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味書話長 好美紙上聲——旅日名作家李長聲先生側(cè)記 | 徐景洲

2017年12月2日下午，在著名書法家與詩人婁德平先生的居所，采訪了素有“中國知日作家第一人”之稱的李長聲先生。這場相遇并非偶然，此前在婁先生的書房，我便曾瞥見兩本并列的俳句集，一本是瑞典漢學(xué)家、諾貝爾文學(xué)獎評委馬悅?cè)幌壬摹顿骄湟话偈住罚硪槐緞t是婁先生新出版的六冊俳句選集之一，同樣收錄百首佳作。而婁先生這本俳句集的開篇序言，恰是李長聲先生所作。古人云，見其人當(dāng)讀其書，如此才不負相遇之緣，于是我連夜急購李先生專談日本出版與文學(xué)的《紙上聲》，盼著先讀其書、再見其人，也算得“先聲奪人”，更不負這場難得的訪談之約。網(wǎng)購的便捷令人驚嘆，次日上午十時，這本書便如期而至，讓我得以在訪談前細細品讀，為這場對話做好了最充足的鋪墊。

只看《紙上聲》這個書名，便足以勾起滿心的閱讀欲，恰是“題好文一半”的絕佳印證。紙上的文字本是無聲之物，卻能在字里行間傳遞出千言萬語，藏著“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悠遠意境。這字字句句，皆是金鳴玉振之作，李先生以筆墨為橋，尋覓的便是能聽懂這“紙上之聲”的知音。書名里，既有作者的文化自信，也有渴盼識者共鳴的誠摯，每一位翻開此書的讀者，都能感受到被推為知己的親切與信任感，仿佛與作者隔著紙張，進行一場無聲卻深刻的對話。

書中開篇之作《漱石那只貓》，更是不負“先聲奪人”四字，讀來如嚼散珠碎玉，滿口生香；又如品橄欖，余味綿長，久久不散。文章起筆奇崛，開篇便引用夏目漱石給弟子信中的一段豪言壯語，字字鏗鏘，如驚雷破空而來，自有雷霆萬鈞之勢。漱石直言，百年之后，那些著作等身的萬千博士教授，終將化為灰泥、湮沒無聞，而他立志要做文章傳之千秋萬代的“野心家”。這份傲岸與疏狂，達于極境，敢與普天之下的文化精英叫板叫陣，看似不可一世，實則暗合了中國“文章千古事”“不朽之大業(yè)”的古訓(xùn)。而漱石終其一生，用筆墨實現(xiàn)了自己的“野心”，如此看來，與其說他是野心家，不如說他是腳踏實地的實干家。想來任誰讀這開篇文字，都會如聞宏鐘大呂，振聾發(fā)聵，不由得對書話的主人公夏目漱石，更對書話的作者李長聲先生，刮目相看、青眼有加。

李先生的筆力，堪稱出神入化。起筆便造極高之勢，繼之行文便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沖堤驚岸，激起千堆白雪，僅用兩頁篇幅，便縱論漱石的“野心”何以成就“日本近代文學(xué)巔峰”。正當(dāng)筆墨如金戈鐵馬、氣勢如虹之時，他卻筆鋒一轉(zhuǎn)，化作小橋流水的婉約之態(tài)，從頭講述夏目漱石的出生。要知道，尋常為文者，多會以此為開篇，難免落得平庸俗套，而李先生這般騰挪閃躍、龍騰虎躍的筆致，絕非尋常人所能為，乃是多年深耕筆墨、潛心修煉而成的老辣功夫，唯有慢品細嚼、反復(fù)回味，方能讀懂其中妙處。豪放與婉約如此行云流水、無縫銜接，這便是《紙上聲》的魅力，也是李先生文字的功力——真正做到了“紙上有聲”。

訪談當(dāng)日，李先生十分健談，談及日本文學(xué)以及他的研究心得，更是得心應(yīng)手、信手拈來，妙語聯(lián)珠、金句頻閃，絲毫沒有名家的架子。兩個小時的訪談錄像，一氣呵成，順暢自然，沒有絲毫卡頓。訪談結(jié)束后，錄像分五輯發(fā)布于各大網(wǎng)媒，彼時網(wǎng)上搜索“李長聲”視頻，我所錄制的這五輯內(nèi)容皆排在前列，而訪談音頻，還被美國中文電臺的“文化天地”節(jié)目采用，得以傳遍更遠的地方。這五輯內(nèi)容，各有側(cè)重，基本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最主要亮點：一為如何正確認(rèn)識日本文化，二為不一樣的日本茶道文化，三為日本寺廟文化漫談，四為日本文學(xué)漫談，五為日本俳句漫談。所訪時間不算長，所談話題不算多，但內(nèi)容容量卻十分厚重廣博，李先生如數(shù)家珍、侃侃而談、揮灑自如，聽他講話，如坐春風(fēng)，真正體會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真諦。

