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觀察｜何虹雨:農村“人情風”何以刮走了“人情味”？

“一家有喜百家愁，紅包強壓百姓頭，來往人情風日盛，可嘆錢財送酒樓。”寒假回家正是年尾，家里人說今年吃完年夜飯還有很多頓酒席要吃，從喜宴到生壽宴，百日或是周歲宴，名目繁多。其中喜宴是最多的，禮金在所有酒席里也是最高的。算了一筆賬后，基本上每一次酒席禮金起底都是500，少也需要200元。所以光是新年的前后一周左右，禮金支出就至少要準備兩千塊錢。這種情況在農村并不少見，家里人說五百塊錢吃的是人情，不是一頓飯。在家鄉很多人即使出去務工生活了，家鄉這邊有紅白喜事人趕不回來也會以線上轉賬或是托人隨份子錢的方式表達心意。但對于家鄉這樣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農民多以務農為生的地方而言，如此高昂的人情消費究竟是心意還是負擔？

一、人情社會與人情消費

中國農村歷來是一個“有序”且“非正式制度化”的鄉土社會，盡管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農村出現了“陌生人社會”的特征，但“熟人社會”根基尤深，農村人情猶在。人情關系內生于村落血緣、地緣、親情所構筑的熟人差序格局中，并成為村社感情維系、人際交往與利益交換所遵循的有序社會規范。人情關系正是內生于熟人社會、鑲嵌于鄉土中國血脈中的一套行為規則和交易秩序。但這種人情關系并非主動生成，而是內部封閉與外部機會不足雙重因素作用下產生。具體來說就是，中國傳統農村長期的封閉性，既表現為地理空間上與外部社會的相對隔絕，也體現為社會結構的穩定性與流動性匱乏。世代聚居的村落形成“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生活共同體，生產資料的交換、生活物資的流通多局限于村落內部或鄰近村落，形成了自給自足為主、外部交換為輔的經濟模式。更重要的是，傳統農村普遍面臨外部機會不足與生存環境不穩定的雙重困境。精耕細作的小農意味著在土地產出有限和生產工具簡陋的條件下要同時面對突發的自然災害和稀缺的糧食產出，因此單個農戶難以獨立抵御風險、維持生計。社會、經濟與生存層面的三重約束，便倒逼出以人情關系為核心的村莊規則與行動秩序，農戶們某種程度上是被迫依存共生并維持遵守這一人情關系。

而時至今日，農村的人情關系并非僅限于情感表達，更是一種隱性的社會資本再生產機制：它仍然維系著村落內部的信任網絡與互助傳統，也在資源分配、糾紛調解、政策執行等治理環節中發揮著正式制度難以替代的潤滑作用。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人情往來如漣漪般由己及人，禮金數額并非隨意，而是嚴格對應親疏遠近與社會身份——堂兄弟與表兄弟的份子錢常有五十元之別，這背后是關系權重的無聲計量。然而，當禮金數額日益脫離個體經濟能力，而被卷入攀比性競爭與儀式化展演時，人情味便悄然變樣成了“人情風”，讓“情”變成了“債”。田野中常見這樣的場景：一位種糧大戶在酒席賬本上反復涂改——給村支書家孩子滿月隨300元，給遠房表叔婚宴隨200元，卻在自家老人壽宴前猶豫是否該“回禮減半”。這種精打細算的窘迫，折射出人情規則正經歷一場靜默的異化：它不再依循差序格局的自然伸縮，反而以剛性標準倒逼關系確認，使人情往來淪為一種不得不履行的經濟契約。禮金數字日益標準化、儀式流程日趨繁復化，連帶催生出“人情貸”“份子錢互助群”等非正式金融形態。可以說人情消費的異化，正逐漸將熟人社會的信任資本，兌換成了難以償還的生存債務。

二、人情消費異化的表現與原因

人情消費作為一種非正式的社會禮儀行為，有助于穩定社會秩序、增強社會互信，是客觀事實。但現在的人情消費卻出現了摒棄人情消費的資源交換、社會資本和社會地位獲取的動機，以金錢為形式、以獲取回報為目的的工具化和功利化趨勢。

（一）人情消費異化的表現

首先是人情消費名目繁雜。從前的人情消費基本上就是逢年過節和紅白喜事，名目簡單。自90年代以來，經濟的復蘇隨之帶來的生活領域擴大，衍生出了升學、參軍、蓋房、開業、遷居等儀式性的人情消費。四川古藺鎮甚至連打麻將連贏了幾局也要辦一場宴席。更有甚者主動巧立名目，利用人情圈子以“要面子”為由“索人情”，從而獲取經濟利益。辦酒席已然成為了一種新崛起的產業，成為了“斂財”的工具。

