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負服務國家戰略的學術使命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重要時間節點，中國歷史學界正以高度的使命感與敏銳的時代感，重新審視學科定位，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在數字技術的浪潮中重塑研究范式。

“歷史學作為傳承文明、啟迪智慧的基礎學科，既是守護中華文明根脈的核心載體，也是服務國家戰略、推動文明互鑒的重要力量。”面對新的時代命題，多位受訪學者向本報記者表示，站在新的起點上，歷史學研究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肩負著更為艱巨的學術使命。

對接國家戰略 提供歷史智慧

走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胡恒的辦公室，他的案頭正擺放著一本剛印制的《數字史學發展動態》2025年合訂本。“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這些‘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發展要求，為歷史學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與改革壓力。”胡恒開門見山。

他告訴記者，歷史學學科需要探索“歷史+跨學科融合體系”，培養善于運用數字化手段進行公共傳播的行業人才；積極參與構建開放共享的史學數據公共平臺，深化人工智能與歷史研究的融合；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邊疆學知識體系，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與活態傳承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上海師范大學校長、人文學院教授陳恒從更宏闊的國際視野審視歷史學使命。“在‘十五五’期間，歷史學家應在國際學術界充分表達中國史學界的聲音，不斷凝練思想內核，提出有分量、有影響力的標識性概念和理論，從世界知識體系的參與者轉變為引導者。”

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賀江楓看來，無論是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還是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歷史學研究都可以利用其深厚的學科積淀，通過扎實的實證研究與深刻的宏觀思考，為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現代中國的文明形象提供智力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將歷史學學科在“十五五”期間的任務概括為“雙重使命”：繼續深耕基礎研究，筑牢學科根基，深入挖掘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基因密碼；同時強化應用研究，服務時代需求，圍繞“大一統”國家建構、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文明起源與互鑒等重大議題，以絲綢之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等為切入點，講好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故事。

談及如何平衡好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杜華提出富有哲思的見解：“歷史學學科的使命不應是被動的工具化，而應作為國家文明的知識底座與戰略定力的來源。”在他看來，唯有通過扎實的史料考辨與跨文明的長時段研究，理清大國興衰與社會秩序演變的底層邏輯，才能在服務國家戰略時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歷史縱深，在文明互鑒中貢獻具備學術底氣的中國方案。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沙武田認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是遞進關系。“‘十五五’期間的歷史學研究，更多應著眼于服務國家發展、文明互鑒、社會治理等應用型研究上來。”　　

擁抱數字技術 重塑研究范式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迭代，大數據、數字考古、GIS地理信息系統等技術的廣泛應用，正深刻重塑著歷史學的研究范式。本報記者在采訪中深切感受到，數字技術已從少數前沿學者的“利器”走向歷史學界的“標配”。

劉建國向本報記者展示了數字考古領域催生的多項突破性進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運用無人機拍攝、遺址三維重建、空間分析等數字技術，探討江漢平原重要史前遺址的形成過程，揭示史前先民修建水利設施用于雨季防洪和旱季灌溉，達成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處，為理解和闡釋早期社會復雜化進程提供了全新視角。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數字清史實驗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數字史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電子刊《數字史學發展動態》，在2025年報道數字史學相關會議80場、講座83場；收錄數字史學相關中文學術文章信息達167篇。”胡恒用一組數據印證了技術浪潮在史學界的廣泛影響。他坦言，當前數字史學領域仍存在“理論探討多、實踐案例少”的問題，學術界公認的典范性突破性成果仍較為稀缺。但他個人已將數字技術全面融入研究工作，如利用電子文獻提升史料整理效率、借助大模型進行量化統計，以及與工程師合作開發“清史智能體”。

“AI技術對歷史學的核心價值，在于重構了史料的邊界與尺度。”杜華認為，面對全球化視野下的多語種檔案洪流，AI讓長時段、大范圍的量化分析從“不可能”變為“現實”，打破了學科間的語言壁壘。他同時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AI時代恰恰是人文學科的高光時刻——當算法完成了信息處理的基礎工作，史學家的核心使命便回歸到意義闡釋，這正是歷史學不可替代的人文內核。賀江楓同樣認可AI的技術價值，但也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意識。“AI在多語種文獻釋讀、大規模史料處理方面展現出驚人效率，但其算法與數據局限帶來的訛誤問題，也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清晰的辨別能力與明確的問題意識。”

面對部分學者對技術沖擊的憂慮，胡恒認為，新技術是史學研究“如虎添翼之‘翼’”，而非“同室操戈之‘戈’”。新技術應用中出現的數據沙漠、算法偏見、學術倫理等問題并非數字時代獨有，傳統研究中同樣存在史料選擇偏差、歷史觀偏見等問題，這些問題將在技術發展與學術實踐中逐步完善。

數字素養培養與跨學科人才建設，是技術賦能史學的核心支撐。胡恒提出，數字素養的培養無需讓歷史學家過度聚焦技術細節，而應重點把握技術背后的原理性認知，通過跨學科合作彌補技術短板。劉建國則建議，高校與科研機構需從課程設計、平臺建設、制度保障三方面發力，設立“人工智能+”“數字技術+”交叉課程，打造數字研究實驗環境。　　

