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卷里藏真 筆下見心

—— 讀《閑情逸詠》《慕思雜俎》《楹聯(lián)小集》有感

文/韓 毅

讀城智庫總編輯

2020年，陶武先先生的《楹聯(lián)小集》《慕思雜俎》《閑情逸詠》首次面世，讓人眼前一亮。2025年，該輯作品重新出版。從初版到再版，并非簡單改頭換面式的憶舊，而是嚴謹含英咀華式翻新。

初看之下，三部作品似乎與流量時代顯得格格不入，然而，當你從容淡定而非浮躁功利地翻開書頁，一種強烈的反差感便會將你包裹：這里并無應景的附庸風雅，也無輕淺的舞文弄墨。字里行間涌動的，是一位思考者持續(xù)而深沉的筆耕，是一位年長者對生命與社會的深入洞察。

這也許算得上一件值得深思的“文化事件”。它迫使我們追問：在表達日益碎片化的潮流中，為何有人要執(zhí)拗地回溯這些看似“過時”的文體？這種沉靜的、甘愿與古典規(guī)則共舞的書寫，其價值與力量究竟何在？作者陶武先先生的這套文集，如一枚清澈的多棱鏡，為我們折射出個體生命與文化表達、歷史經驗與現(xiàn)實呈現(xiàn)之間，那些既堅韌又豐饒的真實鏡像。

一、規(guī)矩中的自由：《楹聯(lián)小集》的“道”

《楹聯(lián)小集》直觀的沖擊，在于它的“較真”。楹聯(lián)這東西，大概是極其“不自由”的文學體裁之一。上下聯(lián)意思必須相關，詞性必須相配，字數必須相等，平仄必須相對。語言力求簡約，意境力求深邃，格律力求工整，因此，楹聯(lián)創(chuàng)作常被稱為“戴著鐐銬跳舞”。

一些人寫楹聯(lián)，容易落入一種文字游戲——對仗工整了，意思沒了；平仄合規(guī)了，靈氣沒了。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副漂漂亮亮的空殼子。綜觀《楹聯(lián)小集》，嚴守規(guī)則而不被規(guī)則所奴役，既不逾越規(guī)矩，又不落入窠臼。在嚴格約束中拓展自由意境，努力體現(xiàn)對聯(lián)這種舊文體的新張力，應該是陶武先先生撰聯(lián)的不懈追求之一。

你看他寫春節(jié)聯(lián)：“翠竹虛懷霜后翠，紅梅傲骨雪中紅。”

沒一個“春”字，但竹經霜更翠，梅歷雪愈紅，那股子生機和風骨卻顯而易見。表面上看，就是寫竹子梅花，但“虛懷”“傲骨”這四個字一出來，意境豁然開朗。這哪是在寫植物，分明是在寫人。寫什么人？寫那些經歷了風霜、扛住了壓力，卻依然挺直腰桿、充滿力量的人。看似一幅春聯(lián)，實則一句格言，既托物抒懷，又言物喻世：做人，要有骨氣。

再看一副寫護士節(jié)的：“對癥即驅黃面苦，臨床丕顯白衣情。”

上聯(lián)側重技術，下聯(lián)突出態(tài)度。“臨床”這兩個字用得平淡樸素，卻又平中見奇，恰到好處，蘊含頗為豐富：和世間所有人一樣，醫(yī)者的善良，須以行動來體現(xiàn)；醫(yī)者的大愛，須靠實踐來托舉。那些整天把“愛心”掛在嘴邊的，未必真有什么愛心；那些默默做事從不吭聲的，往往才是真正在付出的人。

還有這副寫人生感悟的：“歲晚常疑真是假，年輕易信假為真。”

十四個字，把一輩子的領悟寫透了。年輕的時候，容易好奇心、新鮮勁爆棚，什么都信——信承諾，信別人的好話，信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經過歲月洗禮，等到老了，才真切體會到，生活中的事物，并非只有真假、是非兩極；才深刻認識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一種多么荒謬的存在。又這哪里是什么楹聯(lián)，這分明是一個活明白的人，借著這兩行字的規(guī)矩，把他一輩子的心里話掏出來給你看。

讓人震撼的，還有下面這一聯(lián)：“說來總覺登天易，經過才知舉步難。”

你品，你細品。

我們年輕時，總覺得什么事都簡單——創(chuàng)業(yè)簡單，為官簡單，寫書簡單，成功簡單。等到自己真正走一遍，才知道每一步都不容易。這聯(lián)所承載的是一條樸素而深刻入世經驗：言和行之間距離遙遠，想當然的東西在實踐面前不堪一擊；更飽含著一個“過來人”的慈悲：他不想教訓你，他只是告訴你，路就是這樣，你慢慢走。