第二是人情消費的數額增加。2024《中國家庭消費報告》顯示，35-50歲群體的人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8%，中低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比則在5.8% - 11.4%之間。從前參加酒席禮金3-5元不等，后來演變為一兩百元，尚且處于正常范圍內。現如今，家鄉小鎮的禮金水平早已水漲船高至“至少500，否則不太好”的高消費。特別是礙于面子，你送我300元，我得還你500元，人情消費如滾雪球一般，演變為了人情往來的潛規則。人情消費的多少也成為衡量感情厚薄、關系深淺的砝碼。[]尤其對弱者來說，人情已經成為了道德與現實的雙重綁架。對于生存能力不足與家庭面臨較大風險的村莊弱者而言，對于人情所構建的避險屏障更為依賴。[]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費對他們而言已經構成了隱形負擔。

第三人情消費周期縮短。一方面是名目增多帶來的短周期，另一方面是在功利化邏輯的驅動下，送人情者日益尋求更為現實的及時回報甚至即時回報，出現“今朝送禮、明朝索惠”的不良現象。人情消費從長期投資異化為短期交易，周期異常縮短、頻次異常增加。

（二）人情消費異化的原因

農村人情消費的異化是社會結構轉型、經濟模式變革、制度約束缺失與文化價值變遷等多重力量交織作用的產物。

在社會結構的層面，依賴于封閉、穩定的村落共同體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日益被打破。農村人口的社交范圍突破村落邊界，延伸至權力部門、市場主體等領域。新關系網絡的構建，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如農戶為了達到政策門檻或市場資源，以酒席宴請為依托，邀請相關人員反送人情，是主動將人情關系從 情感共同體拓展為利益交換網，人情消費成為連接不同圈層的紐帶，其功利屬性日漸強化。

攀比心理與趕本逐利思想作祟。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戶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具備了高頻次人情消費的經濟基礎。同時，面子文化與消費攀比心理逐漸蔓延，部分農民將人情消費的金額、頻次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征，通過辦宴席、送厚禮來彰顯實力，這種非理性攀比進一步推動人情消費走向過度異化，甚至出現“打腫臉充胖子”的被動消費。“三年不過事，成個困難戶。年年都過事，就是富裕戶”，為了回收送出去的人情，也想盡花招、變花樣接客收禮。

最后是正式規則缺位與監督約束失效。傳統鄉土社會中的人情往來原本是一種嵌入于熟人網絡之中的互助性非正式制度，通過禮尚往來維系社會關系、實現風險分擔與情感聯結。然而，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基層公共權威未能及時對紅白事操辦規模、禮金標準和宴席頻次形成明確規范，村規民約缺乏剛性執行力、基層組織在治理實踐中對人情事務采取回避態度，共同導致人情消費逐漸脫離正常軌道，轉而由關系邏輯和面子競爭主導。與此同時，輿論監督和道德約束機制發生扭曲，高額禮金與鋪張規模不再受到抑制，反而成為身份展示與社會評價的重要標志，互惠邏輯演變為債務循環式的“人情投資”。傳統禮治秩序的倫理約束力減弱，而現代制度規則尚未完全嵌入鄉村社會運行結構，形成階段性的制度真空，最終推動人情消費從互助性社會資本機制異化為競爭性、貨幣化乃至負擔化的社會行為。

三、推動農村人情消費理性回歸

農村人情風本質上屬于農村道德文化建設的范疇，因此推動農村人情消費的理性回歸到底要從鄉風文明建設上入手。一方面依靠行政管理的杠桿，以外部強力作用于傳統鄉村道德文化，另一方面則是挖掘鄉村道德文化和傳統習俗中的積極因素，實現其內在素質的自我揚棄更新。

第一，加強政府對農村人情消費的引導約束。農村人情消費異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正式制度供給不足和公共權威邊界模糊，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化方式彌補規范空缺，將紅白事操辦等事務納入基層治理框架之中，并引導農民形成“大操大辦可恥、新事新辦光榮”的輿論氛圍。鄉鎮政府應發揮政策統籌與規則制定功能，結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傳統習俗，出臺具有指導意義的操辦標準，對宴席規模、操辦天數、禮金區間等作出原則性規定，既防止“一刀切”，又避免無序攀比。在制度執行層面，應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作用，將移風易俗納入基層黨建考核與干部年度評價體系，推動黨員干部簽訂承諾書、公開承諾簡辦紅白事，形成“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的示范效應。

