;楠竹從原竹材料,延伸到高檔餐具、竹集成材車廂板、竹纖維科技制品,深度融入“以竹代塑”的國家戰略和全球綠色供應鏈。這種“特”與“鏈”的結合,使得靖州的物質供給價值超越了簡單的農產品產出范疇,演變為一個以綠色、健康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價值體系,成為縣域經濟名副其實的支柱。

2.調節服務價值,靖州生態價值的核心存量

調節服務價值是靖州生態價值構成中最大的一塊,也是最難實現貨幣化的部分,其規模巨大,森林水源涵養實物量達6.74億立方米,相當于45個中型水庫的庫容;森林碳儲量高達2243.66萬噸,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碳庫”。如何將這種巨大的“存量”優勢轉化為發展的“流量”資本,是靖州改革的核心問題。其探索路徑凸顯了“量化”與“金融化”的雙重屬性。量化是前提,通過GEP核算平臺,靖州首次科學地測算了其調節服務的實物量與價值量,讓“綠水青山”有了清晰的價格標簽,這為生態補償、績效考核以及市場交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數據基石。

金融化則是關鍵躍遷,靖州正積極探索如何讓這些可量化的生態權益成為可抵押、可交易、可融資的金融資產。林業碳票的開發與交易是最前沿的實踐。通過出臺《靖州縣數字林業碳票管理辦法》和計量方法學,靖州將排牙山國有林場1萬畝森林的固碳量轉化為6.1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匯資產,并成功在自建平臺和廈門、寧夏交易所實現跨省交易,盡管當前交易規模(累計4242.7噸,交易額24.2萬元)受限于自愿市場而顯得微小,但其象征意義和制度創新價值巨大。它標志著靖州的生態價值實現了從“政府補償”到“市場交易”的歷史性一步,為未來可能到來的強制性碳匯市場或更廣泛的生態權益交易奠定了項目基礎、方法學基礎和制度基礎。此外,綠色金融產品如“生態貸”、“碳匯貸”的推出,將未來的生態收益權或生態資產的經營權作為抵押物,試圖為保護與修復行為提供即時的資金回報,初步形成了“保護—量化—融資—再保護”的金融閉環。

3.文化服務價值,滿足高層次需求的生態價值延伸

文化服務價值是GEP中增長最快、最具想象空間的組成部分。它源于靖州優美的自然風光、獨特的苗侗民族文化和豐富的特色物產,但其價值實現并非自動發生,必須通過場景構建和體驗植入才能被激活和消費。靖州的實踐在于巧妙地將文化價值嵌入具體的空間和活動中,使其變得可感知、可參與、可消費。

第一,打造文旅體驗場景。依托連綿的森林、清澈的溪流和清新的空氣,大力發展森林康養和生態旅游,成功舉辦“全國茯苓大會”、楊梅節、梨花節等特色節會活動。2024年,全縣接待森林旅游游客180萬人次,實現綜合收入5.4億元。這些節會和旅游活動,本質上是在銷售一種以生態和文化為核心吸引物的沉浸式體驗,將靜態的風景和物產轉化為動態的、可產生經濟收益的服務產品;

第二,構建科普教育場景。補天藥業建設的馬園茯苓科普基地、生態楊梅博物館等,將茯苓的種植、加工過程以及楊梅文化開放給公眾,不僅傳播了知識,更塑造了品牌形象,增強了消費者對“靖州茯苓”、“靖州楊梅”的品質信任和文化認同,從而反哺物質產品的價值提升。

第三,創新數字傳播場景。通過線上直播茯苓文化節、利用社交媒體推廣苗族歌鼟等本土非遺知識問答,打破了地理空間的限制,延展了文化價值的傳播半徑和影響力,為線下體驗引流,形成了線上線下的價值聯動。文化服務價值的實現,使得靖州的生態價值超越了單純的物質和調節功能,融入了情感、知識和審美等人類高層次需求,極大地豐富了“兩山”轉化的路徑與內涵。

綜上所述,靖州縣生態產品的價值構成是一個多元、立體、相互關聯的有機系統。物質供給價值是產業轉化的基礎,調節服務價值是潛力巨大的存量資本,文化服務價值是提升品牌和體驗的催化劑。三者并非割裂,而是在實踐中相互疊加、相互賦能,共同構成了靖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豐富圖景,也為從理論層面深入闡釋其價值實現的內在機理提供了堅實的現實依據。

(二)靖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三重內在機理

靖州縣的探索,通過一系列精密的機制設計,系統地激活了生態系統的內生價值,并成功地將其導入現代經濟循環。從其紛繁復雜的實踐圖景中,可以提煉出三條清晰的內在機理,共同構成了“兩山”轉化的“靖州密碼”。其一,通過“產權界定—數字量化”的序列操作,完成了生態資源從模糊的公共品到清晰的可交易資本的“資產”;其二,通過“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的雙向互動,實現了生態價值在產業鏈條上的“增值倍增效應”;其三,通過“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協同,構建了保障價值實現可持續的“良性治理生態”。這三重機理共同作用,破解了“保護者難受益、受益者沒補償”的傳統困局,使生態保護行為本身成為一種具有內在經濟動力的發展模式。