這本書按主題分成了七輯：[清平節(jié)慶]、[書贈友朋]、[賀致斯文]、[瞻敬前賢]、[閑吟風物]、[淺悟人生]、[試品古詩]。如上示例，不勝枚舉。你看，對聯(lián)在他手里，可以是題記、是書信、是對話的媒介，更可以是生活感知。可見，于陶武先先生而言，對聯(lián)這種“微型文學”，完全可以跳出它本身的局限，成為自由表達社會生活的通用載體。

更難得的是，陶武先的楹聯(lián)創(chuàng)作形成了自己的“二維疊加創(chuàng)作法”。中國哲學講“太極生兩儀”，宇宙萬事萬物分為相互對稱的陰陽兩半。對聯(lián)的“和”，在于矛盾雙方對立統(tǒng)一的“氣”貫穿在兩相呼應的字詞義中，“沖”而不亂、“沖”而循矩、“沖”而有度，在對子里充滿難以遏制的審美張力。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需要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情感思維和理性思維相互交融，才能做到水到渠成。作者正是以此讓我們看到，其對聯(lián)如何寄托家國情懷、個人修養(yǎng)、古今沉思、生活哲理。

二、古今里的“共情”：《慕思雜俎》的“眼”

如果說《楹聯(lián)小集》懷揣著陶武先先生格物致知之“心”，那《慕思雜俎》就是睜開了他洞古察今之“眼”。這本書研究了幾位歷史文化名人：蘇東坡、辛棄疾、陳子昂、楊升庵、司馬相如、李清照、陸游、杜甫。選這些人很有意思。他們多是文人，大多有過宦海沉浮；都才華蓋世，又大多命運坎坷。

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著名作家阿來在序言里敏銳地指出，陶武先看這些人，“非常自然地就看到了這個方面”——即他們作為行政實踐者的“事功”。這視角很獨特。

比如寫蘇東坡，他不僅展現(xiàn)其作為文學巨匠的成就，更聚焦東坡在“變法”與“守舊”的夾縫中堅持突圍，在“忠君”與“恤民”之間的相融兼顧。他特別提出東坡的民本思想，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天下不是君主的，君主只是替大家管理。這話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

寫辛棄疾，集中突出“男兒到死心如鐵”，一心收拾河山、報效國家的堅貞，又重點剖析他當地方官時用“閉糶者配，強糶者斬”的經濟手段平穩(wěn)糧價，以及分糧給鄰州救災的政績。如果缺乏“共情”催生，缺少實務歷練，對先賢這種小中見大的細節(jié)，也許很容易忽略。

《慕思雜俎》選取的八位歷史名人，川籍或長時間羈旅四川的先賢占了六位，作者桑梓情深，順理成章。他關注這些先賢的政績，并且對政績的書寫占據了文章的大量篇幅。像蘇東坡，上至朝廷帝王友，下至天涯流放徒，黃州汝州杭州惠州儋州，一生四海零落，卻能處處建功立業(yè)，類似筑蘇堤、建救嬰會之類事功，歷經千年依然震爍人心。

作者的觀點，分陳于若干章節(jié)之首，要言不煩，清晰爽朗。關于蘇東坡那篇，作者分成“文壇藝苑的巨匠”“人生征途中的強者”“社會生活中的凡人”三個單元，其下又各分若干小節(jié)來敘述。在“人生征途中的強者”中，又分出《在“變法”與“守成”的交爭中不改初心》《在“忠規(guī)”與“恤民”的兼顧中奮厲淑世》《在“順途”與“逆境”的變換中韌而挺立》《在“出世”與“入世”的沖突中超然自適》等篇目。

你發(fā)現(xiàn)規(guī)律了嗎？

作者始終關注的，是這些人究竟“做成了什么事”，而不囿于他們“寫出了什么名篇”。為什么？一個人做了一輩子事，顯然真切懂得什么叫“做事”。他因敬重而書寫這些古人，或許更在于他們的作為對于今人有寶貴的借鑒意義，他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選擇，足以后來者師之用之。

寫陳子昂，他著力其“骨氣端貞”的品格——陳子昂一生坎坷，屢遭打擊，卻始終不改初心，敢于直諫，哪怕被構陷、被冤死，也絕不低頭。這是一種風骨。

寫辛棄疾，他著力其“千古英雄誰敵手”的氣概——辛棄疾一生想收復中原，卻始終不被重用，臨終還在喊“殺賊”。這是一種悲壯。

寫陸游，他著力其“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赤忱——一生北望中原，直到最后閑居山陰，彌留置之際仍然囑咐子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是一種情懷。

