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美國誤判的伊朗女性問題

如無新的情況，這是近期最后一篇談伊朗，接下來得談談咱們自己的事，尤其兩會。

這一篇就來談一個關鍵性問題：美國為什么會誤判伊朗？

美國到底為什么偷襲伊朗，有很多理由，但采取行動，一定是因為覺得自己能辦到，也就是美國相信只要連環暗殺，伊朗就會崩潰。剛開戰時，特朗普呼吁伊朗人站出來接管政權，很可能是誤判了伊朗反對勢力的能量。

這或許，就是因為特朗普及其團隊，判斷錯了兩件事：

誤判一：伊朗不是軟弱投降，而是不想打仗。

誤判二：伊朗并不親美，只是年輕人習慣了西方。

先說第一點。

從過去幾十年看，伊朗傾向于軟弱，無論一開始表現得多么強硬，最后都會收回去。如內賈德強硬說要擁核，蘇萊曼尼組織抵抗之弧后被暗殺，以色列屢屢開展斬首暗殺行動等等。

從最終結果來看，自然會得出伊朗軟弱、容易投降的結論。但這是巨大的誤解，實際上伊朗只是不想打仗而已，不想打和不敢打是兩碼事。

因為兩伊戰爭對伊朗的傷害太大了，從1980年9月打到1988年8月，整整8年，咱們中國人可以想想從1937年開始的八年全面抗戰，伊朗人付出的犧牲有點類似。

由于巴列維王朝帶走了一大批將軍和資金，整個國家處于動蕩中，所以伊朗軍隊的準備極其不充分，剛立國就面臨強大外敵的入侵，但伊朗軍人作戰極其勇敢，有兩件事可見一斑：為了實現快速進攻，伊朗軍人直接肉身滾地雷陣，為后續部隊快速打開通道；伊朗十幾歲的少年軍人，身上捆著炸藥包就去炸伊拉克的坦克。

在如此犧牲下，還整整打了八年，實在太慘烈了，不想打太正常了。就如一戰法國傷亡慘重，導致全民極度厭惡戰爭，二戰很快就投降了。

人員傷亡之外，伊朗的經濟也遭到重創。戰爭期間，伊拉克摧毀了伊朗65%的煉油能力，最終戰爭結束時，全部經濟損失高達1萬億美元，而為了安置戰爭導致的200余萬難民，每年還需要大筆開銷，總之這場戰爭讓伊朗經濟直接倒退20年。

雪上加霜的是嚴厲的外部制裁。美國不僅凍結了伊朗120億美元存款，還因人質事件對伊朗進行貿易制裁。

更雪上加霜的是，剛剛擺脫戰爭的伊朗政權，對外部存在不信任，主動與世界保持距離；對內治理又缺乏經驗，走了不少彎路、錯路。

所以，不想打仗，這是經歷過兩伊戰爭的老一代普遍想法。伊朗好不容易經過二三十年建設，積累了一些家底，但很可能打一仗就沒了

誤判二：伊朗并不親美，只是年輕人習慣了西方。

這一點可能會覺得有些奇怪，各種渠道都說伊朗民間存在非常多的親美人群。但親美和習慣是兩碼事，這也是今天要重點談的。

理解這一點的關鍵是需要明白：網絡和線下是兩碼事、抗議和抗爭也是兩碼事。

理解這兩點，需要從伊朗女性問題說起。小鎮去年寫過一篇令不少讀者非常不滿的文章：《》，可以對照看看。

當前，伊朗女性是對伊朗宗教政權意見最大的，尤其在國際網絡上，對伊朗現政權展開攻擊、否定、批判的以女性為主，這是有客觀原因的，不能盲目怪伊朗女性不愛國，也不能盲目理解為是宗教政權對女性的迫害。

正如前面所說，兩伊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失太大了，伊朗認為只有鼓勵生育才能確保國家的后續力量，提出打造“2000萬伊斯蘭大軍”，鼓勵伊朗婦女回歸家庭、鼓勵生育，并想盡辦法降低嬰兒死亡率，效果非常突出，哪怕兩伊戰爭帶來重大人員傷亡，戰爭結束時，人口也接近翻倍。

根據伊朗人口普查數據，伊朗人口從1979年的2580萬，增加到1986年的4958萬，1985年時每名伊朗婦女平均生育了5個孩子。這段歷史有點類似于新中國剛成立時，80后的爺爺奶奶輩普遍家里3到6個孩子。

1988年，伊朗才認識到人口暴增帶來的嚴峻問題，當年召開“人口與發展”會議商討降低人口增長率，提出恢復人口增長控制政策，目標是在1988—1993年的“一五”計劃時期，將人口控制在5900萬，1994—1999年的“二五”計劃時期，將自然增長率控制在2.2%。隨即在1989年末開始實施全國家庭計劃生育項目。

