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湯繼強：講好中國地方故事”的新型協同機制探索

講好中國地方故事”的新型協同機制探索

——在《大蜀道》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

湯繼強

2026年3月10日，本文作者湯繼強教授在新時代地方史志的文學表達暨《大蜀道》作品研討會上發言（鄭興紅 攝）

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今天的大蜀道研討會。在這個美好的春天，當我們還在關注上海人討論《繁花》、討論《太平年》的時候，今天我們在成都舉辦這場關于《大蜀道》的討論會，恰逢其時。

我和本書的作者易旭東先生，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那時候我剛剛參加工作，雖然這四十年來，我們真正在一起的時候很少，但隔山相望，也總是能夠彼此關照、相互照應。直到幾年前，旭東先生閉關學習，再次出山后找到我，之后六年時間，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從《成都傳·雪山下的公園城市》到《三千年前的“雙城記”》，再到今天的《大蜀道》，見證了他這一路走來，包括后來蔣光耘同志的加入，共同創作出這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今天，大家為一部作品相聚，正是因為“大蜀道”這個文化載體，它既熟悉又陌生，既具象又宏大。“大” 是格局，“蜀” 是根脈，“道” 是路徑與精神。若不能厘清其核心內涵與時代價值，研討便易流于表面。我們解讀《大蜀道》，本質是要傳遞四川精神、中國價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探尋內陸四川與世界的聯結，闡釋蜀道之于文明交流、國家發展的深層意義。一個 “大” 字，讓蜀道的胸襟、氣象、格局豁然彰顯。

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透過“大蜀道” 與這部作品，要深入思考時代命題、文化使命。四川作為內陸腹地，是文明交流的樞紐、民族復興的重要支撐。古有川軍出川抗戰，今有西部陸海新通道、中歐班列聯通世界。蜀道，是交通之道、文化之道，更是國家安全、戰略發展之道。我近年來深度參與國家戰略大后方研究，深刻認識到戰略腹地建設與交通安全、總體安全、文化安全息息相關。

當下，歷史題材備受關注，背后是國人對文化根脈的追尋。三星堆、《山海經》、巴蜀方志，都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寶貴資源。這些年，在這個領域里，我們有刀郎、李子柒，還有餃子的《哪吒》，在國內文學藝術方面實現了一系列重大創新。今年元旦致辭中，習近平總書記點贊《哪吒》，這是在中國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我們四川人留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顧自“三城論壇”至今的六年時間，我一路見證并支持易旭東先生從《雪山下的公園城市》到《“雙城記”》，再到今天這部《大蜀道》的出版發行。易旭東先生從金融跨界文化，連續推出三部重磅作品，打破專業壁壘、回歸大眾視野。我雖是經濟學者、戰略研究工作者，卻欣然為其作序，正是因為世界浩瀚無垠，專業有邊界，而認知與創造無邊界。文學是人學，關乎人與社會、人與時代的關系，絕非單一學科可以窮盡。跨界創作，恰恰能讓文化回歸本真、走向大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際上是在探索一種“講好中國地方故事”的新型協同機制。這個機制，我把它稱之為“成都經驗”，或者叫“成都實踐”。

什么是“成都經驗”？我想從幾個層面來談談我的理解。

2026年3月10日，新時代地方史志的文學表達暨《大蜀道》作品研討會在成都召開（鄭興紅 攝）

一、“成都經驗”的核心：一個功能型協同體

“成都經驗”最本質的特征，是形成了一個功能型協同體——它不是某個機構的單打獨斗，而是多方力量各展所長、有機融合：

媒體提供觸角與速度，確保我們對真問題保持敏銳的感知；文藝組織（如市文聯）提供轉化與落地，讓學術成果能夠抵達公眾；方志系統（省市地方志辦）提供權威與深度，為創作錨定歷史根基；高校智庫（如西財智庫）提供視野與升維，將地方敘事置于國家戰略和文明演進的坐標系中。這個協同體始終錨定“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不斷探索使地方史志成為國家敘事有機組成部分的新路徑。我們在實踐中發現：“地方性”與“國家性”之間并非層級遞進的關系，而是可以構成一個從地方性敘事走向國家敘事價值的完整閉環。

蜀道是什么？它是一條路，但它從來不是一條封閉的孤路。書中告訴我們，古蜀人、古巴人構建起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文化區塊鏈，即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走向世界的“路徑”，通過“廊、道、路、網”記錄著人類族群的過往。向北，金牛道聯絡中原文化；向南，靈關古道吸引南方眾多民族部落；向東，巴蜀走廊穿過三峽，聯系長江中下游文明。這種跨區域、跨文明的視野，正是“成都經驗”所要繼承和發揚的——讓地方敘事在更大的坐標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終成為國家敘事、文明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成都經驗”的方法論：學術輸出與媒體表達的融合實踐

這背后，是一種“學術輸出+媒體表達”的融合實踐。我們將各自的原有優勢轉化為新領域的研究范式——既保證內容的真實性與研究深度，又具備新聞傳播所需的節奏感與共情力。易旭東先生的創作歷程，正是這一融合實踐的生動寫照。我們梳理出的一條完整操作閉環已經得到驗證：

