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百歲斗士離世！生前揭秘以色列大清洗真相

當地時間周日，中東歷史領域的泰斗級學者瓦利德·哈利迪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溘然長逝，享年100歲。憑借其家族在耶路撒冷世代沉淀的深厚淵源、對中東地緣政治宛如百科全書般的淵博學識，以及在阿拉伯世界錯綜復雜的外交幕后所傾注的畢生心血，他被國際學術界及政界一致尊奉為“巴勒斯坦研究之父”。

他的兒子艾哈邁德隨后向外界沉痛證實了這一消息。

哈利迪出身于一個備受世人敬仰的學術與政治名門?？v觀其波瀾壯闊的職業生涯，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無疑是他揮灑學術熱忱的核心陣地。1963年，他以極具前瞻性的眼光，作為核心奠基人之一參與籌建了享有盛譽的巴勒斯坦研究所，并長期受聘于哈佛大學中東研究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

可以說，哈利迪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巴勒斯坦民族現代苦難史，他親身經歷了20世紀該民族幾乎所有的歷史性巨變。 他在英國委任統治時期的暗流涌動中度過青蔥歲月；隨后又痛苦地目睹了以色列的強制建國，這場地緣巨震迫使包括其至親家族在內的數十萬巴勒斯坦平民淪為流離失所的難民；在此后的漫長歲月里，他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于該地區波譎云詭、歷時數十載的政治與外交博弈之中。

漫長而厚重的人生閱歷與嚴謹求實的學術生涯，共同賦予了哈利迪一種極為罕見且深邃的歷史視角，使他能夠直擊中東這片土地上最持久、最棘手的核心命題：在19至20世紀的激蕩歲月中，歐洲列強對阿拉伯廣袤土地的殖民統治，究竟在這片廢墟上埋下了哪些至今仍在發酵的歷史遺毒？阿拉伯世界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外交斡旋中，又經歷過怎樣驚心動魄的成功與令人扼腕的潰敗？更為叩問靈魂的是，在以色列強力建國近80年后的今天，作為一支至今仍在國際法意義上被剝奪了國籍的悲情民族，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與存在究竟意味著什么？

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哈利迪便以知識分子的擔當，開始系統性地主導并構建起整個巴勒斯坦社群的學術底座與知識體系。他不僅從學理上確立了這個在歷史、文化與政治維度上皆獨樹一幟的民族身份坐標，更通過不懈的外交游說，確保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命運能夠始終高懸于泛阿拉伯政治議程的絕對核心位置。

在其學術生涯的早年階段，哈利迪便展現出非凡的學術勇氣，將研究矛頭直指關于1948年以色列建國事件那些充滿偏見的“傳統歷史敘事”。彼時，西方學界及媒體的主流論調傲慢地宣稱：是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主動煽動并敦促巴勒斯坦平民，逃離了由新生的以色列國所單方面宣稱的主權領土。

為了戳穿這一歷史謊言，哈利迪如苦行僧般一頭扎進以色列浩如煙海的公開歷史檔案中進行抽絲剝繭的考證。最終，他以無可辯駁的史料鐵證向世界宣告：所謂的“撤離命令”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相反，當時許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曾大聲疾呼，懇請巴勒斯坦民眾死守家園。更為石破天驚的是，他在故紙堆中敏銳地挖掘出了當年猶太武裝力量蓄謀已久、旨在系統性驅逐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秘密清場計劃。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同時也是哈利迪表親的拉希德·哈利迪在接受專訪時對此給予了極高評價：“他是學術界第一位憑借扎實考據，徹底推翻‘以色列在納克巴慘案中清白無辜’這一虛偽論述的先驅學者。”所謂“納克巴”（大災難），正是指代在以色列血腥建國期間，導致約75萬巴勒斯坦人慘遭驅逐、流離失所的歷史悲劇。拉希德沉重地總結道：“是瓦利德·哈利迪，勇敢地揭開了那場被掩蓋的種族清洗的殘忍真相。”

