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當年頂著巨大壓力嫁給成分高的后生，最終結(jié)局令人欣慰

1968年12月下旬，凜冽的寒風(fēng)卷著京城的落葉，刮得人睜不開眼。我和一群意氣風(fēng)發(fā)卻又滿心茫然的同學(xué)，踏上了開往遠方的火車。那時的我們剛剛告別校園，告別父母，響應(yīng)著時代的號召，奔赴千里之外的山西雁北地區(qū)，去那片陌生的土地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火車轟鳴著駛離北京車站，窗外的街景漸漸模糊，年少的心既有對未知的憧憬，也藏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忐忑和不安，我們插隊落戶的目的地是山西省山陰縣，一個離內(nèi)蒙古不遠、貧窮又落后的地方。

火車一路向北，駛過平原，駛?cè)肷絽^(qū)，周遭的景致一點點褪去繁華，變得蒼涼起來。行至張家口時，風(fēng)忽然就變了模樣，不再是京城冬日里輕柔的寒，而是像刀子一樣，硬邦邦地砸在車窗上，透過縫隙鉆進來，我們能感受到寒風(fēng)的凜冽。這股凜冽的北風(fēng)，像是一道分界線，將我們徹底帶離了熟悉的世界。

當時我們是從大同換乘的火車，從大同轉(zhuǎn)乘北同蒲線前往山陰，火車緩緩行駛，我趴在車窗邊往外望，入目皆是無邊無際的荒蕪。大地上一片一片泛著刺眼的白色，后來才知曉，那是雁北特有的鹽堿灘，白花花的鹽堿凝結(jié)在土地上，寸草難生。視野里幾乎尋不到一棵樹木的蹤影，只有光禿禿的黃土坡，連綿起伏，透著揮之不去的貧瘠與荒涼，與后來聽聞的西雙版納的青山綠水，簡直形成了天壤之別。

抵達山陰縣城，我們又踏上了去往插隊村落的路。縣城到南西河堤大隊大約有四十多里地，那時的鄉(xiāng)間沒有平坦的公路，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顛簸難行。從縣城到到南西河堤大隊中間還隔著一條大河，送行的車輛到了河邊就停下了，司機說過河不遠就快到地方了，讓我們步行去河堤大隊。

途中要經(jīng)過的大河叫桑干河，深冬時節(jié)，河面早已結(jié)了厚厚的冰，冰層堅硬如石，我們便踩著冰面，在冰面上拖著行李，一步步走過河去，腳下的冰碴子咯吱作響，寒風(fēng)裹著寒氣鉆進衣領(lǐng)，凍得人手腳發(fā)麻，可望著遠處隱約可見的村落，我們還真犯了難。

要是沒有行李，怎么都好辦，可我們都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在冰面上能拖著走，上岸后可咋辦呀？

我們來到河對岸，正在為難，村子里隱隱約約出來不少人，向河岸邊走來。原來，鄉(xiāng)親們迎接我們來了。

河堤大隊在當?shù)厮闶莻€大村莊，有二百多戶人家，近千口人，也是周邊條件相對較好的村子，我們十多名北京知青，最終被分派到了河堤三隊，鄉(xiāng)親們把我們的行李都集中到了隊部大院里。

因為當時隊部里的房子還沒拾掇出來，李隊長只好讓我們分散開暫時借住在老鄉(xiāng)家中。那時鄉(xiāng)親們家的住房條件也很差，土坯砌成的房屋，低矮簡陋，屋內(nèi)陳設(shè)簡單至極，老鄉(xiāng)們穿著光板羊皮襖，樸實的臉上刻著歲月的風(fēng)霜。雁北自古窮困，那首傳唱許久的《走西口》，唱的便是這里的人為了謀生，背井離鄉(xiāng)前往內(nèi)蒙古謀生的辛酸，這片土地的苦難，早已深深刻進了歷史的肌理中。

初來乍到，生活環(huán)境不適應(yīng)，農(nóng)活樣樣生疏，我們連挑水都很吃力，是村里的鄉(xiāng)親們一點點教我們，幫助我們，包容著我們的笨拙，陪伴著我們度過了那個寒冬。

春節(jié)過后沒過多久，國家給每個知青撥了一百多塊錢的安家費，讓我們蓋房安家。有了錢，李隊長便安排社員們幫我們建新房，和泥、脫坯、壘墻，大家干的不亦樂乎，男知青們也擼起袖子一起干活，忙前忙后。短短二十幾天的時間，村子?xùn)|邊便立起了一排六間正房，還有兩間廂房。是我們知青做飯的廚房和吃飯的地方，這一排新建的房子，便是我們河堤三隊的知青點。

