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印的手機與消失的簽名：廣西梧州一“全區十佳民警”的淪陷，在掃黑與被掃之間

（梧州市萬秀分局塘源派出所）

作者｜燕十三

出品｜有戲

2026年1月27日，廣西梧州。

長洲區人民法院的庭審大門緩緩關閉，一場持續了數日的法律博弈暫時落下了帷幕。對于75歲的黃小玲來說，這扇門隔絕的不僅是自由與囚禁，更是她余生唯一的念想。

此時距離她的兒子胡讓，梧州市萬秀公安分局塘源派出所的一名老民警——失去自由已經過去了數月。這位曾經的“全區十佳社區民警”，如今身著橘紅色的看守所馬甲，站在被告席上。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徇私枉法”。

這是一場極為特殊的審判。被告席上坐著警察，指控他的是檢察官，而作為辯方手中的無罪證據，卻是一系列直指當地公安分局高層涉嫌司法腐敗的犯罪線索。

甚至連庭審本身都充滿了某種荒誕的張力：胡讓堅稱，自己是在查辦本局副局長黃一軍等人的腐敗問題時，遭到了“精準的報復性打擊”；而公訴方則試圖證明，這位老民警在辦理一起普通的聚眾斗毆案中，與嫌疑人發生了不當接觸，甚至意圖發生性關系。

真相究竟是什么？

隨著一審的結束，迷霧并未散去。一組組被定義為“國家機密”的證據、可以證明梧州市公安局萬秀分局民警偽造胡讓簽名、炮制胡讓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訊問筆錄、有2名民警炮制所謂胡讓打探案情的證言,以及那個關于“600萬現金”和“300萬賄賂”的傳聞拋向公眾視野時，這起看似孤立的瀆職案，正撕開梧州警界內部權力生態的一角。

1、被降格的“全武行”

2024年12月18日。

梧州市萬秀區萬達廣場。這一天，一場意想不到的持械聚眾斗毆在此發生，十余人參與的局面顯得頗為混亂。最終，一人輕微傷、四輛汽車損毀。

在基層派出所的日常接處警中，這并非一起特別罕見的案件。依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及相關司法解釋，持械聚眾斗毆，無論傷情如何，通常都已觸碰刑事立案的門檻。

然而，負責該轄區的萬秀公安分局塘源派出所，最初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將其作為“行政案件”處理。

在司法實踐中，“刑轉行”往往意味著強制措施的降級和處罰力度的驟減。正是這一微妙的“降格處理”，在某種程度上為權力的尋租，留出了灰色的縫隙。

2025年1月中旬，案件當事人鄧揚蘭處于一種極度焦慮的狀態。為了讓涉案的男友免于牢獄之災，她在四處托人。

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她向負責此案的民警胡讓透露了一個令職業警察敏感的信息：“有人和（梧州市）萬秀分局的人很熟，對方開了價，給6萬元，就能讓案件不轉為刑事。”

（長洲區檢察院）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了胡讓的職業直覺里。

從警28年，胡讓并非不懂得基層生存的“潛規則”，但他選擇了最傳統、也是最合規的處理方式。據庭審中披露的信息，胡讓隨即向派出所副所長肖琦、所長楊天志進行了匯報，肖琦隨后將情況轉報給了分局刑偵一大隊隊長謝晟。

按照正常的警務督察流程，這是一條極其具體的涉嫌司法腐敗的犯罪線索，理應啟動內部核查程序。然而，胡讓等來的不是對涉嫌犯罪的線索的深挖，而是空氣中驟然凝固的沉默。

一道無形的屏障開始在他周圍建立。

他在單位感到了明顯的孤立。

曾經熱絡的同事，在走廊相遇時眼神躲閃；匯報之后，“我就接觸不到案件了”，“但肖琦副所長后面也沒說什么,后續這起案件的會議也不需要我參加”。

他像是一個由于觸碰了某種禁忌，而被集體免疫系統排斥的異物。最明確的信號出現在2025年1月23日。

當天，塘源派出所所長楊天志在工作群發布了一條指令：“萬達打架人員行拘期滿不用理，等刑一隊重新開案。”

