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與意義

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現代人好像陷入了一種普遍的精神危機。表現出來的特點，就是大家的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但精神追求卻隨之變得嚴重匱乏，大家陷入了時代的騷動中，再也找不到永恒的愉悅。每個人的不安仿佛飄在空中，一陣風來就能吹得七零八落。大家都更忙了，但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為什么而忙，我們翻箱倒柜，想要把丟失了的意義感找回來。弗蘭克爾為我們提供了找尋生命意義的三種途徑：工作、愛以及克服困難。分別代表了三種價值的來源：創造、經驗以及態度。

第一是工作，是創造或從事某種工作。在追求工作成果的努力中獲取意義感。工作的價值在于踐行使命，不該被降格為養家糊口，更不能被視為茍延殘喘和茍且偷生。富蘭克林說“有的人25歲就死了，但75歲才埋”，很多人的軀體活得滋潤，但靈魂早已壽終正寢，喪失了精神追求。弗蘭克爾在奧斯威辛的經歷，也許可以啟發我們重新看待工作的意義。在奧斯威辛，不少人因為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而主動去碰帶電的鐵絲網，選擇自殺。這被稱為鐵絲網綜合征。但隨后不久，囚徒們會經歷兩個階段的心理變化。第一階段，囚徒們不再懼怕死亡。他們連毒氣室都不怕了。

在第一階段，大家還不忍目睹別人被罰示眾，但進入心理反應的第二階段之后，囚徒們的眼睛將不再躲避這一切。由于情感已經麻木，他們看到什么都只會呆呆地站著不動。冷漠、遲鈍，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是囚徒第二階段心理反應的表現，這些癥狀最終會使他們對每天每時頻繁發生的酷刑折磨無動于衷。正是由于這種冷漠外殼的包裹，囚徒們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在讓我們有囚徒感的地方，我們就是會麻木冷漠。這才是真正的囚徒困境，真正的囚徒困境并不是兩難選擇，而是你根本沒有選擇。

前些年有個說法，叫作“困在算法里的人”，說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勞動者的一種困境。困在算法里的人，也像犯人一樣，成了名副其實的號碼，一個“號碼”的死活無關緊要，號碼所代表的犯人的生命更無所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里的處境當然更加極端，一個人的命運、經歷、名字全都失去了意義。茍活成了最高追求。他們顯得麻木，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弗蘭克爾說：我們喪失了一種本能。有時人甚至連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他要么去做別人所做的事，去隨大流，要么去做別人希望他做的事，投入威權的懷抱。這時，最痛的不是肉體，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對心理造成的傷害。集中營的犯人害怕做決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動行為。

有位心理學家說過，集中營生活是一種“臨時的存在”。弗蘭克爾補充了幾個字，那是“未知期限的臨時存在”。看不到“臨時的存在”何時結束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終極目標。大家似乎要等待糟糕的現狀過去才能展開正常追求，他們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樣為了將來而生存，也不可能確定什么目標。內在生命的結構改變了，我們所知道的墮落跡象就開始了。在時間上，人會痛切地感受到集中營生活的遙遙無期；在空間上，則是監獄活動范圍的逼仄。鐵絲網外面的一切都那么遙不可及。如今的不少人都有一點職場囚徒或者社會囚徒的心態。工業化社會需要大量的螺絲釘崗位，我們只需要在指定位置發揮指定的價值，換了誰去都可以。現在我們進入了智能時代，需要重新審視工作的價值。一個人能夠發揮天賦和潛能，在獨有的位置發揮不可替代的獨有價值，可能會是未來的趨勢。

做一個喜歡的工作，過去是奢望，未來卻可能是必須。現在有不少人會把生活和工作放在對立面，覺得自己被工作囚禁，快樂都在工作之外。工作中那種并不放松和自由的狀態帶給人的感受的確令人難以享受。不過弗蘭克爾說：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極的一面，而其積極的一面就是責任。實際上，如果人不能負責任地生活，那自由會墮落為放任。美國東海岸有自由女神像，應該在西海岸配一座責任女神像。“人是負責任的，應當實現自己生命的潛在意義”。他還說，在奧斯威辛，知道自己生命中還有某項使命沒有完成的人，更能夠活下來。我們應該關注自己的現狀與未來之間的差距，我們有責任去創造自己的良好生活。

所以，與其在工作之外尋找良好生活，我們不如直接找到一個良好的工作。如果上班做的是喜歡的事，下班做的還是喜歡的事，這不是雙倍快樂嗎？還完全不需要用生活中難得的放松休息去療愈工作帶來的創傷。良好工作就是良好生活。弗蘭克爾說，選擇去做一件“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獻身于某種事業或所愛的人”，我們更容易通往有意義的生活。尼采說：“知道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