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膽英雄徐會之：潛伏臺灣建情報網，死后多年終獲烈士名

前段時間熱播的《沉默的榮耀》，讓更多人了解到了吳石、聶曦、朱楓和陳寶倉等烈士。其實，在那個年代還有許許多多同樣奮斗在隱蔽戰線上的戰士們值得我們銘記。

這位孤膽英雄徐會之，就是其中的一位。接下來，咱們就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這位徐會之烈士的英勇一生吧。

1901年，徐會之出生在湖北黃岡的徐家，家里靠種地和讀書過日子。他3歲時父親就沒了，只能跟著母親王氏去外祖母家生活。

小時候，徐會之在村里念私塾，認了不少字，后來去了黃州的高小和中學堂繼續讀書，之后還到武漢的湖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中法高等學校學習，只是沒念完就中途停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熱血青年都忙著為國家前途奔走，徐會之也沒閑著，加入了惲代英和林育南領導的武漢學生聯合會、湖北教育研史會，跟著大家一起搞學生運動，慢慢有了救國救民的想法。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大罷工爆發，他也參與其中，親眼見證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讓他更加堅定了要為老百姓做事的決心。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徐會之先加入了國民黨。1924年3月，經中共武漢地區負責人包惠僧、馬念一推薦，他去廣州考上了黃埔軍校第一期，被分到第一隊。

在軍校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很看重青年學生，徐會之跟著周恩來參加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學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同年6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把為人民謀幸福的信念刻在了心里。

從黃埔軍校畢業之后，徐會之先在黃埔軍校教導團3營當連隊黨代表，后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成立，他又調到該軍一師一團一連當黨代表。

1925到1926年，他在國民第二軍騎兵第一旅、第二軍第十師當參謀，還參加了北伐東江戰役，在戰場上沖鋒陷陣，抗擊軍閥勢力。

1926年，蔣介石強行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逼著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徐會之只能聽從黨組織安排，去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

不久北伐戰爭開始，他又奉命南下，在贛、浙一帶參與攻打孫傳芳等北洋軍閥，先任第十五軍中共黨務科長，第二年升為該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

后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處抓共產黨人，徐會之沒辦法，只能離開部隊，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1928年到1930年，他在天津公安局當特務大隊長，期間還在1928年4月，和余灑度、韓浚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擔任宣傳科長，公開反對蔣介石。

這年冬天，他在天津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華北分會”并兼任會長，還和韓浚一起召開有200多人參加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把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違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公之于眾。

1931年8月，蔣介石把“黃埔革命同學會”的主要成員包括徐會之在內，都弄到南京強制培訓。

次年9月，蔣介石派他任五十六師政訓處長；1933年，他又任軍委會政訓科長，后來被調到安徽劉鎮華總司令部當黨政處長，還兼任河南省經扶縣縣長；1935年，他調任安慶、蕪湖市公安局長。西安事變后，他又被調到西安行營當政訓處長。

抗戰全面爆發之后，徐會之又去了廬山參加暑期訓練團，擔任第五大隊教導員，還寫了《民眾訓練須知》一書，成為全民抗戰總動員的重要指導文件。

之后他從西安到保定，奉命組建保定行營政訓處并任處長。

1937年，他參加了保定、石家莊的抗日戰役，在8月保定行營召開的師以上政訓處長工作會議上，他明確提出，現在國家面臨大難，應該遵循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遺訓，和東北軍、西北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等友軍團結協作，一起抗日收復失地。

9月，中央軍事聯合視察團到石家莊視察，他代表行營主任徐永昌歡迎，對中共代表周恩來、彭德懷等人格外尊重。

12月保定失守，徐會之擔任軍委政治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7月又擔任第五戰區政治部少將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還參加了武漢外圍會戰。

這年年底，他調任川鄂湘黔邊區綏靖公署政治部中將主任。1940年初，徐會之又調任桂林行營政治部副主任，參與南寧、昆侖關會戰，之后很快升任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8月還兼任第四戰區特別黨部書記長。

后來徐會之去重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第二廳廳長。1941年，他從重慶到了老河口，任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五戰區特別黨部書記長，后來還兼任青年團第五戰區支團部籌備主任。

1942年后，他調任湖北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襄樊保安司令；1943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鄂北行署主任，還兼戰時青年訓練團鄂豫分團主任，參加了鄂北會戰，同年獲得忠勤勛章。