1.確權量化,生態產品轉化為可交易資產的前提

經典的科斯定理指出,清晰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對于生態產品而言,其“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的根源,正在于其權屬的模糊性和價值的不可測性。靖州的破題之策,正是通過一套“確權-量化”的組合拳,成功地完成了生態資源的資產化建構。“確權”是奠定基石。靖州超越傳統的林權“三權分置”,創新性地對林下空間經營權進行“地上、地表、地下”三維分割確權,并最終將其納入國家統一的不動產登記體系,頒發具有法律效力的“紅本”證書。

這一舉措的意義非凡,它如同為一片森林、一塊土地進行了“IPO”前的資產拆分和股權明晰,使得原本混沌一體的生態空間被分割成若干權屬清晰、可獨立處置的經營性資產單元,為后續的市場交易和金融操作提供了無可爭議的法律憑證。“量化”是價值發現。如果確權解決了“是誰的”問題,那么GEP核算則解決了“值多少”的問題。靖州借助衛星遙感、AI等數字技術,構建GEP自動核算平臺,將森林的水源涵養、碳匯、水土保持等調節服務功能轉化為429.16億元的巨大價值存量。這個過程,相當于為無形的生態服務功能進行了權威的“資產評估”和“財務審計”,使其從一種抽象的概念變成了一張清晰的、可入賬的“資產負債表”,極大地降低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

2.產業鏈開發,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倍增的核心

資產化解決了生態資源的“可交易性”問題,但最終的價值實現必須通過產業載體在市場交換中完成。靖州并非簡單地“賣資源”,而是通過縱向延伸與橫向融合,極大地提升了生態價值的附加值和溢出效應,形成了強大的“增值倍增效應”。在縱向上,它表現為生態產業化下的價值鏈攀升。靖州堅定不移地推動特色生態資源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不斷突破價值天花板。以茯苓為例,它從最初的農產品(干茯苓,價值最低端),經由初加工(茯苓片、茯苓丁),升級到精深加工(羧甲基茯苓多糖注射液等藥品,價值倍增),再擴展到藥食同源產品(茯苓餅干、面條)和化妝品(茯苓面膜),最終融合三產,發展出茯苓康養文旅(體驗經濟,價值最高端)。每一次產業鏈的延伸,都是一次價值的幾何級數倍增,這使得同樣一窖茯苓,最終所能創造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遠超其作為原始材料的價值。

不僅如此,靖州還積極探索茯苓種植與林業碳匯開發的深度融合,形成“產業固碳—碳匯量化—市場交易—反哺生態”的閉環。通過科學種植模式如“楊梅幼林套種茯苓”,不僅提升了單位面積的綜合產出,還顯著增強了森林生態系統的固碳能力,并借助碳匯交易機制將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進一步拓寬了茯苓產業的價值實現路徑;在橫向上,它表現為產業生態化下的價值融合創新。靖州更富智慧的探索在于,將不同的生態產業進行交叉融合,創造出“1+1>2”的聚合價值。“楊梅林下套種茯苓”的模式是其典范。楊梅林提供了蔭蔽的生長環境(生態功能),茯苓種植提高了畝產經濟效益(經濟功能),而茯苓菌絲分解后的殘料又反過來肥沃了土壤,促進了楊梅樹的生長(生態功能)。

這種模式不僅沒有造成生態破壞,反而強化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生產力,同時獲得了雙重經濟收益。特別是在靖州縣委縣政府的指導下,結合集體林地“三權分置”改革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該模式有效避免了傳統茯苓種植可能引發的毀林開墾和水土流失問題,保護了森林碳庫,節約土地資源達50%,顯著降低了種植成本。這種“以林養菌、以菌促林”的循環體系,不僅增強了區域碳匯能力,也實現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推進,完美詮釋了“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相互促進、和諧統一,形成了價值創造的良性循環,為全國林下經濟與碳匯協同開發提供了“靖州樣本”。

3.多元協同,保障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可持續機制

“兩山”轉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絕非單一主體能夠完成。靖州的成功,關鍵在于構建了一個“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識社會”三者各歸其位、同向發力的多元協同參與的體系(見表1)。


綜上所述,靖州的實踐從機理上看,是一個以“資產化”為前提、以“增值化”為核心、以“協同化”為保障的有機整體。它通過制度與技術創新,成功地將外部性內部化,將公共品市場化,將保護行為經濟化,從而在微觀層面重塑了政府、企業、農民等主體的激勵結構,在宏觀層面則走出了一條增長與保護協同、發展與民生共贏的高質量發展新路。