他的著力點源于一種深刻的“共情”。只有同樣做過事、經歷過事的人，才能讀出歷史人物身上那些“被忽略的部分”。也正因為這種共情，作者寫的這些人物，不像教科書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化名人”，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掙扎有堅持的人。

比如他寫李清照，不寫她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而寫她南渡之后的顛沛流離，寫她再嫁又離異的勇氣，寫她一個女子在古代文壇殺出一條血路的決絕。他寫楊升庵，不寫他的狀元頭銜，而寫他被貶云南三十五年后，仍然著書立說、教化邊民，最后死在戍所的那份堅守。

仔細品讀《慕思雜俎》便不難發(fā)現(xiàn)，陶武先先生瞻仰古哲先賢，一直避免刻意塑造，而是堅持唯實還原；他不愿通過歌頌功德把前人高掛歷史牌坊，更樂意通過考察人性把先賢放入社會場景；帶著自己對人世的理解，去和這些歷史人物隔空對話，賦予述古文章以現(xiàn)實意義。因此，陶武先筆下的古人，與今人有著明顯的“共情”，歷史上的“他”與現(xiàn)實中的“我”有著明顯的“互動”。于是，這些古人，顯得特別熟悉，特別鮮活。

三、平仄間的意象：《閑情逸詠》的“情”

“詩言志”“詞緣情”，誠然。品讀陶武先的詩詞賦集《閑情逸詠》，頗覺真“性情”躍然紙上。

詩人周嘯天在序里講了個故事。他和作者第一次見面，作者提到曾在會上說過：“要識廬山真面目，還須深入此山中”。這是把蘇東坡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翻了個個兒。東坡關注當局者迷的問題，陶武先先生由此而思考不當局亦迷的問題，進和了一首《廬山》：“層巒疊翠霧縈峰，洞府叢林道不同。要識匡廬真面目，還須出入此山中。”，將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既深入又全面認識事物的方法論巧妙融入其中。

以客觀求精到，以實情見真我。這種“較真”，貫穿了整本《閑情逸詠》。

寫現(xiàn)實，不空泛。書里有《震區(qū)真情》《雨后新景》這樣的組詞，寫的都是作者真切經歷。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在一線參與救災，寫下《臨江仙·醫(yī)情》：“欹縫針聯(lián)期盼，托瓶手挽蹣跚。杏林疊影鳥驚天。掌燈驅沌霧，護診掩疏簾。”沒有宏大敘事，就寫醫(yī)生在廢墟縫隙里急救，托著輸液瓶扶著傷員走路。那種緊迫和溫情，全在細節(jié)里。

三年災后重建，他又寫《鷓鴣天·民居》：“掩翠廊檐映曉霞，連云畫棟起山洼。清風蕩去無休雨，紫燕歸來不識家。”新房子蓋起來了，連燕子都認不出老家了。最后一句點題：“人生旦出門前路，踏過崎嶇氣自華。”——走過坎坷，頓開氣象。

寫日常，見哲思。他寫《菊》：“淡蕊流黃，紛華疊浪，金風剪彩繁英放。吐滋飲露逗寒霜，芳菲秀映云霞朗。”下闋轉到陶淵明和李清照，“疏枝至老抱余香，清魂素影離塵壤”。菊花的品格，也是人的追求。

寫《高鐵》：“極速玉龍穿洞府，峽谷鋪虹，云海通天路。飛越時空今勝古。機車一動消塵霧。”把現(xiàn)代科技寫得既有氣勢又有詩意，最后說“萬里江山新吐故，未來豈靠神仙許。”——美好生活是干出來的，不是等來的。

守格律，不僵化。陶武先對詩詞格律很講究，但講究不等于死板。他有個得意句子：“橫竿點破一江滄”（《浣溪沙·春釣》）。畫面感極強：一根魚竿點下去，整江碧水仿佛玻璃般被“點破”了。詩詞名家周嘯天評論說，這個“滄”字押韻，唐詩幾乎沒人用，宋詞也少見。但作者并不拘泥于前人是否有使用的先例。這種在規(guī)矩里的創(chuàng)新，《閑情逸詠》里比比皆是。

評論家林峰評他的詞“有自家風味”，石厲說他的賦“詞開物象，意興山河”。確實，讀《閑情逸詠》，你能感覺到作者在認真處理每一個題材，無論是抗震救災還是賞菊品茶，都投入了真感情、真思考。

