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高級將領長征時為嚴明紀律錯殺賀子珍弟弟，犧牲78年清明立碑

陜西富縣直羅烈士陵園，青山隱隱，松柏蒼勁。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靜靜佇立于蒼松翠柏之間的20余米高的紀念碑，石碑下綠草芳菲,安謐肅靜,一塊黑色的石碑，烈士名單排列在第一位的是黃甦，他的墓碑上簡單地記載著他的生平及擔任的職務，最后一行清晰地雕刻著立碑為：2013年立。

對此，有人可能會覺得疑惑，我們這位烈士職務非常高，資格非常老，曾經擔任過中央委員、紅軍師政委、軍政委、軍團政委，犧牲時間是1935年11月，為何會時隔78年后的2013年才立碑，他究竟有何過往呢？今天我們在這里做個系統的詳細介紹。

黃甦，又名黃蘇，1908年出生于廣東南海縣佛山鎮（即今天的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街道）一個貧苦粵劇藝人家里。他的父親是社會最底層的粵劇藝人，一家四口，終日掙扎在生死線上。1913年，母親病故。年少的他開始擔起母親的職責，照料弟弟，操持家務。15歲那一年，因生活所迫只身到香港謀生，在一家洋行做雜工，一人承擔了燒飯、拖地、沖洗廁所、進貨、搬運等粗重活，從凌晨到深夜，累得腰酸腿痛。

黃甦烈士故里

此時，飽受洋行老板壓迫剝削的黃甦，憤然離開，所幸被一名老電工收留，成為檢修電炮的學徒，并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迅速成為一名技藝精湛的電器工人，他同時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的黑暗，思想日趨先進，并積極投身當地工人運動，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戶，貼標語、送傳單，宣傳民主自由意識，鼓勵群眾應勢而起、投身斗爭、爭取權利，成長為一名工人領導人。在著名的省港大罷工中，黃甦擔任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支隊長。他率領隊員巡邏海岸、封鎖港口、緝拿私運，用簡陋的武器一次次平息了階級敵人對罷工的破壞和搗亂，極大嚴懲了破壞罷工的走狗，展現出的英勇無畏深入人心。

那時的黃甦不到20歲，個頭不高、膀寬腰圓，在對敵斗爭中表現得異常機智、勇敢、活躍，深得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器重，表揚他為‘五虎將’之一，加入了先進組織，并派送到軍政訓練班學習，在隨后的廣州起義中，黃甦勇當赤衛隊敢死隊隊長，率赤衛隊切斷敵人電話、電燈線路，阻止敵人反撲，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刻。 起義失利后，黃甦轉移到香港，繼續從事工人運動，先后任香港摩托車職工總會書記、中共香港市委組織部部長、廣東省委常委兼軍委委員等職。

此時，贛南、閩西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需要大量軍政雙優，經歷過革命烽火考驗的年輕干部，黃甦奉命離開香港赴閩西，并擔任新紅12軍政委，成為紅軍隊伍中的一名高級指揮員，從此踏上從工人運動轉向武裝斗爭的新征程，他與新紅12軍軍長左權關系融洽，并肩作戰。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時，盤踞閩西的軍閥張貞，瘋狂地向根據地進攻。 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黃甦和軍長左權積極組織和指揮部隊反“圍剿”，取得了一系列戰果。

在后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剿”作戰中，黃甦歷任紅34師政委、紅1軍團1師政委、紅八軍團政委等重要職務，他率部輾轉沖殺在敵人堡壘與重兵之間，反復拉鋸，打過多場硬仗惡仗，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充分肯定，由于他具備堅定的革命信仰，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要知道，軍隊是一個紀律嚴明、要求高度專業化和忠誠度、又能打仗的特殊組織，既要符合中央委員的高標準要求，又要滿足紅軍隊伍中的特殊需求，這無疑是雙重的高標準篩選，因此，那時候在紅軍隊伍中擔任“雙委員”的領導并不多，由此可見他在紅軍隊伍中的核心引領和指揮作用的地位層級。

在紅軍長征前夕，由紅21師和中央警衛師在江西興國崇賢圩合編，組建紅八軍團，全軍團一萬余人，黃甦臨危受全擔任軍團政委，由于當時正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局面，部隊情緒低落，特別是一些新戰士知道要離開家鄉遠征，思想波動較大，不愿意到外地去，甚至有些人還開了小差。為盡快穩定軍心，黃甦除了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導力量外，還想方設法加強全軍團的政治工作，以身作則帶領部隊。至今，興國老百姓還記得那位帶著濃重廣東普通話政委的鼓勵語言：“只要我們紅軍還在，就一定能戰勝困難，戰勝敵人。” 講了很多革命道理和革命傳統，編了很多簡短通俗的戰斗口號，便于戰士們牢記，以宣傳鼓動大家的士氣，從此踏上新的征程。