這條指令在行政命令上宣告了胡讓對“12·18”案辦案權的終結。從這一天起，他不再是該案的承辦人。但在胡讓看來，這更像是一種警告：停止你的好奇心。

但他沒有停下。

2、孤獨的獵手

被剝奪辦案權后，胡讓陷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他意識到，那條關于“6萬元買刑案降格”的涉嫌犯罪的線索，可能牽涉到比他想象中更高層級的人物。他選擇了一條近乎“獨狼”式的調查路徑。利用自己多年積累的線索渠道，胡讓找到了一名叫做蔡運昌的社會人員。

蔡運昌在當地的一處灰色地帶活動，消息靈通。通過蔡運昌，胡讓獲得了一個指向性極強的信息：那個能“搞定分局”、長期收取賭場保護費的“幕后老板”，疑似是萬秀公安分局的副局長黃一軍。

與此同時，案件的另一端，行賄者鄧揚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變故。

2025年2月7日，就在春節假期即將結束之時，原本一直按兵不動的“12·18”案突然風云突變，被重新立為刑事案件。當日，鄧揚蘭發現，自己明明已經花了錢、托了關系，男友卻依然面臨牢獄之災，甚至自己也可能被卷入其中。

“被騙了。”這是鄧揚蘭的第一反應。

在這個時間窗口，急于挽回損失的鄧揚蘭與急于固定證據的胡讓，再次產生了交集。在胡讓的指導下，鄧揚蘭開始向中間人，一個代號為“規靈”的角色（詢問筆錄里用的“化名”），高度指向2名“司法掮客”，開始追討那筆所謂的“疏通費”。

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成為了后來庭審中辯方出示的關鍵證據之一。據胡讓的供述，下屬聊天疑似被刪除，鄧揚蘭微信聊天尚未找到。在追討過程中，對方的回復直白得令人咋舌：“錢已打點領導，一分不退。”

誰是領導？在隨后的幾輪情緒崩潰般的溝通中，這層窗戶紙被鄧揚蘭捅破。她向胡讓確認，根據她掌握的信息，“規靈”背后的老板，正是萬秀分局副局長黃一軍，以及分局治安專班的負責人黎軍華。

至此，一個涉及“收錢撈人”、充當賭場保護傘的腐敗鏈條輪廓，在胡讓的腦海里逐漸清晰起來。他打算進一步調查、固定受害人的證言、鄧揚蘭手機里的聊天記錄，以及具體的資金流向線索。

但他低估了對手的反擊速度。

2025年2月11日，成為了胡讓命運的分水嶺。

（長洲區法院）

據胡讓的供述，當天下午，鄧揚蘭已同意向胡讓全盤托出“花錢擺平案件”的所有細節，包括轉賬記錄和更深層的溝通記錄。

胡讓將鄧揚蘭帶回了自己的住處——這在后來的起訴書中被描述為違規接觸，但在胡讓的辯解中，這是為了在私密環境下固定核心證據，并動員其投案自首。

就在胡讓認為即將拿到那把“鑰匙”時，敲門聲響起了。門外站著的，是萬秀公安分局刑偵一大隊的抓捕人員。

在這場抓捕行動中，胡讓堅稱當場抓捕人員有佩戴執法記錄儀，應該有執法記錄儀留下的一段音頻，成為了法庭上的焦點。那是抓捕人員在現場的一句話：“叫那個女的出來，老板已經知道了。”

“老板”是誰？為什么刑偵隊會在這個極其精確的時間點出現？細思極恐。

在后來的訊問筆錄中，胡讓說：“我認為，萬秀分局刑偵一大隊的公安人員遲來半小時到一小時，我就能收集到犯罪線索。”

那消失的“關鍵一小時”，不僅讓胡讓錯失了證據，更讓他從獵手變成了獵物。

3、不存在的“私情”與不可能的“懷孕”

被捕后的胡讓，面對的是一項并不常見的指控：徇私枉法。

檢方構建的證據鏈條頗具倫理殺傷力。起訴書指控，胡讓在與鄧揚蘭接觸期間，并非為了查案，而是存在私心——意圖與女當事人發生性關系，并教唆其假裝懷孕以逃避刑罰，從而達到包庇罪犯的目的。