到2005年每位伊朗婦女平均生育2個孩子，但到2010年前后，伊朗又開始鼓勵生育，鼓勵婦女回歸家庭，于是伊朗人口在2023年突破9000萬人。

集中的嬰兒潮，帶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孩子的上學、就業擠在一起，出現了極為嚴重的青年群體迅速膨脹。2005年時伊朗全民平均年齡為24.23歲，2011年時平均仍然在26.3歲，伊朗15到29歲的青少年群體成為伊朗人口的主體。

如果伊朗能夠正常融入國際貿易、正常進行產業發展，海量的年輕勞動力，會成為國家騰飛的動力，并且在20年后，將伊朗推動到黃金時代。

但問題是伊朗沒有這么多的就業崗位。

雪上加霜的是，伊朗教育普及太超前了，女性教育更是什葉派特別關注的。哈梅內伊從小深受母親影響，他回憶“我母親很明事理、有教養、好讀書”“摩西、亞伯拉罕的生平事跡，都是從我母親口中習得”。

這令哈梅內伊極其重視女性對家庭的作用，認為“女性持家也是一種職業，是一份重要、精巧且能創造未來的事業，繁衍下一代，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斗”，這應該是中國很多女性特別渴望的被社會承認家務勞動的貢獻。

而為了持好家，女性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他曾說“母親是教育子女的最佳途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不同于學校的授課。母親唱著搖籃曲、擁抱輕撫著她的孩子，通過其言行舉止、情感灌輸、關懷寵溺，在生活的點滴中，潛移默化地讓孩子得到教養”。

順應什葉派重視教育、波斯傳統偏愛女兒以及最高領袖的主張，伊朗尤其重視女性教育普及，在2000年伊朗女性高等受教育率就超過男性，甚至超過美國女性。

看起來不錯對吧？

但伊朗政權一個大問題：覺得為你好，就管得太寬。

哈梅內伊就是典型，他重視女性教育是好事，肯定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獨特價值，也是好事，但他偏偏認為男女應該按照其自然屬性各司其職，這麻煩就大了，也導致后來伊朗受教育女性反對意見特別大。

比如在涉及男女權利上，哈梅內伊認為“在造物主面前，男女并無區別。在社會權利、個人權利方面，男女之間也沒有差別。某些方面針對女性提供了相應特權，同樣在某些方面針對男性也有對應特權，而這也都是根據男女不同的性別需求而提出的，這符合伊斯蘭教義，是最可靠、最合理、最科學的規則，涵蓋了當前關于性別問題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最寬泛的范圍。”

這段話看起來不錯對吧，但僅停留在辯經上還好，一旦落到執行上，就出問題了。

比如在高等教育上，就限定了男女性應該就讀的專業。認為女性更適合讀人文類、社會學類等文科專業，技術應用類也局限于醫療和教育類，認為女性學習這類學科更有利于擔負起母親的角色。

而理工類則多由男性就讀。

實際執行中并沒有這么嚴格，但也形成了傳統，不同類別專業的男女數量對比極其懸殊。比如2004-2005學年，伊朗大學共有211.7萬在讀生，其中醫學類13.3萬人、人文學科96.4萬人、藝術類6.5萬人，這三大學科多為女性就讀；而基礎科學23.2萬人、技術與工程類58萬人、農學與獸醫學14.3萬人，多由男性就讀。

在伊朗“理工男”“文科女”，這就是客觀描述。

新的問題產生了，咱們中國人這幾年也普遍認為，在就業上，文科就是不如理工類，伊朗受到美國的嚴厲制裁，文科就業難度更大，普遍就讀文科的伊朗女性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再加上伊朗宗教政權一直認為女性接受良好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引導和規范整個家庭，更鼓勵女性回歸家庭，進一步惡化女性就業。

這還沒完，在美國封鎖下，伊朗為了國家和政權安全，加上哈梅內伊繼任不穩選擇扶持革命衛隊，導致包括革命衛隊、各類基金會等在內的伊朗國有經濟占比迅速提升，擠壓私有經濟空間。

而伊朗在封鎖下最大的出口項就是石油，于是伊朗國有經濟不可避免地開始出現更多從事非生產性活動，同樣的GDP產出，提供的就業大大減少。

這些國有經濟提供的就業更偏向于宗教和戰斗，進一步惡化了女性就業環境。

到這一步還沒結束，伊朗人偏愛女兒，也導致女性就業惡化。

對伊朗城市中產以上家庭而言，在上述種種不利于女性就業的情況下，與其讓自家寶貝女兒去吃職場打工的苦，還不如安心當“職業女兒”，回頭好好找一個靠譜的青年才俊嫁了，成為中國女性向網絡小說中特別崇尚的“一家主母”。

所以，在伊朗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伊朗女性穿著非常時髦，看起來有錢有教養，但一問，往往是無業。比如小鎮看鳳凰衛視記者3月3日戰地日記，就提到伊朗街頭“有一位戴著帽子打扮時尚的女性散步冥想，她對聽到的爆炸巨響感到很高興，終于這天來到了”，還記述這位女性說“她現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要打仗是和平，還是會發生什么好事。她希望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好事”。