紅軍長征出發時，紅八軍團擔任全軍的右后翼，掩護軍委縱隊前進。越過三道封鎖線后，紅八軍團變為左后翼，一度還擔任了全軍的后衛。紅八軍團奉命到達湖南灌陽水車地區，尋機強渡湘江，然而，敵人前堵后追，紅八軍團陷入重圍，與敵混戰在一起。夜色中，敵兩個師從紅八軍團后面席卷而來，與此同時，至少一個團的桂軍又從紅八軍團中間插入，將紅八軍團攔腰截斷。從午夜開始的，敵人蜂擁而至，頓時槍聲大作、飛機轟炸、炮火騰空，頃刻間紅八軍團建制亂了，隊形亂了，黃甦臨危鎮定自若，指揮部隊，左沖右突。

在黃甦的指揮下，終于穩定局勢，紅八軍團先頭部隊終于到達湘江邊上，此時，發現湘江的浮橋已經被敵人炸毀，渡口已經被桂軍占領，萬般無奈之際只好掉頭向北，從位于界首下游12公里的鳳凰嘴徒涉過過，就在這短短的路程中，沒有吃上飯的戰士們，部隊布置好警戒并趕緊煮飯，沒有菜、沒有鹽也沒有碗，指戰員們用帽子裝飯吃。更為嚴重的是基本與大部隊失去聯系并與前隊相距甚遠。飯還沒吃完，紅八軍團的前衛部隊正在過江，又遭到從新圩追來的敵軍攔截，涉水渡江的官兵，面對敵人的各種槍彈掃射、炮彈轟炸，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和招架之功，只能成為敵人的活靶子。江中的水浪此起彼伏，不斷有人沉下去，不斷有尸體、槍支浮上來，整個湘江血水茫茫!遭受了重大的犧牲。

軍團政委黃甦和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到達西岸時，跟隨的僅有一個油印員。兩人呆呆地望著河面，看著仍在江水中掙扎的戰友，雖肝腸欲斷卻又無可奈何。當天晚上，收容過江人員、整理隊伍，發現全軍團戰斗人員僅剩600余人，連挑夫、勤雜人員等加起來，也不過1000人。鑒于紅八軍團受到嚴重損失，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上決定，撤銷紅八軍團建制、番號，將其并入紅五軍團，黃甦調任紅一軍團一師擔任政委。

那個時候，紅一師接到了命令，所部襲占施秉、余慶，直奔龍溪，搶渡烏江。小時候看過紅軍《突破烏江》的電影，是這支隊伍的真實再現，烏江自古號稱天險，兩岸陡峭，水深流急，是遵義、桐鋅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紅軍要奪取遵義、桐鋅就必須先渡烏江。在紅軍到達黃家村之前，敵人已經把這里洗劫一空。他們搶走了村民的衣物、糧食，抓走了青年，燒毀了渡船和房屋，企圖使我軍無法在此立足，更無法渡江。然而，我先頭團到達黃家村后，一方面搶救受害的群眾，為他們治傷、救火和修補房屋，并發動群眾將地主的糧食和衣物分給大家，通過制造佯攻烏江的陣勢，對敵人的火力配備情況進行了偵察。

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黃甦精心地從全師范圍內遴選出36名水性極佳、諳熟水性的戰士，安排他們提前進行偷渡行動。那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烏江的江水洶涌澎湃，好似一頭狂怒的巨獸，試圖吞噬一切敢于挑戰它的人。黃甦下令開始渡江，第一次強渡中，由于水流湍急，天寒水冷，強渡用的繩索被敵人炸斷，未能成功。他們在失敗中尋找經驗，后在群眾的幫助下，創造了雙層竹筏。第二天夜晚，紅軍又組織偷渡，但因夜間天黑聯絡不便，竹筏又不易掌握，只有陳連長、黃大發、羅小光等僥幸到達彼岸，不料陳連長的手電筒失落江中，無法用信號聯絡，大部隊不能繼續過江。陳連長等見寡不敵眾，只好隱蔽起來。