抗戰勝利之后，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徐會之為漢口市市長。當時漢口被日軍破壞得很嚴重，他上任之后，只用了短短一個月，就把城市恢復和治理的頭緒都理清楚了。在接收汪偽政府、組建漢口市政府、調查日軍暴行、發展實業、救濟難民等方面，做了大量實在工作。

1946年，徐會之成為三青團中央團干事；1947年7月，國民黨和三青團合并，他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這年漢口改成特別市，他繼續擔任市長。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總統，因為兩人之前有舊交，3月2日任命徐會之為總統府參軍處上將參軍。到了12月，重慶解放，徐會之在當地迎接了解放軍，開啟了人生新的階段。

別看那時候的徐會之對外還掛著“國民政府總統府參軍”的頭銜，可暗地里早就跟中共黨組織接上了頭。

那會兒，中共在臺灣的情報網剛剛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吳石等同志犧牲之后，整個情報工作幾乎陷入癱瘓，急需可靠的人去收拾殘局。黨組織思來想去，最終選定了徐會之這位潛伏多年、在國民黨內部根基深厚的“王牌”。

1950年3月，組織的指令正式下達：讓徐會之繼續頂著原有身份，秘密前往臺灣。

他的任務很明確：重新搭建情報聯絡渠道，爭取策反國民黨高層人物，同時收集各類軍政情報。明眼人都清楚，這就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事，沒有同伴支援，沒有固定聯絡點，甚至連條退路都沒有，能不能活著回來，誰也說不準。

臨走前，徐會之跟妻子劉先知和一雙年幼的兒女告了別。看著身邊還不懂事的孩子，他只說了句實在話：“等革命勝利那天，咱們一家人就團聚了。”

說完，他轉身就踏上了經香港前往臺灣的路，沒帶走太多東西，只留下了對家人的牽掛和對信仰的堅守。

當時的臺灣，簡直是座密不透風的“牢籠”。吳石案的血腥味還沒散，全島都處于戒嚴狀態，特務到處都是，隨便一個可疑的眼神、一句不當的話，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徐會之雖然在國民黨內部有不少老熟人、老關系，但在這種高壓環境下，這些人脈用起來都得格外小心。

白天，他得裝模作樣地以“總統府參軍”的身份參加各種會議，跟那些可能藏著壞心眼的同事虛與委蛇；到了晚上，他就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悄悄尋找信得過的人，一點點嘗試恢復中斷的情報線，每一步都得提著心、吊著膽。

可即便如此謹慎，意外還是發生了。僅僅一年時間，徐會之的身份就被叛徒給出賣了。1951年11月，高雄“警備司令部”的人突然找上門，將他逮捕歸案。臺灣軍法局給安的罪名是“預備顛覆政府罪”，一開始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其實這量刑就是個幌子，敵人心里打著算盤，想通過輪番審訊，從徐會之嘴里撬出更多中共地下組織的線索。但這份判決送到蔣介石案頭后，一切都變了。

蔣介石看了案卷，直接親筆批注：“立即槍決可也。”

1951年11月18日凌晨，天還沒亮，徐會之就被秘密押到了臺北馬場町，執行了死刑。這一年，他才50歲。沒有公開的審判，沒有家人的送別，甚至連他犧牲的具體細節，都成了說不清的謎團。

從那以后，徐會之的名字幾乎徹底從公眾視野里消失，組織上也沒法確認他的生死，只能在暗中打探消息。

大陸這邊，徐會之的家人日子過得格外艱難。妻子劉先知帶著年幼的兒女回到武漢，因為丈夫的“罪名”，一家人被貼上了“涉案人員家屬”的標簽，走到哪兒都要受別人的白眼和歧視。

女兒那時候年齡小，對父親的記憶只有些模糊的片段，唯一能念想的，就是當年父親留下的一些小玩意，不算貴重，可只要拿著它，女兒就知道父親從沒背叛過心里的信仰。

日子一年年過去，家人在誤解和煎熬中苦苦等待。直到1985年，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步解密，徐會之的真實事跡終于被完整還原。國家民政部正式追認他為革命烈士，這份遲到了34年的榮譽，終于還了這位英雄一個清白。

那些年家人所受的委屈、所扛的壓力，在拿到烈士證書的那一刻，總算有了交代。徐會之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信仰，而這份遲來的認可，也讓世人記住了這位在隱蔽戰線默默犧牲的孤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