錄完節(jié)目，眾人余興未盡，我又得以聆聽李先生閑侃“知日”心得，其間多有猛料，令人印象深刻。談及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李先生直言，所謂“村上春樹被諾獎提名”，純屬子虛烏有——后來我才知曉，日本文學(xué)界本就不大關(guān)心村上與諾獎的糾葛，而諾獎歸根結(jié)底，也不過是一場依托翻譯的獎項罷了。談及日本文學(xu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李先生坦言，二者血脈相連，魯迅先生文字的別致，便多少受了日化的影響。說到魯迅與日本文學(xué)的關(guān)系，他更是說道，日本讀者也將魯迅奉為大師，而日本文學(xué)的血脈里，本就流淌著漢文化的基因。最令人警醒的，是李先生的一句斷言：日本文化只是二流漢文化。誠哉斯言！所謂武士道，早已墮落為野獸道，一個熱衷軍國主義、沉迷侵略殺掠的國家，哪里還能尋到大漢文化的蹤影，更不必說溫良恭儉讓的儒家風(fēng)范了。

閑談間，我忽然想起自己少年時讀過的《二十四只眼睛》，便好奇地問李先生，這本書在日本還有人讀嗎？李先生笑著答道，這是日本的名著，至今仍是日本人的最愛。聽到這話，我心中頗有共鳴——這本小說，也是我讀過的日本小說中最愛的一本。我讀這本書時，大約十三四歲，記憶中那本書很薄，所謂“二十四只眼睛”，便是一位小學(xué)老師的十二個學(xué)生。一段和平美好的時光過后，戰(zhàn)爭驟然降臨，十二個孩子各奔東西，踏上坎坷的人生之路，多少年后再度相聚，早已人不齊整，但那二十四只明亮如月、清澈如泉的眼睛，在老師的心中，卻始終晶晶發(fā)亮。那是一種淡淡的、卻又深深的傷感之美，縈繞于心，再也揮之不去。

那本書讀了好些遍，彼時恰是政治運動高潮時期，我罷課失學(xué)在家，日日思念校園生活，思念老師，思念同學(xué)，心中滿是憂愁，不知何時才能重返課堂。那時的我，便覺得自己，就是那二十四只眼睛中的一雙。人生本就是聚聚散散、悲歡離合，一部薄薄的小書，卻將這份滋味寫得淋漓盡致。少年時能遇見這樣一本好書，便是一生的財富，一世的朋友。七十年代，國內(nèi)翻譯的日本進步作家的小說很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小林多喜二，后來讀李長聲先生對他的相關(guān)評論，又生出一番全新的滋味，對這位作家，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rèn)知。后來我在機頂盒上偶然看到一部名為《二十四只眼睛》的電影，想來便是這本反戰(zhàn)小說的改編之作，卻終究沒敢看，怕破壞了少年時留在心中的那份純粹與感動。

李先生不僅深耕日本俳句研究，自身也創(chuàng)作俳句，那次采訪，便是利用他從日本回國的間隙——他此次回國，一是與上海交大出版社商談漢俳自選集三冊的出版事宜，二是與三聯(lián)出版社對接自己書評的出版事宜。旅居日本多年，李先生著述頗豐，僅在大陸出版的作品，便有幾十種之多，當(dāng)代知日作家之中，無人能出其右，也難怪他會被稱作“中國知日作家第一人”，其文字延續(xù)了周作人、林語堂一代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性知識隨筆，從文學(xué)到歷史，從風(fēng)景到文化，系統(tǒng)性地解讀著日本這個國家的過去與現(xiàn)在，有知識、有見識、有態(tài)度，卻無過多情緒渲染，沖淡平和之中，自有一番力量。

訪談當(dāng)日，婁德平先生與李先生還各自朗誦了自己新創(chuàng)作的俳句。二位先生都出版過多部俳句集，在國際俳句界頗有影響，他們的俳句，既有豪放之氣，又含哲思之韻，時而婉約，時而幽默，我們一眾聽者，自是一飽耳福。隨后，婁先生現(xiàn)場揮毫潑墨，為李先生題贈墨寶“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這十個字，精準(zhǔn)概括了李先生的寫作人生，也成為文壇一段難得的佳話。

令我意外的是，李先生不僅善文，還能飲酒。席間，一瓶酒未盡，便又添了一瓶，我也被這份氛圍感染，醺醺然間信口開河，大談文學(xué)，談及自己的拙著《讀破金瓶梅》中的得意之筆，更忍不住談起了《紙上聲》書名的寓意。在我看來，這“紙上書”，既是“紙上無聲勝有聲”，也是“書話書香最綿長”，思來想去，竟湊出一句：“獨味書話長，好美紙上聲。”這兩句的最后一字，恰好暗寓了李先生的名字，他聽后撫掌大笑，連稱這是關(guān)于“紙上聲”三字最獨特的解讀，隨即邀我同干三大杯。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讀書與吃酒面前，人人平等，無論名人與草根，皆可稱兄道弟，以文字結(jié)緣，無拘無束、侃侃而談，這份自在與暢快，不也是一種美好的“紙上聲”嗎？

