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被“五年平遼”迷倒，是因年輕好忽悠？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煥于平臺覲見時豪言，“倘皇上假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年輕的皇帝不僅難掩喜色、盡付遼事，還當眾承諾，功成之時“不吝封侯之賞”。

其實不光崇禎高興，在場的四輔臣（李標、錢龍錫、周道登和劉鴻訓）以及五軍都督府、六部等大員也紛紛稱贊，興奮之余還呼袁崇煥為“奇男子”。那么這句“五年平遼”有啥魔力？

首先，皇帝和中樞的興奮點不在五年之期，而是“平”和“復”。

自天啟元年的遼沈潰敗后，遼東就成了明廷上下公認的糞坑，遼事對于絕大部分官員來說也是死途。袁應泰之后的歷任遼督除了孫承宗，都是被明廷強行委任，也都不約而同的選擇“退守”。

注：天啟六年明廷擴大了遼東經略的轄區和職權，并將其改稱為“薊遼督師”。主要是將關外（含山海關）、天津、登、萊等地撫署（巡撫、道臣等）劃為督師的下級機構。

如熊廷弼不愿意出關并于西平堡大敗后放棄關外，繼任的王在晉堅決反對把防線推回寧遠。孫承宗雖是自請督師，但他任事的三年里也是在構筑、整修關寧錦防線。如果不是來自朝堂的壓力越來越大，八成不會讓馬世龍率軍出擊。

任期頗短的高第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放棄錦右并將駐軍撤回山海關。首任薊遼督師王之臣，也多次奏請朝廷放棄錦州向寧遠收縮（明廷沒同意，但王之臣也沒向錦州投入什么資源） ……

撇開那么些不署理遼事只搖旗吶喊的官員，可以說明廷的精英骨干們，對于遼事整體呈保守甚至是放棄的態度。

鑒于明末的軍事荒頹和財政窘迫，他們的選擇都是可以理解甚至正確的。畢竟以明末的實際情況，強行搜刮天下也就勉強湊一支不堪戰的軍隊。真派到關外，不是“白給”就是蹲在城池堡壘里空耗錢糧。

與其關外放血，還不如主動戰略后撤，讓已重癥纏身的大明喘口氣并慢慢積累軍事資源等。待時機成熟后，再行東顧之事。道理是沒錯，但忽略了一個問題，明朝能緩過氣并積累出資源么？

首先，漢、唐、兩宋的歷史證明，王朝后期的衰敗是不可逆的。其次，從萬歷四十六年到崇禎登基，明廷歷時十年并耗費大半國力，換來的是后金越來越勢大。就算退守幾年，是指望大明復興、還是后金自潰？

我們能看出，明朝的皇帝和中樞大員們一樣也能看出，他們只是不便明說罷了。但他們心里很清楚，對于此時的大明，剿滅后金的窗口期越來越短。

而積累錢糧一說，明廷的財稅制度本身也不支持。

明朝為了加強皇權，在宋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拆解朝廷部司、軍隊的組織性。除了取消丞相、實封藩王、地方分權三司、大都督府一分為五、明軍的衛所和軍鎮兩級拆分等等之外。還有個被很多人忽略的操作，拆分朝廷的財稅權。

明朝推行軍衛屯田制，看似明廷少了養軍的巨額開銷，實際是“轉移財稅”，因為屯田收入本就可以是朝廷的稅賦。軍屯之外，戶部也不能全拿。州縣、宗藩、三司、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均有權征稅分稅。

注：明朝軍衛屯田最盛時，屯田九十萬頃，籽粒收入2345萬石（同期戶部糧稅3100萬石）。屯田籽粒最低降到100萬石的規模，即便張居正改革后，也未再超過500萬石。為養活九邊明軍，明廷不得不新開大額支出項“京運年例銀”（萬歷朝達到300~400萬兩的規模），度支狀況也愈發雪上加霜。

簡單來說，皇帝既不想朝廷太有錢，也不想朝廷的錢都放在一個口袋里。所以明廷是真的窮，但窮的原因不是稅低，也不是征不到稅，而是無法有效集中資源。所以為應對遼事，明廷只得加派各種臨時性的稅目，比如“遼餉”。

遼餉稅率很低，一畝地也就多收兩斤米的樣子。但問題在于，當時財稅征收本已越過那條看不見“紅線”。所以遼餉不僅難以征齊，而且遼事如果轉守趨緩，府衙官紳們不論是從穩定還是自身利益考量，都會奏請減免乃至拖延遼餉。

比如天啟初期，受遼沈、廣寧潰敗的刺激，皇帝允許戶部至各地重新加征商榷稅。之后隨著關外壓力大減（后金轉向攻略蒙古）和黨爭，官員們又紛紛奏請皇帝減免各地商榷稅直至全面復禁。

攢錢對于明廷來說，并不是件容易事。而沒錢，收復遼東、剿滅女真都只能淪為空談。所以“退守或主守”，對于大明還有另一種意思，即“默認放棄”。

比如明初的大寧衛、中期的關西七衛和河套等地。皇帝和朝廷并不是直接放棄，但都在守的過程中，受限于軍事和經濟支出，默認了其脫離掌控。對于崇禎來說，如果繼續在遼東維持守勢，這片國土就會在他的統御下逐步“事實分離”。

與其退守靜候那個渺茫的機會，崇禎更愿意選擇抓緊時間咬咬牙去拼一下，所以他聽聞“平”和“復”時才會大喜過望。除了戰略上切中崇禎的心思，袁崇煥對于一些細節的描述也頗讓崇禎高興。

（袁崇煥）查每歲新餉入數與出數，已缺一百二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十萬，則不憂不足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新抵舊，令臣不充于用 ……
《頌天臚筆·召對三》

崇禎接手之初的大明，最大的問題不是“閹黨”而是欠餉。

天啟六年和七年，明廷欠九邊十二鎮（不含遼鎮）軍餉總計438萬兩。如果再加上前面幾年沒有結清的，總額達686萬兩（不含萬歷朝）。除此之外，遼餉也累計有328萬兩的欠賬。

崇禎登基不久，薊鎮、山海關、寧遠等地爆發大規模鬧餉事件。雖然遼東巡撫畢自肅、順天巡撫王應豸和薊遼總督喻安性成了背鍋俠（畢自肅自殺、王應豸和喻安性革職下獄），但不緩解糧餉問題，后面會鬧得更兇。

所以袁崇煥主動說能降低遼餉開銷，崇禎和中樞大員們怎么可能不高興？而且袁崇煥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吹牛灌水，雖然相關文獻上沒有留下他在平臺召對時的詳細計劃，但其后戶部尚書畢自嚴旁證了他的說辭。

根據《覆錢餉院元年新餉完欠勸懲疏》里的記錄，袁崇煥赴任后，向朝廷奏報接手的（崇禎元年）遼東用度總額為584萬兩。而崇禎二年決算總額為513萬兩。在此基礎上，袁崇煥還提出次年將支出壓縮到480萬兩（含東江）……

所以并不是崇禎年輕好忽悠，而是袁崇煥拿出的計劃（或者說誘惑）讓皇帝無法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