這是一種能夠迅速在道德上，摧毀一名警察形象的指控。然而，當這些指控落實到具體的物理證據上時，卻出現了巨大的邏輯裂痕。公訴人在法庭上拋出了一份看似不起眼、實則致命的無罪證據：一條微信支付記錄。

據胡讓當庭供述，2025年2月8日凌晨，胡讓曾為鄧揚蘭購買了衛生巾。結合鄧揚蘭的首次筆錄以及首次筆錄只是說“分開睡”、“沒有發生什么”，該客觀消費記錄，恰恰可以證實2月7日至9日期間，鄧揚蘭正處于生理期。

“在一名女性處于生理期期間，指控一名男性意圖與其發生性關系，甚至教唆其‘懷孕’，這不僅違背常理，更在生理學上是不可能的。”根據庭審，所謂的“假懷孕”主意，實際上是鄧揚蘭的中間人“規靈”為了幫她逃避打擊，向法制科民警咨詢后得出的“歪招”，與胡讓毫無關系。

更關鍵的法律事實在于主體資格。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徇私枉法罪的主體必須是“司法工作人員”。而在案證據顯示，早在1月23日，隨著所長在微信群的那聲令下，胡讓已經實質上退出了“12·18”案件的偵辦序列。

2月7日案件轉為刑事案件后，分局刑偵一大隊隊長明確要求所長、副所長胡讓不能參加辦案組，胡讓更未參與任何偵查工作。

“一個已經被踢出辦案組、沒有任何決定權的警察，如何去‘枉法’包庇？”

在一審的庭審中，這個關乎邏輯的問題被拋了出來。然而，比起這些邏輯漏洞，更讓旁聽者感到寒意的，是另一些“無中生有”的證據。

庭審中，爆出了幾份署名為“胡讓”的《訊問筆錄》。這些筆錄的時間標注，疑似為2025年2月7日至9日，恰恰是在胡讓休班、請假不在場的時間，似乎證明了胡讓正在緊鑼密鼓地“違規辦案”，試圖想證明胡讓是“12·18”刑事案件的辦案人員，擁有“徇私枉法”的職務便利與主體資格。

但是，客觀的考勤記錄、請假條以及看守所的監控視頻，卻講述了另一個故事：那幾天，胡讓要么在補休，要么請假去了玉林容縣，他的人根本不在梧州，更不在辦案現場。

人不在，字是誰簽的？

面對這一無法解釋的矛盾，民警劉嘉偉在后續的調查詢問筆錄中不得不承認，是他幫胡讓“代簽”了名字。

在辯護律師看來，這不僅僅是一次違規代簽，而是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

4、被“閉環”的舉報信

在被正式逮捕之前，胡讓并非沒有嘗試過自救。或者說，他試圖通過合法的渠道，將這場危險的對峙拉回到陽光之下。

2025年7月4日，尚處于取保候審階段的胡讓，做出了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定。他向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自治區檢察院寄出了實名舉報信。

在信中，他不再隱晦，直接點名舉報萬秀分局副局長黃一軍及其下屬黎軍華。

舉報信的內容觸目驚心：黃一軍團伙長期構建“保護—索賄”利益閉環。他們一方面對特定的涉黃涉賭場所提供庇護，收取固定的“保護費”；另一方面，利用社會閑散人員搜集線索，對那些沒有“進貢”的場所進行精準打擊，查封之后再通過中間人暗示，以“平事”為由索取巨額賄賂。

胡讓母親的舉報材料中，提到了一個具體的案例：

2024年5月，萬秀分局曾在一場聲勢浩大的掃黃行動中，突襲了轄區內的“金悅港休閑會所”，抓獲大批人員。然而，這家涉黃問題嚴重的會所，僅僅被降級為治安案件處理，兩天后即恢復營業。據會所店長私下聲稱，是因為“花了大錢擺平”。