小鎮之前就科普過，伊朗所謂的戴頭巾、宗教警察，更類似中國城管和小販的關系，沒那么嚴格，只要身上掛著頭巾一般就不管了，就算沒戴頭巾，宗教警察礙于職責不得不管，也別非得頂撞，也就走走形式。

伊朗女性的頭巾更多作為裝飾品，五顏六色，怎么戴的都有，絕非遜尼派的大黑袍。

當然，作為政府直接管女性怎么穿，確實很招人煩，如果伊朗政府不強迫，考慮到伊朗的風吹日曬，說不定伊朗年輕女性頭巾使用率還能更高點，比如看中國夏天的年輕女性，好多捂得比伊朗女性更嚴密，就連眼睛都戴著墨鏡。

以上是有數據證實的。

2011年，伊朗總人口7500萬人，女性占49.6%，約為3720萬人，但只有12.6%的伊朗女性活躍在勞動力市場，尤其青年女性失業率高達42.7%，遠高于青年男性。

再以大學生為例，1997到2007年，伊朗男大學生失業率從18.2%上升到22.4%，女性則從18.5%上升到52.6%。

自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伊朗女性失業率上升最快的，卻是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女性，反而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就業率跟男性差不多。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有的中國也出現了，比如城鄉的差異。在中國，女性更容易留在城市，伊朗也是一樣的，這進一步加劇了女性就業難，比如2008年時，農村伊朗青年女性失業率是28.2%，而城市高達54.7%。

直白地說，就是家里更有錢的伊朗女性，在就業環境不好的情況下，更傾向于不就業、回歸家庭，聯想到前面提到的2010年前后伊朗突然停止計劃生育轉為鼓勵生育，一個原因可能是希望引導女性回歸家庭，從而緩解失業壓力。

而希望女性回歸的家庭，更多指的是新家庭而非父母家。也有數據支持，比如2008年，伊朗青年群體與父母同住率，男性為56.2%，女性則為29.8%。

把上面的種種情況梳理下：

伊朗高度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女性教育，女性高等受教育率高于男性；但女性被要求就讀不利于就業、重在培養母親的文科類專業，在就業環境不好情況下，“文科女”顯然無法跟“理工男”競爭，在伊朗人偏愛女兒的傳統下，中高收入家庭的女兒更多選擇不就業，成為“職業女兒”或者“職業母親”。

但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在畢業后無法一展所長，只能回歸家庭，這是很難接受的，在大學畢業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落差，開始質疑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在這種空虛的情況下，一個關鍵的變量出現了：互聯網。

伊朗并不是一個封閉、守舊的宗教國家，而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比美國女性更高的伊朗女性高等教育率就證明了這一點，而伊朗社會管理能力不強，更不具備修建“墻”的技術實力，學習文科類的女性，其他的暫且不說，英語學的是真不錯，于是來自美國的各類社交網站成為伊朗人上網的首選，已經習慣了西方的一切。

任何國家的年輕人都是類似的，中國年輕人會將自己的困難歸結為國家、社會，伊朗年輕人更會。美國是互聯網上那個光輝燦爛的“人間天堂”，按照美國的標準去套伊朗，自然覺得伊朗宗教政權哪哪都不對，于是就把自己從小到大從穿衣、專業選擇、就業等各方面的限制歸結為壓迫。

矛盾就出現了。

所以，如果只看平時抗議、國際網絡上的抨擊，就會覺得伊朗政權墻倒眾人推，美國也曾經這么認為，不斷組織“顏色革命”，但詭異的是，伊朗政權看似搖搖晃晃，可偏偏總能穩定住。

這就是網絡發聲與現實的巨大不同。

網絡發聲、抗議和實際推翻一個政權并且執政，這是兩碼事。

正因為主要失業人群是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還大多是女兒，這些人抗議、不滿確實很強烈，但要指望這些人拿起武器反抗現政權，純屬美國人想多了。就如這次戰爭爆發后，普遍回家待著了。

伊朗高收入家庭的女兒傾向，自然會影響到父親，就算為了自家女兒，也必然會反對宗教束縛；但戰爭爆發，祖國面臨奇恥大辱、生死存亡，還一樣嗎？

美國的戰略誤判在于混淆了網絡和現實、抗議和抵抗之間的人群不同。美國需要擊敗的不是活躍在網絡上發聲、抗議現政權的人，而是依托各類國有經濟的獲利者、宗教信徒、愛國者等等。

這兩類人群根本不是一伙人，后者才是跟美國正面對壘的力量，美國混淆了二者，必然導致誤判。

這就是小鎮說的，伊朗很多人不過是習慣了西方，而非親美。但這種習慣，僅限和平狀態下有用，戰爭爆發，也就沒用了。

以上僅僅是小鎮基于客觀數據和報告等的推論，還請去過伊朗、正在伊朗、了解伊朗的朋友們指正，也請還在伊朗和以色列的讀者朋友們注意安全，剛好都是5位關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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