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七軍軍長走錯兩步棋：沒成為起義將領，卻在臺灣坐了二十五年牢

1948年，國民黨軍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指揮新編第七軍、第六十軍和地方保安部隊共十萬人困守長春七個月。六十軍起義后改編為解放軍第五十軍，曾澤生繼續擔任軍長，并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立下大功，原本的國民黨軍“六十熊”變成了解放軍主力軍，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卻因為走錯了兩步棋，不但沒當上起義將領，還在臺灣坐了二十五年牢。

曾澤生的戰績，了解上個世紀三四五十年代的讀者諸君都知道，咱們今天重點來聊新七軍軍長李鴻——在相關將領的回憶文章中，李鴻的名字多次出現，大家對李鴻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李鴻和鄭洞國、孫立人等抗日名將都淵源頗深，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鄭洞國是新一軍軍長，孫立人是新一軍新三十八師師長（后升任該軍軍長），李鴻是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團長（后升任該師師長）。

在防守長春的國民黨軍中，黃埔一期的鄭洞國無疑是一把手，而黃埔五期的新七軍軍長李鴻則是鄭洞國的嫡系，云南陸軍講武堂出來的曾澤生則屬于滇軍系列，雖然他當過黃埔三期區隊長，但畢竟不是黃埔學生，跟老蔣的關系差了一層。

同樣是困守長春，新七軍和六十軍的待遇也是不一樣的，曾澤生認為自己起義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李鴻的新七軍：“同第六十軍一起防守長春的，還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新編第七軍。兩軍以中山路為界，第六十軍守東半部，新七軍守西半部。第六十軍起義，首先就要對付鄭洞國和新七軍的阻撓破壞。（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遼沈戰役》）”

曾澤生六十軍的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學和暫編第二十一師師長隴耀都贊成起義，他們三位也曾想過動員鄭洞國和李鴻一同起義，曾澤生還對李鴻進行了試探，李鴻表現出的是悲觀和絕望：“現在是師長有師長的算盤，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簡直是離心離德！現在是圈在城里，還能這樣守著，出去，就散了！”

鄭洞國也發現了李鴻的消極：“我到新編第七軍軍部看李鴻，他雖在臥病，看來并不那么嚴重，卻故意裝成不能多說話的樣子。軍部的高級人員也有意無意地避開我，我感到情況有點異樣，后來知道，他們已在同解放軍接洽了。副軍長史說是我在印度作戰時的參謀長，他勸我留在軍部過夜，我堅決要回到兵團司令部去。”

鄭洞國當然不敢留在新七軍軍部過夜，因為那樣的話，他就可能必須與李鴻一同起義或投誠。

李鴻并沒有親自出面勸鄭洞國放下武器，出面的是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龍國鈞明確告訴鄭洞國：“新編第七軍官兵已決定放下武器，解放軍已經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們一道行動。”

鄭洞國拒絕了龍國鈞的建議，但還是享受了投誠人員的待遇，跟李鴻、史說、龍國鈞一樣，都沒有進戰犯管理所——鄭洞國是最后放下武器的，算投誠人員并不為過，而李鴻沒有像曾澤生一樣成為起義將領，卻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遺憾。

據曾澤生回憶，他在起義之前，還專門驅車來到新七軍軍部，準備再勸一勸李鴻，但李鴻當時確實病得很厲害，沒有看出曾澤生“從他的臥室出來，到會客室，又從會客室走進他的臥室，幾進幾出，猶豫不定”，欲言又止大有深意。

也許李鴻已經看出了曾澤生最后是要拉自己一把，但他就像應付鄭洞國一樣，八分病裝作十分，好像已經失去了說話和行動的能力，這就是他走錯的第一步棋：全軍數萬官兵的前途命運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即使有病，也要明確表明態度，他只要喊一聲“曾軍長”，并表露出一點點起義的想法，曾澤生是一定要開誠布公相勸，那時候他順水推舟，自然也就成了起義將領，曾澤生當了解放軍五十軍軍長，兵力武器更強的李鴻，待遇肯定也不會差，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繼續當軍長。

李鴻的猶豫不決，錯失了起義的機會，他的副軍長史說回憶：“第六十軍派了一個師新聞處長和另一人帶了一封信到我家，要新七軍一致行動。我去李鴻家，與李商議，派新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到第六十軍軍部去探詢，回來后又商議了一陣，沒有結果。”

據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回憶，李鴻當時確實病得很嚴重，讓他率領新七軍起義，確實有點力不從心——帶領數萬人起義可不是一件小事，一個照顧不到，就可能引起一部分部隊嘩變：“史說最后和我商量，認為軍心已渙散，突圍是沒有希望的事，徒然將全軍引入死路。若要學第六十軍起義，但李鴻病重，我們的號召力又不夠，只有由鄭洞國領導，我們協助響應，才有可能。否則，難免引起內部殘殺，招致全長春市的毀滅。”