四、三部作品，一道風景

把三本書放在一起看，脈絡就更清晰了。

《楹聯(lián)小集》是“點”——用精干的體裁，捕捉瞬間感悟，恰似“微雕藝術”。

《慕思雜俎》是“線”——沿著歷史人物的生命軌跡，探尋精神家園。通過對話古人，梳理自我的來路，宛若“文化考古”。

《閑情逸詠》是“面”——把詩詞賦的觸角，延展到生活的各個維度。從國家大事到個人情懷，從自然風物到科技成就，都在他的筆墨范圍內，構成“情感地圖”。

展開這三本書，就似步入一道的文化風景線。這道風景不乏引人入勝的看點：

一是見自我。他選擇寫陳子昂、蘇東坡、杜甫等人，寫抗震救災、災后重建等事，寫梅蘭竹菊等物，寫都江堰、樂山大佛等景，皆可見到自身的影子。人與我、物與我、事與我都是渾然一體的。就如其寫菊的詩中有句：“安身籬下又何妨”，到底是菊的精神寫照，還是“我”的心靈獨白？顯然，二者兼有、二者兼容。

二是重貫通。他的寫作不是割裂的。讀史的心得會化作對聯(lián)的意境，生活的體悟會變成詩詞的靈感。各種文體在他手里是相通的，因為背后是同一個思考著的人。所以，這三本書，看似各自成冊，實則同歸一脈，各有各的精彩，又共同成景。

三是善深入。寫抗震救災，他捕捉到醫(yī)生在廢墟里打針的感動；寫災后重建，他觀察到“紫燕歸來不識家”的細節(jié)；寫高鐵，他欣賞到“峽谷鋪虹”的壯觀；寫菊花，他感觸到到“疏枝至老抱余香”品格；寫都江堰，他體悟到“順勢導流”的精髓。幾乎所有題材，他都能找到具體的、可感的切入點、閃光點。這讓他的作品不空洞而有溫度，多深刻而有啟迪。

四是守章法。讀一個人的作品，往往能夠感知一個人的性格。據我所知，陶武先先生特別注重思維縝密、行為嚴謹，這在他的作品體現(xiàn)得比較充分。寫對聯(lián)就講究對仗平仄，研究歷史就深入真實史料，寫詩詞就嚴守格律又力求新意。這種既一板一眼守章法、又大刀闊斧開生面的嚴肅性、認真勁，尤其珍貴。

最后得說說文風。這三本書的序本身就有看頭。魏明倫的序活潑潑辣，沒寫好是“對不起”“沒關系”——這種來自民間的智慧比喻，妙趣橫生。阿來的序從成都的城市記憶寫起，再寫到與作者的交游，親切自然，但該深的道理一點沒少。李明泉、周嘯天、李后強、林峰、石厲的序，也都各有特色，但共同點是：不擺架子，說實在話，非常契合作者的秉性。

陶武先自己的文字，大多干凈而精準，樸素而生動。他寫蘇東坡的開頭：“蘇軾是備受國人推崇的歷史名人。千百年來，一提到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其難望項背的文學成就和獨步天下的文豪風范。但事實上，蘇軾是一個鮮活的、立體的人……”這開頭，沒有論文腔，也沒有公文調，就是平實地開始講一個人，樸實，但一下子就抓住了人。

這種文風貴在哪兒？貴在既專業(yè)又可讀。專業(yè)，是底子扎實，觀點經過深思；可讀，是不堆術語，不繞彎子，就想著把事說清楚、把理講明白。這背后是一種對讀者的尊重，也是一種表達的自信。

在互聯(lián)網新傳媒條件下，“新大眾文藝”應運而生，改變了文藝的生產方式、話語關系與價值體系，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陶武先的寫作，雖然形式傳統(tǒng)，但精神內核卻與“新大眾文藝”相通——都是大眾擔當主體、主創(chuàng)、主角，都是運用傳統(tǒng)方式表達現(xiàn)實生活，都是呈現(xiàn)共創(chuàng)共享的文化形態(tài)。

更打動人的是這種寫作的“日常性”。這不是為出版趕工，而是經年累月的沉淀。對聯(lián)里有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歷史研究是多年思考的結晶，詩詞記錄了不同時段的生活。在追求流量、習慣碎讀的時代，這種篤定的、深入的、與自己對話的寫作，本身就是一個沉靜的姿態(tài)。它提示我們：有些價值需要時間發(fā)酵，有些思考必須孤獨完成，有些表達終將找到屬于自己的形式。

這樣的寫作，或許不會成為暢銷熱點，但會在時間的長河里，留下它沉著的光澤。最終被銘記的，從來不是一時的榮耀頭銜，而是他們留給后世的精神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