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優秀 共青團員
崔曉華:接住孩子沒說的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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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曉華至今記得那封信。
那是她在漫水河鎮中心學校當少先隊輔導員時收到的。留守孩子給在外打工的父母寫信,內容很簡單:“家里的小豬我天天喂,現在長得肥肥的,就等你們回來過年。”孩子不說“我想你們”,只說小豬肥了,等你們回家。
2001年出生的崔曉華,2021年從師范學校畢業回到大別山腹地教書。從鄉村到縣城,從少先隊輔導員到班主任,這封信一直提醒她:做教育,要接住孩子沒說的那句話。
從家訪到“樹洞”:先看見 再教育
霍山縣漫水河鎮在大別山深處。崔曉華剛來時發現,鄉村教育最難的不是“窮”,而是“沒人管”。
第一年暑期大家訪,她推開一扇門。孩子縮在墻角,衣服臟臟的,眼神怯生生的。小小的房間里擠滿了鍋碗瓢盆和被褥,沒有書桌。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跟著爺爺奶奶生活,老人身體不好,孩子哪天沒上學、作業寫沒寫,沒人說得清。
那一趟走下來,崔曉華不再跟家長講“大道理”,只是陪著聊聊家常。
回學校后,她在辦公室門口掛了一個信箱,取名“心靈樹洞”。有孩子寫信說:“老師,他們是不是都不喜歡我?”她才知道,這個離異家庭的孩子總覺得別人瞧不起自己。崔曉華一次次找她談心,幫她申請“春蕾計劃”,讓她當班長。后來,這個內向得像“刺猬”的女孩,拿到了霍山縣“紅領巾獎章”個人二星章。
“樹洞”里收到的信越來越多,有的是被同學嘲笑的委屈,有的是對父母離異的困惑,有的是對學習感到無力的自責。崔曉華用彩色信紙認真回復,附上手繪小貼畫。她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知心姐姐”。崔曉華說:“做鄉村教育,不只是教知識,是要接住這些孩子沒說出口的念想。”
從茶園到“成長銀行”:少先隊工作在鄉土扎根
漫水河鎮是“紅軍故鄉”,但少先隊工作面臨“三無”困境:沒有專職輔導員,沒有固定陣地,沒有特色課程。
在資源匱乏的鄉村學校,崔曉華把目光投向廣袤的田野。
春天,她帶隊員們去茶園,一邊幫忙采茶,一邊講農耕文化;秋天,她帶隊員們下田,在勞動中講“一粥一飯來之不易”。她設計了“五個一”實踐課:學唱一首紅色歌謠、學講一個革命故事、學做一件好事、學訪一位英雄后人、學寫一篇心得。
為了讓紅色教育更具體,她把隊員們帶進烈士陵園。在紀念碑前,老隊員為新隊員系上紅領巾,全體隊員齊誦入隊誓詞。山谷里回響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
沒有專業老師教藝術,她就自己帶著唱。沒有演出服裝,她就領著隊員們把舊衣服改一改。她把當地的紅色故事改編成民歌、黃梅戲等,讓隊員們在排演中記住歷史。
她還建了一個“紅領巾成長銀行”。文明禮儀、按時完成作業、參加勞動等,都可以兌換“成長幣”,攢夠了能換文具。有的隊員為了攢幣,主動幫獨居老人打掃院子。
隊員們用樸素的語言表達著對黨的感恩:“是共產黨讓我們的泥巴路變成了水泥路,讓山里的農產品賣上了好價錢!”
從鄉村到縣城:變的是講臺,不變的是心
2024年,崔曉華調到縣城的新城小學,班里有了多媒體設備,家長群里消息不斷,但學生們普遍不會做家務,也不認識田里的莊稼。
她就在教室外開了一塊“責任田”,帶著學生種綠植,寫生長日記。為了讓城里學生接觸鄉村,她計劃讓城鄉學生結對共學,讓城市學生感受鄉村的質樸與堅韌,讓鄉村學生觸摸世界的廣闊與多元。
這一年,她還參加了六安市小學語文優質課大賽。時間緊,任務重,她白天上課,晚上磨課。課件改了十幾遍,試講了十幾次,最晚的一次改到凌晨3點。賽后她說,能撐下來,是因為背后有一群“師傅”——霍山小語名師工作室的老師陪她熬夜,幫她摳細節,為她解讀文本。那堂課后,她寫了一篇感悟,題目叫《悶聲耕作,春天看得見》。
從漫水河鎮到新城小學,變的只有地點和講臺。崔曉華還是那個習慣提前一小時到校備課的人,還是那個給每個學生建“成長能量卡”的人,還是那個相信“把孩子放在心上”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她常想起那封關于小豬的信。她說,那些孩子最珍貴的,不是成績,是能吃苦、懂感恩、心地實誠。
“這是‘雙向奔赴’,不是城里幫鄉下,是互相照亮。”崔曉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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