從“新聞敏感性”出發，發現真問題；經“田野實證”夯實，獲取真材料；憑“多學科學養”支撐，拓展認知邊界；借“文學轉譯”破圈，抵達真受眾；最終以“史志升華”回哺現實，提供可輸出的文藝方案，實現紀實寫作反哺學術建制。這不只是一種寫作技巧的革新，更是一種史志認知范式的文學遷移——把歷史從“被研究的對象”，還原為“可進入的生活世界”。

《大蜀道》就是這一方法論的最佳例證。它將史志的敘事性、文學的表現性與思想的表達性融為一體，以散文式的語言、影視般的畫面，將宏大的歷史觀與鮮明的時代感相融合，講述世界歷史與中國語境下蜀道背后“中國制度”的歷史底蘊、政治智慧。我特別欣賞書中的一段話：“倡導以胸懷情感觀照文明傳承，蜀道記敘需兼得雄渾、密實的雙重品格。”這正是一種文學化的史學表達——讓千年的古道、棧孔、關隘變得可感可觸，讓歷史中的人物重新站立在我們面前。

三、“成都經驗”的實踐品格：跨界融合的多重維度

“成都經驗”所倡導的跨界，是多層次、多維度的——

學科視野的跨界。作者沒有滿足于傳統史志研究的文獻爬梳，而是主動“破圈”，引進考古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方志學、比較學、環境史學、軍事地理學等學科，運用“歷史還原”的方法論，揭示出成都平原“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所形成的“開放中的獨立”特質，最終在跨學科視野下構建起較為完整的“蜀道文化”體系。

時間維度的跨界。從遠古說到今天，以大視野、多角度、全方位的視角，不僅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蜀道成都”，更促使讀者自覺、積極去建設未來的“大美成都”。從劍門關的蒼翠古道，到成渝高速的滾滾車流；從南方絲綢之路的斑駁蹄印，到中歐班列的鋼鐵洪流——這種時空的對話，讓歷史不再是塵封的故紙堆，而是活生生的精神資源。

空間維度的跨界。大蜀道正是在“文化、地理意義遠大于城市”的前提下，讓成都獲得了“文明之中、世界之重”的歷史地位。這啟示我們：今天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同樣需要這種跨區域的視野和格局。

四、“成都經驗”的時代回應：從國家戰略腹地到世界未來關切

我本人這些年一直在研究國家戰略腹地等課題。大家知道，歷史上四川就是個大后方、大護法：遠在春秋戰國，近在抗戰時期，包括三線建設和今天的新三線建設，四川始終有著這樣的歷史擔當和現實責任。從國家戰略腹地的視角來看，蜀道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關鍵節點，甚至可以說，過去它是“死角”，今天它是“樞紐”。

而我們今天討論的“大蜀道”，既有歷史的關照，更有現實的需求。特別是當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當下，我們這些跨界的學者坐在一起討論這本書，背后延展出來的，其實是一系列關于人類未來的關切、關于世界發展的關心、關于技術進步帶給人類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們如何增強中國自信、如何傳承中華文化這樣的大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一起討論《大蜀道》，表面上是討論一本書，本質上是以“大蜀道”的名義，展開我們這群人、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些四川人、我們這些中國人，對世界未來發展的思考與關切。而“成都經驗”，正是為了回應這種關切而探索出的一條可行路徑。

各位同仁，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新時代地方史志的文學表達”，以及它所承載的使命：立足自身歷史文化優勢，激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創新活力與文創能力，拓展史志研究寫作的“行動半徑”，推動從以文獻考證為核心的“內循環”轉化為以空間錨定、公眾共情、政策響應為特征的“外向型實踐”——這些命題，恰恰與“成都經驗”高度契合。

在“十五五”即將開啟的關鍵節點，如何實現從“為學術而研究”到“為發展而治史”的范式升級？“成都經驗”告訴我們：答案就在于“跨界協同”。只有跨界協同，才能打破學科壁壘，讓歷史研究獲得更豐富的解釋維度；只有跨界協同，才能打通古今隔閡，讓文化遺產真正“活”起來、“用”起來；只有跨界協同，才能跳出地域局限，讓巴蜀文化在更廣闊的坐標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跨界協同，才能回應時代關切，讓史志工作真正服務于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

最后，我想用書中的一段話結束今天的發言：“川人智慧、包容、豁達、寬厚、堅韌的性格由來已久，這當是今日成都安寧、祥和、富裕、宜居、堅挺的歷史淵源。”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寫作者、傳播者加入“成都經驗”“中國經驗”“時代經驗”的探索和實踐中來，以跨界的精神，以協同的機制，借助科技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普及和廣泛應用，對蜀道的解讀重構將擁有更豐富的前景，這條古老的文明通道必將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也使更多“中國地方故事”能夠走向世界、走向未來！

謝謝大家！

來源：西財智庫SWUFEINSTITUTION（本文題目系“方志四川編者所加）

作者：湯繼強（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主任、首席經濟學家，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