到了第三天，紅軍的處境非常危險，后面有敵兵追趕，前面有烏江天險，黃甦決定再次組織強渡。紅軍的英勇行為使守在北岸的敵旅長侯立擔的部下膽戰心驚，拼命死守。當我軍的先頭船只剛駛到對岸就遭到敵人的瘋狂反撲。危急關頭，突然后面槍聲大作，原來隱蔽在北岸的陳連長等人出其不意地智取了碉堡，接應了部隊過江。紅軍登岸后，陳連長等人又占據了敵人背后側翼山頭，切斷了敵人的退路，迫使敵人繳槍投降。

這支紅軍部隊在三天之內，機智勇敢地打敗了烏江對岸的侯立擔的一個旅的兵力，完成了突破烏江天險的戰斗任務，工兵連得以迅速地架起浮橋。這浮橋就像是一條橫跨烏江之上的生命線，為紅一師開辟了通往勝利的道路。紅一師按照一、三、二團的順序有條不紊地成功渡過了烏江。三天之后，紅軍順利地占領了遵義城，為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要知道，當時的紅軍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艱難險阻之后，迫切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來進行戰略調整和決策部署。遵義城的占領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必要的地點和相對安全的環境保障。

遵義會議后，面對敵人的重兵合圍中央紅軍，在這緊急關頭，上級果斷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北去，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川西北根據地。黃甦率紅一師一渡赤水，赤水河畔，上級領導高度贊揚了紅一師，說紅一師作戰英勇頑強，還能機動靈活貫徹軍委作戰意圖，不是死板機械地執行命令，雖然多次被敵人前堵后擊，但損失不大，都較好地完成了作戰任務。

1935年6月，紅軍長征的征程延伸到了松潘大草地南緣的毛兒蓋地區，這是一個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貧瘠的地方，原本居住著三四百戶藏民，由于反動派進行了大量的負面宣傳，致使當地的藏民們把糧食牛馬等藏了起來，居民紛紛躲避起來，整個區域幾乎不見人影。這無疑給長途跋涉至此紅軍的處境雪上加霜，本就物資匱乏，有錢也沒有地方采購，而絕糧多日更是將他們推向了生存的邊緣。這一時期的紅軍，面臨著外部民眾誤解以及內部物資極度短缺的雙重巨大壓力。

紅軍的糧食本來就不夠吃，再加上當地的青稞也沒有成熟，因此大家只能挖野菜充饑，可是人這么多，野菜也很快就吃光了。即便如此，紅軍隊伍也一直嚴格遵守《三大紀念八項注意》，要求戰士們絕不允許拿群眾的一針一線，所以紅軍們盡管飽受饑餓之苦，卻始終都遵守著鐵的紀律。在那段特殊的時期里，發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無比惋惜的悲劇事件：這支部隊有一名小紅軍因為違反軍紀，被紅一師政委黃甦簽署命令處以極刑。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這一天，師政委黃甦接到一份報告稱：所部有一名戰士擅自闖入居地不遠處的一座喇嘛廟，趁著廟里無人之際，私自拿走了里面多達1000多花邊（銀元）呢。” 黃甦一聽，登時大發雷霆：“一再三令五申要嚴守紀律，遵守群眾紀律，誰敢如此明目張膽地破壞紀律，而且數額特別巨大，必須嚴肅處理！” 很快就召集會議出了一項重大決定：為了嚴肅軍紀，對該犯處以槍斃的極刑！這一決定絕非草率之舉，在軍隊的管理體系中，軍紀猶如鋼鐵般的框架，支撐著整個軍隊的秩序、紀律性和戰斗力。他必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量、全面的調查以及權衡各種利弊之后，才做出如此沉重的決定。

然而，當得知這名違紀的小紅軍是賀子珍的弟弟賀敏仁，有的領導就犯了難，提出能否緩刑，并事先發個電報通報一下情況。可惜在當時緊急的軍情下，根本沒有辦法做到這一切。黃甦對大家說“不能再等了！現在要緊的是維護部隊鐵的紀律，堅決制止可能再發生的損壞群眾利益的行為。如果軍紀不嚴，亂拿群眾東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擁護？這還是為窮人打天下的軍隊嗎？這與反動派軍隊還有什么區別？”停了一會，他又繼續說：“我們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更需要鐵的紀律，在這個問題上稍有疏忽，就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最后他下令：“立即執行！”軍法如山。

