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五十二歲那年，我第三次從民政局走出來，手里攥著那張薄薄的離婚證。
陽光很好，街邊的梧桐樹正在落葉，有個小女孩蹲在地上撿樹葉，她媽媽在旁邊溫柔地等著。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直到那對母女走遠，才發現自己的眼眶濕了。
三段婚姻，二十七年，三個女人，最后都選擇了離開我。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客廳里喝酒，把三本結婚證和三本離婚證并排放在茶幾上。紅色和綠色交替著，像是我這大半輩子的縮影——滿懷希望地開始，灰頭土臉地結束。
我叫周建國，是個普通的中學數學老師。如果你在街上遇見我，大概會覺得我是那種最不可能離三次婚的人——戴著眼鏡，說話慢條斯理，從不抽煙，很少喝酒，連吵架都不會說臟話。
可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老實本分"的人，把三段婚姻都過成了一地雞毛。
我的第一任妻子叫林小雨，是我的大學同學。
那是1994年，我們都是師范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她扎著馬尾辮，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是我們班公認的班花。而我只是個來自小縣城的窮學生，普通得像教室角落里的一把椅子。
我追了她整整兩年。給她占座位，幫她打熱水，下雨天把唯一的傘讓給她，自己淋成落湯雞跑回宿舍。那時候我覺得，只要足夠真誠，足夠努力，就一定能打動她。
畢業那年，她終于答應了我的求婚。我們在老家辦了一場簡單的婚禮，然后一起分配到了同一個城市的兩所中學。
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我們租住在一間不到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得直哆嗦。但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她在廚房里忙碌的背影，聞到飯菜的香味，我就覺得這輩子值了。
可是，甜蜜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
結婚第三年，我們有了兒子。林小雨辭職在家帶孩子，我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一家三口。那時候教師工資低得可憐，我不得不在外面找了幾份家教的活，每天早出晚歸，累得像條狗。
我以為我在為這個家拼命付出，我以為她應該理解我的辛苦。
可我不知道的是，她一個人在家帶孩子，比我更累。孩子半夜哭鬧，她整宿整宿睡不好覺；孩子生病發燒，她一個人抱著往醫院跑；她想找個人說說話，可我不是在上課就是在做家教，回到家倒頭就睡。
她開始跟我抱怨，說孩子太難帶了，說她快要崩潰了，說她想出去工作。
我是怎么回應的呢？
我說："你在家帶個孩子能有多累？我在外面掙錢養家，你知道有多辛苦嗎？"
我說："孩子還小，你出去工作誰來帶？請保姆？咱們請得起嗎？"
我說："別人家的女人不都是這么過來的嗎？怎么就你事兒多？"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話像刀子一樣，一刀一刀扎在她心上。
她不再跟我抱怨了。不是因為她想通了，而是因為她對我失望了。
我們之間的話越來越少。她做好飯喊我吃飯，我吃完飯就去書房備課。她帶孩子睡著了，我還在客廳看電視。我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卻像兩個陌生人。
有一天晚上，我加完課回家，發現她一個人坐在陽臺上哭。我問她怎么了，她搖搖頭說沒事。我也沒再追問，轉身去洗澡睡覺了。
后來我才知道，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們的婚姻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死去。沒有第三者，沒有家暴，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在日復一日的沉默中，慢慢地走到了盡頭。
2002年，我們離婚了。兒子判給了她，我每個月付撫養費。
離婚那天，她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
她說："建國，你不是個壞人，但你從來不聽我說話。跟你在一起，我覺得自己像個隱形人。"
我當時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心想，我每天累死累活地掙錢養家，怎么就成了不聽你說話？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要的從來不是我掙多少錢，而是我能停下來，認真地聽她說一句話。
離婚后的第三年，我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張美玲。
她是我們學校新來的英語老師，比我小五歲，離過一次婚，帶著一個女兒。她性格開朗，說話爽快，跟林小雨完全不同。
我們是在一次教師聚餐上認識的。她主動過來跟我碰杯，說聽說我教數學教得好，想請教幾個問題。后來我們加了聯系方式，慢慢地熟絡起來。
她跟我說她的前夫是個酒鬼，喝醉了就打人，她忍了三年，終于帶著女兒逃了出來。她說她不求什么大富大貴，只想找個老實人，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我覺得我就是那個老實人。
2006年，我們結婚了。我搬進了她的房子，開始了第二段婚姻。
這一次，我吸取了上一段婚姻的教訓。我開始學著聽另一半說話，她下班回來跟我抱怨學生不聽話，我就放下手里的事情，認真地聽她講。她說想吃什么，我就去買。她說周末想出去玩，我就陪她去。
我以為這一次，我一定能把婚姻經營好。
可是，我又犯了另一個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