李鴻因病不能登高一呼，鄭洞國又不贊成起義，還痛罵了龍國鈞一頓：“龍國鈞，你和史說隨我做了幾年事，我沒有虧待你們。你們今日為什么賣我求榮呢？”

因為沒有人帶頭，新七軍的起義就拖延了下來，拖延的結果，就是變成了放下武器投誠，而起義和投誠，可是待遇有極大差別的兩個概念。

不管李鴻是真病得不能視事，還是有些徘徊猶豫，他都錯過了當起義將領的機會，但萬幸他在最后時刻決定投誠，也就沒有像范漢杰、廖耀湘那樣成為戰俘、戰犯。

鄭洞國在上海治好舊病后進入北京，當了水利部參事，后來還當了國防委員會委員，而李鴻又一次走錯了棋——他聽從孫立人的召喚，于1950年5月，經香港前往臺灣，然后就被逮捕，直到1975年才獲釋。

李鴻之子、1950年10月20日在保密局監獄里出生的李定安在《蒙冤二十五載的遠征將軍：我的父親李鴻》中回憶：“解放軍主力開入長春，當時父親由擔架抬著和救護車護送著，被送到了哈爾濱，解放軍方面派了專門醫生和護理人員為他治病，長春被圍時，城里面沒有抗生素那一類藥，如果不是解放軍相救，父親的一條命就沒有了。”

李鴻還是對老蔣有些愚忠和輕信，據李定安回憶，李鴻治病期間，好幾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去看望過他，想說服其為痊愈后出來工作，在軍隊或地方都行，最好是像曾澤生一樣，但李鴻表示自己想回老家種地，做一個普通老百姓。

李鴻痊愈后的行動完全是自由的，他1949年5月回湖南途中路經北京，有關方面領導也接見了他，但他并沒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還沒有起義的湖南（程潛陳明仁起義是在8月），在解放軍進入長沙之前，他又帶著長子李定一回了老家湘陰縣。

就是在老家休養期間，李鴻不知從什么渠道收到了孫立人的邀請信，于1950年2月3日化裝成商人帶著夫人、岳母去了香港，當時寓居香港的衛立煌奉勸李鴻不要去臺灣，但李鴻心意已決，結果去了臺灣受老蔣接見后不到一周，就被抓了起來——本來孫立人帶著李鴻面見老蔣的時候，老蔣是許諾讓他當新成立的成功軍軍長，或者是陸軍軍校校長的，但老蔣變臉如翻書，李鴻既沒當上軍長也沒當成校長，直接成了飽嘗酷刑的階下囚。

李定安回憶：“最初被捕的是四個人，后來增加到八人、十六人，都是孫立人在新三十八師和新一軍的將校級軍官，可知立案的最終目的還在于對付孫立人。保密局指控他們是共產黨派遣來臺灣、策反孫立人的間諜。在保密局，他們4人被隔離審問，受到殘酷的刑罰，包括坐老虎凳、用針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親坐‘老虎凳’后，雙腳幾乎廢掉。”

李鴻受盡酷刑，最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來“策反”孫立人，這也讓孫立人逃過了一劫，李鴻則兩次被判處無期徒刑：第一次是1966年，軍法局方以“棄守長春”為罪名起訴，判處李鴻無期徒刑；第二次是1971年5月，李鴻等四人又以“將軍隊交共軍整編、策反孫立人叛亂的罪名再次判處無期徒刑。

1975年老蔣掛掉后，李鴻被“減刑”為十五年，但那時候李鴻已經坐了二十五年牢，早已是“超期服刑”，“法院”只好再發一紙裁定書，于1975年7月14日將李鴻釋放。

1988年8月15日，李鴻去世，在李鴻的葬禮上，有人掛上了這樣的兩副挽聯：“統帥有權丟大陸，自可復職；將軍無力保孤城，當然坐牢。”“誰敢講，統帥無能，整個江山丟棄盡；人皆說，將軍有罪，剩余生命未拼光。”

那兩副挽聯是什么意思，讀者諸君都能看明白，李鴻九泉之下值得欣慰的，是1988年10月，他的骨灰由夫人護送到香港，再由在大陸的長子定一、次子定國迎回長沙并安葬在烈士公墓。

李鴻的一生充滿坎坷，他在長春放下武器后并沒有被當做戰俘和戰犯對待，卻在老蔣的監獄里關了二十五年，他沒能及早起義是一個遺憾，去臺灣是不是一步錯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見解，那么在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看來，李鴻沒能成為起義將領、在臺灣身陷囹圄二十五年，真實的原因又是什么？筆者在電視劇《大決戰》中沒有看到李鴻，卻看到了龍國鈞，這又是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