房子蓋好后，我們這群城里來的孩子不習(xí)慣睡土炕，便各自湊錢買了木料，請木匠打了木床，兩人或三人一間屋，冬天靠著爐子取暖。我們知青的這種做法，在當?shù)乩相l(xiāng)眼里成了稀奇事，成了他們茶余飯后的笑談，可我們卻樂在其中，這小小的院落，成了我們在雁北的第一個家。

那時的河堤大隊有個奇怪的習(xí)俗：已婚女子從不參加田間勞作，只有未婚的姑娘和我們知青一起下地干活。這些農(nóng)村姑娘年紀不大，卻個個身強體健，干起農(nóng)活麻利又熟練，翻地、播種、割麥，樣樣精通。相比之下，我們這些城里來的知青，干起活來笨手笨腳，多虧了她們耐心地手把手教我們，幫我們分擔(dān)重活，才讓我們慢慢適應(yīng)了艱苦的農(nóng)耕生活，她們的善良與熱忱，令我們溫暖又感動。

河堤三隊有一個叫張貴山的后生，當年二十四歲，身材高大魁梧，長相周正，為人淳樸善良，干活更是勤快利落，是隊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好勞力。可在農(nóng)村，二十四歲還未成家，早已被視作光棍，究其緣由，不過是他家成分高，在那個講究出身的年代，這成了他難以逾越的溝坎，即便他再好，也沒人敢輕易與他家結(jié)親。

生產(chǎn)勞動中，張貴山總是默默關(guān)照我們知青，對我更是格外上心。我鋤頭壞了，他會默默幫我修理。麥收時節(jié)，我割麥總落在后面，他割完自己的，回頭就幫我接趟子。我挑水崴了腳，他領(lǐng)我去他家，讓他祖母幫我把脫臼的腳踝復(fù)位（他祖母會正骨）。他從不多言，只是用最樸實的行動，一點點幫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難，默默地關(guān)心我?guī)椭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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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都是肉長的，他的好，我悉數(shù)記在心里，滿心感激。可在那個年代，男女有別，授受不親，我們走得近了些，隊里便漸漸有了閑話，風(fēng)言風(fēng)語傳開來，都說北京來的女知青，看上了成分不好的張貴山。面對這些議論，我心里雖有委屈，卻從未疏遠他，我知道，他是個好人，那些閑話，不過是世人的偏見罷了。

1972年秋后的一天，早飯后我在知青點門口打掃衛(wèi)生，看見張貴山神色匆匆地走過，腳步慌亂，臉上滿是凝重。我連忙喊住他：“貴山哥，你慌慌張張去干啥？”他停下腳步，低著頭，聲音沙啞地說：“公社開四類分子批斗大會，我去替我大（爸）挨批斗……”

公社駐地離大隊有十三里路遠，步行要一個多小時，看著他落寞又無助的模樣，我心生憐憫，二話不說跑回院子借了同學(xué)的自行車，推到他面前，要馱他去公社革委會。張貴山連連擺手，滿臉局促：“可不敢，這可使不得，別人看見了要笑話哩，還得連累你……”

我知道他的顧慮，看著他驚慌失措的樣子，我心里只有心疼，硬是逼著他坐上了自行車后座，我用力踩著腳蹬子，一路往公社趕。北風(fēng)呼嘯，土路顛簸，我用盡全身力氣蹬著車，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他因為去晚了挨批，我想陪著他，讓他心里有個依靠。

這里插一句，我借的自行車是王紅霞的，自行車是她父母在北京給她郵寄過來的，整個河堤大隊，就她這一輛自行車，社員誰家有急事來借自行車，王紅霞從不吝惜，誰借都行。后來她推薦上大學(xué)回了北京，這輛自行車就留在了我們知青點，幾乎成了三隊的公車，其他生產(chǎn)隊也有來借自行車的，這是后話。