打破學科壁壘 拓展合作網絡

圍繞“十五五”規劃導向與自身專長，學者們提出了前沿的研究計劃，并普遍強調跨學科、跨機構協作的重要性。

新的一年，劉建國將研究重心聚焦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史前人水關系研究，系統探討長江中下游、黃河流域等重要史前聚落遺址的形成過程與環境適應性。他將依托中國考古學會數字考古專委會平臺，深化與各省市考古單位、高校的合作，共享科技考古與田野考古成果，同時探索人工智能在考古研究中的深度應用。沙武田將圍繞敦煌學、石窟寺考古與絲路文化交流展開深度研究，緊扣“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時代命題，深度闡釋石窟寺作為絲路文明遺產在跨文明交流中的獨特價值。為推進研究，他將聯合多所高校研究團隊與石窟保護單位開展深度合作，搭建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宗教學多學科協同的研究網絡。

胡恒在新的一年將持續建設“數字清史實驗室”，推進“清史地理信息系統”“清代職官數據庫（地方志）”“清史智能體”三大核心項目，發布首批數據成果。賀江楓將繼續聚焦于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重點圍繞盧溝橋事變展開深入探討，在回擊日本右翼學者錯誤論點的同時，通過中日英等多語種文獻的細致考證，再現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

作為一名身兼高校管理職責的世界史學者，陳恒希望進一步整合各高校現有的學術力量，加大對世界史學科的經費投入，推動校際開放和網絡資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國內現有外文數據庫系統壁壘。他特別強調要加強世界史小語種語言人才培養，拓展跨語言、多語言、跨文化的研究合作機制。　　

突破現實瓶頸 緊跟時代發展

在展望未來的同時，受訪學者也指出了歷史學研究面臨的現實瓶頸。杜華直言，當前歷史學研究的核心瓶頸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與理論的依附性”：選題日益精細卻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微觀陷阱，缺乏對重大歷史變遷的宏觀解釋力。沙武田也表示，當前歷史學研究存在選題過度窄化、缺乏理論建構的問題，傳統史學考證仍是主流，跨學科研究受限于研究者的固有思維，“小院高墻”的研究模式仍未打破。賀江楓則認為，學術成果大眾化轉化不足，亦是當前學科發展的突出短板。

針對這些發展瓶頸，學者們提出了系統性的改革創新路徑。杜華提出，歷史學需實現從“碎片化”向“新綜合”的轉型，在堅持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重塑大國史、全球史的宏闊視野，以數字人文技術整合微觀史料，回歸對人類文明演進規律的整體性探究。沙武田強調，未來的歷史學研究必須強化“有組織科研”與團隊協作，培養學者的全球史觀與國際視野。賀江楓則建議，借助互聯網與數字平臺推動學術成果的大眾化傳播，讓歷史學更好地承擔社會功能。

展望未來5—10年的學科發展趨勢，學者們普遍認為，技術驅動的范式轉型、國家戰略引領的方向拓展、全球視野下的學科融合，將成為歷史學發展的核心主線。陳恒表示，世界史學發展正進入去中心化的全球史階段，去西方中心化、多元現代化興起成為潮流，人工智能的迭代讓人類進入與AI共同研究、書寫歷史的時代，這既帶來了全新的研究視野，也可能催生新的數字鴻溝，重塑全球學術格局。胡恒認為，“第二個結合”重大命題的提出與“十五五”規劃為歷史學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新技術沖擊也讓學科面臨人才培養、就業市場的挑戰。未來跨學科融合將不斷淡化學科概念，史學內部方向發展將持續分化，順應時代需求的學科方向將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具體研究熱點與增長點方面，學者們的預判形成了諸多共識。杜華提出，數字史學將從輔助工具走向研究主流，甚至開啟“計算史學”新紀元；面對全球氣候危機，環境史與“人類世”研究將愈發重要；“邊緣”敘事與全球史的深度交織，將勾勒出“生命共同體”史的全新圖景。賀江楓認為，現代化視角下的中國發展歷程研究、區域國別史研究將持續成為熱點，改革開放史將隨著檔案文獻的開放迎來爆發式發展。劉建國與沙武田共同提到，中華文明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史、絲路文明交流、文明互鑒比較研究等領域，將在國家戰略引領下成為核心研究方向。

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背景下，中國歷史學如何“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是學者們共同關注的核心命題。陳恒表示，中國歷史學“走出去”的本質，是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互動互融，核心是對中國資源、中國文獻、中國遺產進行世界性解釋，而前提是打破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學科壁壘，實現二者的深度融合，讓歷史書寫既扎根本土，又面向世界。沙武田提出了中國歷史學“走出去”的六大核心路徑，即培養具有國際學術視野的領軍學者、推動研究選題與國際學術接軌、組織跨國合作科研項目、以數字技術實現多語種歷史傳播、做精“中華外譯項目”、系統性培養絲路胡語文獻研究人才。劉建國則表示，需依托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搭建國際學術合作平臺，深入挖掘絲路文化內涵，提升中國在全球文化遺產治理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站在“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新起點上，歷史學學科正處在一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轉型路口。受訪學者表示，未來的歷史學研究，應始終堅守“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學科使命，在夯實基礎研究的同時積極擁抱時代變革，以扎實的學術成果守護中華文明根脈，以宏闊的學術視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努力讓這門古老學問在新時代煥發出歷久彌新的光彩，為理解過去、照亮當下、啟迪未來貢獻不可替代的智慧與力量。

本報記者 班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