三、靖州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經驗啟示

靖州縣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生動實踐的核心貢獻在于,通過一套精密而系統的機制設計,成功回答了“兩山”理論轉化中的三個根本性問題,即如何將看似無價的生態價值轉化為可度量、可交易的經濟價值?如何讓生態保護者從“吃虧者”轉變為“受益者”,從而激活其內生動力?如何構建一個政府、市場與社會多元協同的可持續治理框架,避免“公地悲劇”和“政策空轉”?對靖州經驗的深度解碼表明,其成功并非源于某項單一政策的突破,而是源于“制度創新—技術賦能—產業融合”三大支柱的相互支撐與協同演進,共同催生了一場深刻的系統性變革。

(一)制度基石:產權明晰與價值量化的雙重突破

傳統的環境保護往往依賴于政府的強制命令與財政補償,這是一種外部性的、被動式的治理模式,其可持續性常受制于政府的財政能力與監管成本。而靖州的探索,本質上是一場通過引入市場機制來重塑環境保護激勵結構的制度革命,其理論內核與科斯定理所強調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高度契合。靖州的創新性在于,通過“三維確權”和“綠本變紅本”,將生態資源的經營權從模糊的集體所有權中清晰地剝離出來,使其成為一項獨立的、可轉讓、可抵押的財產權利。

這一過程,相當于為生態系統這座“巨大而模糊的資產”進行了清晰的“資產證券化”預處理,為其進入市場流通創造了最基本的制度條件。更進一步,靖州借助GEP核算這一“價值發現”工具,為這些被明晰界權的生態資產進行了“資產評估”,將其巨大的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價值轉化為令人信服的貨幣化度量。這就使得生態產品的交易不再是“買賣雙方拍腦袋”的隨意行為,而是建立在科學核算基礎上的市場化定價。同時創新“國有建設用地+VEP”交易模式,實現生態價值市場化突破。

因此,靖州案例從學理上證實,“兩山”轉化可行的實現路徑必須建立在“產權明晰”和“價值量化”這兩塊堅實的理論基石之上。它標志著我國的生態治理思維正在從單純的“政府管控”向“政府創設市場、市場引導行為”的現代化治理模式演進,這對于豐富和發展環境經濟學與公共治理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方法工具箱:制度、技術與產業的協同發力

靖州經驗的寶貴之處在于其極強的可操作性和系統性。不是零散的點子集合,而是一套環環相扣的“組合拳”,任何地區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工具進行借鑒。這套“工具箱”主要包括“制度工具、技術工具和產業工具”。

1.制度工具提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規則保障

如集體林地“三權分置”、生態產品經營權登記的具體操作規程、林業碳票等生態權益憑證的管理辦法、VEP核算應用辦法、生態積分管理辦法等。這些成文的制度成果,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可直接參考或適配修改的“政策模板”,大大降低了制度創新的成本。

2.技術工具破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操作難題

如GEP自動核算平臺的模型構建、生態產品交易平臺的區塊鏈技術架構、“生態靖州”APP的積分算法與運營模式等。這些數字技術解決方案,有效破解了度量、溯源、信任等核心難題,使得大規模、高效率的生態產品交易成為可能。

3.產業工具明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產業方向

如“茯苓+”全產業鏈的培育模式、“楊梅-茯苓”林下復合種養的技術標準、“以竹代塑”產業升級的招商策略等。這些成功的產業融合模式,證明了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是切實可行的,為資源稟賦相似的地區指明了具體的產業發展方向。

靖州的這套“方法工具箱”表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并非遙不可及,只要系統性地運用好制度、技術、產業三類工具,任何擁有良好生態本底的地區都有可能找到將“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的金鑰匙。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突破的瓶頸

從靖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探索來看,其在破解“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難題上取得了階段性突破,但深層矛盾仍亟待破解,表現在:現階段碳匯交易、生態補償等權益產品多依賴政策引導性需求,缺乏如重點排放企業強制履約、跨區域生態共建共享等穩定的強制性需求支撐,導致市場交易活躍度偏低,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難以通過市場化渠道充分釋放,部分優質生態資源甚至陷入“有價無市”的尷尬境地。

在綠色金融領域,盡管靖州縣已嘗試推出生態信貸、綠色債券等創新產品,但整體體系仍存在明顯短板。一方面,生態產品的非標準化特性使得風險定價難度較大,金融機構難以精準評估生態資產的價值波動與潛在風險;另一方面,風險分擔機制尚未健全,缺乏政府性融資擔保、風險補償基金等配套保障,導致金融機構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積極性受限,資金供給與實際需求間存在顯著缺口。同時,科技支撐與復合型人才儲備的薄弱也成為關鍵制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生態修復技術等領域的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難以滿足實踐需求;而既懂生態保護又通市場運營、金融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嚴重短缺,導致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各類方案在落地過程中頻頻受阻。

因此,在政策設計上,需加快完善生態權益市場的強制性需求制度;在市場構建上,要健全綠色金融的風險定價與分擔機制;在人才培養上,則需搭建跨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培育體系,從而為全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更堅實的制度與人才保障。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瞿理銅,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與城鄉規劃。諶莉,中共懷化市委黨校教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源: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242~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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