我用自行車馱著張貴山去公社參加批斗會，這件事瞬間在大隊乃至公社掀起了軒然大波。那天公社武裝部長看我和張貴山走在一起，他把我叫到旁邊，厲聲質(zhì)問我為何要和四類分子攪在一起，言語間滿是責(zé)備。我抬起頭，沒有絲毫畏懼，一字一句地說：“我是北京知青，我只是在幫助他進步。”那時的我，早已不顧及旁人的眼光，心里對張貴山的感激，早已在朝夕相處的陪伴中，悄悄化作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沒有轟轟烈烈的理由，沒有刻骨銘心的誓言，我就是漸漸喜歡上了這個比我大六歲，善良、堅韌、卻被出身拖累的農(nóng)村后生。

因為這事，同學(xué)們都勸說我要冷靜思考問題，不能一時沖動惹火燒身。好心的李隊長也對我說：“徐燕玲，張貴山家成分不好，你跟他走太近了，到時別對你造成不好的影響。同學(xué)們和李隊長確實為我好，那個年代，跟四類分子打連連，肯定會受到影響和牽連。

就是因為這，后來的一次招干和兩次招工都與我失之交臂，理由是我界限不清，立場不堅定。

這份感情，在當時注定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家人的反對，鄉(xiāng)親的議論，時代的偏見，像一座座大山壓在我身上。可我從未動搖，認定了張貴山，便要與他攜手同行。

1976年秋天，我頂著所有壓力，毅然嫁給了他。沒有婚禮，沒有嫁妝，只是在鄉(xiāng)親們復(fù)雜的目光中，簡單拜了天地，我們便成了夫妻。因為這，我父母要跟我斷絕關(guān)系，說一輩子也不讓我進家門。

婚后的日子，雖不富裕，卻滿是溫馨。我是高中畢業(yè)生，他只念到初中，他總說自己文化低，纏著我教他高中課程，于是，我成了他的妻子，也成了他的老師，燈下相伴，他認真聽課，我耐心講解，平淡的日子里，滿是幸福的滋味。

日子一天天過去，時代的浪潮滾滾向前。1977年秋后，高考恢復(fù)的消息傳來，如同一道光，照亮了無數(shù)人的前行的路。我和張貴山商量后，決定一起備戰(zhàn)高考，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便挑燈夜讀，互相鼓勵，互相補習(xí)。功夫不負有心人，1978年初秋，我接到了了北京林業(yè)學(xué)院的錄取通知書，他考上了山西師范學(xué)院，我們終于靠著自己的努力，走出了雁北的黃土地。

回北京讀書時，我把九個月大的娃娃托付給婆婆照料，只身一人回到了北京。那時我父母還不讓我進門，有時想爸爸媽媽了，我就偷偷到家門口站一會。

讀書期間，為了節(jié)省路費，一年我只回一次山西。直到大學(xué)畢業(yè)那年，我父母才原諒了我，才讓我進家門，我們的娃娃也接到了北京，由我媽照料。

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分配在北京園林局工作，他分配在山西山陰縣城當了一名高中老師。兩地相隔千里，只能靠著一封封書信傳遞思念。這一別，便是十九年。十九年里，我們各自堅守在崗位上，努力工作，盼著相聚的那一天。我丈夫五十三歲那年因為咳嗽氣喘查出了輕度肺塵病，提前辦理了退休，來到了北京，我們夫妻終于團聚在一起。

歲月流轉(zhuǎn)，時代變遷，曾經(jīng)的知青歲月早已遠去，雁北的黃土、桑干河的堅冰、生產(chǎn)隊的農(nóng)活，都成了記憶里的過往，可我們之間的感情，卻在歲月的打磨中，愈發(fā)深厚。

十九年后，我們終于結(jié)束兩地分居，團聚在一起。半生風(fēng)雨，半生別離，從北京到雁北，從桑干河畔到兩地分居，再到相守相伴，那段青春歲月，是我們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光，也是最珍貴的回憶。雁北的風(fēng)，依舊凜冽，桑干河的水，依舊流淌，而我們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種下的情，結(jié)下的緣，早已刻進骨子里，成為一生無法割舍的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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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望，1968年那個寒冬，火車駛離北京的場景依舊清晰，那段扎根黃土的歲月，有艱辛，有委屈，有流言，有磨難，可也有淳樸的鄉(xiāng)情，有真摯的愛情，有在苦難中生長的希望和溫暖。桑干河畔的風(fēng)沙，吹老了歲月，卻吹不散那段刻骨銘心的雁北情，吹不散我和張貴山相伴半生的深情，那段青春歲月，早已成為我們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溫暖著往后余生的每一個朝夕。以后的生活中，我們再也不分離。

講述人：徐燕玲（北京知青，園林工程師）

執(zhí)筆創(chuàng)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