舉報信寄托了胡讓最后的希望。然而，信件的流轉軌跡，卻演繹了一場令人絕望的“閉環”。

7月23日，胡讓收到了一條短信通知。通知顯示，他的舉報材料，已被轉回了梧州市人民檢察院辦理。

舉報線索沒有向上走，而是直接回到了與被舉報人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本地司法系統手中。

僅僅5天后，7月28日，變故陡生。

在此前一直認定胡讓“無社會危險性”的梧州市檢察院，突然改變了態度。在沒有任何新事實、新證據出現的情況下，檢方推翻了此前的取保候審決定，并決定對胡讓實施逮捕。

辯護律師當庭措辭激烈。

他指出，在胡讓被捕后的長達50多天里，負責偵查的檢察官僅僅進行了一次形式性的訊問，而對于胡讓在舉報信中提供的那些詳實的腐敗犯罪線索，卻視而不見，未開展任何實質性偵查。

與此同時，在看守所的高墻之外，另一場風暴正在悄然驗證著胡讓的指控。

2025年4月底，胡讓舉報名單中的關鍵人物——萬秀分局“治安專班”負責人黎軍華，被廣西區紀監委留置審查。坊間的傳聞，得到了官方通報的側面印證。

胡讓在調查中獲悉，辦案人員在黎軍華家中搜出了現金六百余萬元。對于一名基層警務人員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與其合法收入存在巨大的鴻溝。

5、以“國家機密”之名

案件進入庭審階段后，控辯雙方的交鋒愈發白熱化。

而爭奪的焦點，則集中在一部手機上。

這是胡讓的警務通手機，也是他存儲證據的核心載體。律師堅信，這部手機中保存著“12·18案”胡讓被剝奪辦案權的通知等關鍵無罪證據。

律師多次向法院和檢察院申請，調取梧州市檢察院已經提取的該警務通手機的電子數據。

然而，他得到的答復卻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2025年12月4日，長洲區法院的工作人員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了律師復制手機電子數據的請求。后來，萬秀公安分局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援引內部管理辦法，宣稱涉案警務通手機中的數據屬于“警務工作秘密”，拒絕提供。

把證明警察無罪的證據定為‘國家機密’，這聞所未聞。如果連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都被定義為機密，那么正義本身是否也成了一種不能說的秘密？

辯護律師難掩憤慨。他當庭指出，這種做法不僅嚴重剝奪了律師的閱卷權，更是在人為地遮蔽案件真相。

在層層阻力之下，胡讓一方發出了“異地管轄”的呼喊：“梧州市兩級檢察機關在本案中已經喪失了客觀中立性。”在法庭上，辯護律師列舉了案件中存在的系統性程序違法：證據偽造、選擇性取證、隱匿無罪證據、報復性逮捕……

他認為，本案的核心是舉報本地公安系統高層腐敗，如果繼續由本地司法機關管轄，無法排除地方保護主義和利益集團的干預。

6、誰在害怕真相？

75歲的黃小玲是胡讓的母親。

這位老人并在過去三年里，先后經歷了結腸癌、乳腺癌和腸粘連三次大手術。她的身體被疾病掏空，體重驟降，每天依靠藥物維持著脆弱的生命體征。

但在兒子出事后，她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

她拖著病體，往返于各級政法部門與信訪部門之間。她不懂復雜的法律術語，但她認死理：兒子當了28年警察，拿了那么多獎，怎么抓個壞人反而把自己抓進去了？

在提交給中央督導組的實名舉報信中，黃小玲不僅詳述了兒子的冤屈，更將矛頭直指那個龐大的腐敗網絡。她在信中披露了更為驚人的細節：

黃一軍、黎軍華等人不僅涉嫌受賄，還曾在2018年至2019年的一起特大涉黑團伙案中涉嫌徇私枉法。據稱，當時的專案組明明查封了該團伙在岑溪市的四個非法稀土采礦車間，但在黃一軍的操作下，最終法院僅認定了一個，導致涉黑團伙成員得以重罪輕判。

截至筆者發稿時，胡讓已被羈押超過數月。

這是一場并未結束的較量。在高墻之外，黎軍華已被留置，黃一軍曾被“停職”，但尚未被正式立案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