其中尤其是要整頓黨員干部作風，加大對黨員干部的監管力度，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以發揮好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將移風易俗要求納入全面從嚴治黨和基層黨風廉政建設體系，建立黨員干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報備制度，明確操辦規模、禮金收受標準和參與范圍，防止借機斂財或變相鋪張。同時，加強紀檢監察和群眾監督，對違規操辦、借機收禮等行為嚴肅問責,堅決查處頂風上、帶頭破壞鄉風民風的不良行為，嚴肅處理違反黨紀政規的領導干部。通過將黨員干部行為納入剛性監督框架，確保黨員干部在移風易俗中率先垂范。只有當黨員干部在實際行動中做到簡辦婚喪、拒收超標準禮金、主動公開相關信息，才能真正帶動群眾形成理性、節儉的人情往來風氣,使人情往來從私人領域的完全自發行為，逐步轉化為有邊界、有規范的社會行為。

第二，深化村民自治機制，構建嵌入式內生約束結構。人情消費問題深植于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僅依賴行政約束難以實現長效治理，因此還必須強化自治組織的自我管理功能，使規范獲得社會認同與集體支持。一方面，應以村規民約為制度載體，通過村民代表大會民主協商，明確操辦規模、禮金標準與宴席形式等具體內容，使新規則根植于集體討論與公共決策，而非單向行政命令,破除后期執行障礙。另一方面，由民政部門牽頭，縣鄉黨委、政府配合，引導各村組建紅白理事會。依托紅白理事會這一自治組織，建立登記備案、公開公示與群眾監督機制，使每一次操辦都能公開透明，壓縮暗中抬高標準的空間。通過鄰里互評與議事協商等方式強化輿論監督，使違反規范的行為在社會評價中受到輿論壓力,倒逼行為合規。此外可以考慮將低保救濟、惠農政策或精準扶貧補助等納入村規民約進行統籌管理，對不遵守相關規定的人員取消其享受相關政策和補貼的資格。

第三，推進鄉風文明建設，重塑價值評價與社會激勵結構。人情消費的攀比與貨幣化，是社會評價體系發生偏移的結果。在制度約束之外，還應從價值層面入手。以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為依托，將移風易俗納入文明村鎮、文明家庭、星級農戶等評選體系，通過廣播、標語、橫幅、公告、宣傳欄等形式，宣傳文明節儉辦理婚喪事，使農民群眾認識人情消費過度的危害。同時深入挖掘傳統鄉土文化中強調互助、節制與倫理責任的思想資源，如重情輕禮、厚養薄葬等理念，推動傳統美德與現代文明理念的融合。還可樹立先進典型、宣傳成功案例，傳播“簡辦體面、節儉光榮”的價值觀，逐步改變以金額衡量社會地位與人情深厚的評價標準。總體而言，農村人情消費的規范化治理，不僅需要外部正式制度供給以強化規則邊界，也需要自治機制增強內生約束力。最重要的是通過鄉風文明建設本身重塑價值認同。

最后，人情消費的規范不僅依賴外部制度與組織約束，也有賴于個體層面的自我調適與價值更新。對于村民個人而言應加快形成規范、適度、合法的人情交往觀念。一是在交往實踐中正確理解和珍視禮尚往來的倫理意義。人情往來是維系親情、友情與鄉情的重要紐帶，核心在于情感表達與關系維護，而非金額多少、場面大小。人情往來應強調情感真誠而非物質攀比，才能推動禮尚往來回歸互助支持功能。二是應樹立適度消費理念，保持人情支出的理性邊界。過頻的人情和過重的禮金負擔往來，不僅造成時間與精力的過度消耗，甚至會引發家庭債務，影響正常生活。村民自身應堅持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的原則，根據實際經濟條件來合理安排禮金標準和參與頻次。在熟人社會中，當更多個體主動降低人情消費標準時，整體社會標準必然會隨之回落，從而形成良好社會風氣。三是應注重合理的人情邊界與必要的避讓機制。人情并非義務，過度講究人情可能導致心理負擔加重。鄉土社會強調血緣、親緣、鄉緣與友緣等特殊關系網絡，但在現代社會轉型背景下，也需要強化理性精神與法治觀念，尊重公平、公正與規則意識。村民個體應增強法治意識與規則意識，在涉及公共利益、資源分配和權力行使時，通過在私人情誼與公共規則之間建立清晰界限，推動人情交往從關系本位向規則本位轉型，有助于防止人情邏輯侵蝕制度秩序，逐步實現人情來往的理性化與規范化。綜上四個維度彼此配合，才能有效推動人情往來回歸其社會整合與情感互助功能，為鄉村治理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定的社會基礎。

人情禮俗消費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面對當前農村“陌生人社會”的發展趨勢，這一形式對于維系人情關系具有深刻意義。但隨著傳統禮治秩序的道德約束逐漸弱化，而現代制度尚未完全嵌入基層社會運行結構時，人情往來便容易偏離其互助本意，逐漸演變為攀比性與負擔化并存的社會現象。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