政委黃甦最終拍板敲定這事，并指出：軍紀的嚴肅性，是軍隊能夠保持強大戰斗力和高度團結性的基石。一旦軍紀遭到破壞，那將會在軍隊內部引發連鎖反應，猶如平靜的湖面投入了一顆巨石，產生的漣漪會不斷擴散，影響到軍隊的士氣、凝聚力以及作戰能力。在戰爭時期，任何一點紀律上的松弛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比如作戰計劃的泄露、部隊之間配合的失誤等等。賀敏仁的行為，不管其具體情形如何，必定是觸犯了師部所堅守的軍紀底線。這個底線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是保障全體士兵利益、確保軍隊任務順利完成的基本要求。師部的決定，雖然看似殘酷，但從維護整個軍隊的長遠利益來看，是一種必要的手段，旨在警示全體將士，軍紀的威嚴不容侵犯。

賀敏仁是江西永新煙閣鄉黃竹村人，他是賀子珍最小的弟弟，他的父親賀煥文早年當過縣長，民國初年辭掉官職后，開了一家茶館，再加上家中還有一些良田，因此雖說家道中落，但比起一般人家，還是要殷實一些。所以，賀敏仁小時候并沒吃過苦，后來賀煥文為支持革命，變賣了茶館，而賀敏仁的兄弟姐妹也都紛紛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后，為了躲避反動派的抓捕，賀煥文攜妻逃離了永新縣城，考慮到帶著賀敏仁多有不便，于是就把他臨時寄養在了舅媽家里。

一轉眼，賀敏仁就長到了13歲，那天，姐姐當賀子珍又來探望他時，他主動提出想要參加紅軍，和哥哥姐姐們一樣上戰場殺敵。由于他參加紅軍時年輕尚小，起初在黃公略部3縱當戰士，3縱擴編為紅6軍9師后，他成為一名小司號員，后9師又改編為紅3軍，長征前改編為紅1軍團1師，他便是這支部隊的一名普通戰士。在紅軍長征期間，特別是來到草地邊的毛兒蓋地區時，條件特別艱苦，沒有吃過什么苦的他那點“少爺脾氣”就暴露出來，有他的同鄉兼戰友回憶，一路上嘴里牢騷不少，紀律意識也不夠嚴肅，對“軍紀如山”這句話的理解，遠遠不如那些在白色恐怖中摸爬滾打多年的老兵深刻，也正是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雖然經過一番查證核實，最終確定賀敏仁僅僅拿取了一百多個銅板，這換算成銀元的話，頂多是一塊花邊（銀元）。雖然數字大有出入，但他確確實實拿了藏民的銅板，觸犯了紅軍鐵的紀律，當時的戰爭形勢極為嚴峻，紅軍面臨著敵人的重重圍剿，可謂是腹背受敵、險象環生，在這樣的生死存亡之際，指揮者容不得半點差池，每一個決策、每一次行動都關乎著紅軍的命運，這種紀律不僅僅是一種約束，更是一種信念，一種能夠讓紅軍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政委黃甦深知戰場群眾幫助的重要性，憑借豐富的作戰經驗、對局勢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在軍中的威望，在權衡了各種利弊得失之后，毅然決然地做出了這個決定。

賀敏仁最終被槍斃了。這一事件有著諸多復雜的因素交織其中。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環境之下，各種規則和紀律有著嚴格的要求與執行標準。賀敏仁的行為觸犯了當時既定的規則和紀律，而這些規則和紀律是不容侵犯的，它們是維持秩序、確保公正的重要保障。每一個人都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誰也不能例外，他的行為帶來的后果致使他最終面臨了被槍斃的結局。

紅軍長征勝利后，時任陜甘支隊大隊政委的黃甦，主動請求參加這一戰役，其時，陜北高原雪花飄飄，寒風透骨鉆心，黃甦親率一個團負責直面攻擊敵軍，向敵軍重兵踞守的要害部位猛烈進攻，山鳴谷應，千軍萬馬，直沖敵人營壘，沖殺拼刺之聲震天。敵軍踞要地頑抗，雙方逐山進行爭奪，當奪取第五個山頭的時候，黃甦不幸中彈，壯烈犧牲，時年27歲。黃甦是紅軍軍團政委級別、蘇區時的執委，因此，他是紅軍長征時犧牲最高級別的軍事將領。

黃甦烈士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始終以堅定的理想信念書寫忠誠，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他不懼艱險、不計得失、舍生忘死，而在長征途中針對賀敏仁一案的特殊時期，加之其違反紀律涉及少數民族等諸多繁雜事情，他的這件事情比較少記載，便是冷處理，直到新世紀后，他的英勇事跡越來越多的后人講述，他的老家佛山也開辟其故居和事跡展覽，為他樹碑立傳，也便有2013年清明時節為他立石碑的時間節點，他的革命精神將永遠激勵后人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