酒酣之時，李先生提筆，為我特意帶去的《紙上聲》題字：“景洲兄雅正 李長聲2017.12.2北京”，這筆墨，既是紀(jì)念，也是情誼。李先生的酒量，果然名不虛傳，地鐵口告別時，他還邀我去酒吧再盡余興，我卻已酒力不支、大醉醺醺，只能婉言謝絕。分別前，我們互換了微信，后來我發(fā)布了一篇題為《好美紙上聲》的微博長文，談及自己對《紙上聲》書名的解讀，李先生看到后，特意告知我，我是第一個讀破他書名寓意的讀者。我知道，這或許是他的謬夸，卻也著實受用，能解作者文心，于讀者而言，便是最大的榮幸。

說到書名的寓意，我始終覺得，“題好文一半”，題目便是文章的眼睛。好書好文，往往都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名字，《金瓶梅》《紅樓夢》，僅書名的魅力，便讓無數(shù)讀者癡迷求索，卻無一人敢說自己真正讀懂了作者的文心。魯迅先生的小說篇名，更是個個精彩精致，堪稱命題經(jīng)典：《祝福》以事命名，道盡中國婦女的深痛巨難；《孔乙己》以人命名，揭透科舉制度的腐朽之惡；《阿Q正傳》開篇便干脆由作者自己解題，直白又深刻。說到這里，便想起自己曾發(fā)表于《人民日報》副刊的一篇得意之作，題為《閑讀魯迅》，這題目妙就妙在一個“閑”字，行文處處從閑處落筆，篇末點題，卻藏著“不閑”的深意，與李先生《紙上聲》的命名之妙，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重讀《紙上聲》，書中諸多佳句，依舊耐人尋味。李先生在書中寫道：“去哪個美術(shù)館看當(dāng)代藝術(shù)展，莫名其妙之余，時常被美術(shù)館建筑本身魅惑，不禁有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感覺——手握一束菊，卻被南山吸引，眼光遠眺了。”這般文字，平淡中見深意，尋常場景里，藏著獨到的人生感悟。他還談及日本人的二重性，坦言這種特質(zhì)，中國人早在唐代便已指出：“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而這種言行曖昧的二重性，并非日本人獨有，每個民族皆有，只是我們談?wù)撊毡救藭r，常常忘了自己的二重性，譬如那些滿嘴仁義道德，實則滿肚子男盜女娼之人。

關(guān)于中日兩國的相互認(rèn)知，李先生的見解更是獨到。他說，常聽人慨嘆，日本對中國的認(rèn)識遠遠超過我們對這個蕞爾島國的了解，甚至有日本學(xué)者斷言，中國研究日本的水準(zhǔn)幾乎等于零。可事實上，當(dāng)今日本的對華政策，也未必高明，日本人時常對中國產(chǎn)生誤解、誤判，恰恰說明他們也未能真正“知彼”，末了卻將過錯歸咎于中國。李先生還點破一個關(guān)鍵：日本人研究中國，多是研究古代中國，因為他們上溯歷史，越往上，便越能溯到中國古代之中，與其說是研究中國，不如說是尋繹自己的歷史。他坦言，“上帝在細節(jié)中”，日本人對細節(jié)的探究，著實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中國人強得多，可他們終究找不到“上帝”；而中國人的大而化之，也并非淺薄，同樣是一種方法論，自有其深層韻味。

他還引用周作人的觀點，談及研究日本文化的方法：“應(yīng)當(dāng)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東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尋求其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特別以中國民族所無或少有者為準(zhǔn)。”并進一步指出，中日兩國的根本差別，在于三點：中國是大陸，日本是島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日本基本上是單一民族；中國幾千年來改朝換代，日本卻自詡?cè)f世一系。這些見解，字字珠璣，打破了許多人對日本文化的固有認(rèn)知，也讓我對中日文化的差異與關(guān)聯(lián)，有了更為清晰、深刻的理解。

如今再憶起2017年12月2日的那場訪談，憶起與李長聲先生的相遇、相知，憶起《紙上聲》中的字字句句，心中依舊滿是感慨。那場相遇，因文字而起，因知己而歡；那本書，因筆墨而活，因初心而傳。李先生以筆墨為舟，載著對日本文化的深刻認(rèn)知，渡我們走出認(rèn)知的迷霧；以赤子之心，書寫著對文學(xué)的熱愛，對文化的敬畏。而我何其有幸，能讀懂那“紙上之聲”，能與先生以文結(jié)緣，能在少年時遇見《二十四只眼睛》，在成年后遇見《紙上聲》，遇見一位真正的“知日者”。

獨味書話長，好美紙上聲。這不僅是我對《紙上聲》的解讀，更是我與李長聲先生文字之緣的最好注解。那些訪談中的閑談，那些書中的佳句，那些少年時的讀書記憶，終究會化作心底最珍貴的印記，如紙上之聲，悠遠綿長，久久不散。

本文根據(jù)2017年12月2日所寫多篇微博整理而成

撰寫于202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