作為完全獨立的智庫機構，巴勒斯坦研究所不僅是哈利迪畢生學術事業的靈魂堡壘與核心陣地，更演變為了整個中東乃至全球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的中樞神經。該機構不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前沿陣地，更是一個致力于培養中東青年學者的學術孵化器與海量信息集散中心；其內部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翻譯戰略部門，夜以繼日地將以色列政府的機密文件及新聞媒體精準翻譯為阿拉伯文，以此做到“知己知彼”。

憑借著在政學兩界長袖善舞且極其廣泛的人脈網絡，哈利迪先生猶如一位隱秘的政治織網者，將整個阿拉伯世界桀驁不馴的民族主義領袖們巧妙地聯結在了一起。 他的斡旋，確保了無論中東的地緣氣候如何變幻，巴勒斯坦的官方代表始終能在任何級別的泛阿拉伯高端對話中穩坐一席之地。

時間推移至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硝煙散去，以色列憑借強大的軍力再次挫敗了由埃及和敘利亞聯手發動的阿拉伯聯軍。面對這一嚴峻的戰后格局，哈利迪與諸多巴勒斯坦高層領導人陷入了深深的戰略焦慮。他們開始極度擔憂，那些疲于奔命的阿拉伯兄弟國家，極有可能會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在徹底繞開甚至犧牲巴勒斯坦合法權益的前提下，私下與以色列媾和并達成某種長期妥協。

在這種如履薄冰的戰后氛圍中，哈利迪與包括時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高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在內的多位核心人物，開始在幕后艱難地探討并試圖重新激活一套被稱為“大妥協”的和平構想。這一極具魄力的方案，其核心基石正是后來廣為人知的“兩國方案”，并輔以對圣城耶路撒冷實施國際化的共同管控，同時作為和平的代價，方案亦同意對未來建立的巴勒斯坦正規軍的規模與武裝力量設定嚴格的上限約束。

1978年，哈利迪在美國權威地緣政治期刊《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注定載入史冊的重磅文章——《思考不可思議之事：主權巴勒斯坦國》。在這篇振聾發聵的宏文中，他首次向充滿偏見的西方讀者群體，系統且理性地闡述了建立一個擁有獨立主權、但在軍事能力上接受合理限制的巴勒斯坦民族國家的宏偉藍圖。

他在文章中擲地有聲地寫道：“確立巴勒斯坦的主權概念，是解決所有中東亂局的絕對基石。但我們同樣認為，這一主權概念并非不可妥協的鐵板一塊，它完全有彈性去包容那些旨在建立在合理且最好是互惠互利基礎上的克制條款，以此來實質性地緩解鄰國（以色列）對自身安全邊界的合理擔憂。”

事實證明，哈利迪在這篇文章中勾勒出的理論框架，極其深遠地構筑了此后數十載中東和平談判的底層邏輯，也讓阿拉法特及其領導的巴勒斯坦人民始終牢牢占據著國際談判桌的核心位置。1991年，哈利迪作為阿拉伯聯合代表團中不可或缺的智囊成員，出席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德里多邊中東和平會議。正是這場破冰之會，為后來震驚世界的1993年《奧斯陸協議》的簽署，以及1994年《以色列-約旦和平條約》的最終落地，鋪平了艱難的道路。

站在歷史的長河中回望當年發表于《外交事務》的這篇宏文，其所展現出的妥協精神與務實立場，無疑是極其溫和且充滿善意的。然而，在文章發表后的長達十年暗潮涌動的歲月里，這篇充滿智慧的文章及其作者本人，卻因為與阿拉法特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私交，而屢次遭受西方輿論的猛烈抨擊與口誅筆伐。在彼時以色列及眾多西方強硬派的偏見中，由于長期領導并直接參與了針對占領軍的游擊戰爭，阿拉法特早已被他們死死地貼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簽。

必須澄清的是，哈利迪先生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學者的獨立風骨，他從未正式加入過巴解組織。盡管他偶爾會在歷史的關鍵節點為阿拉法特提供極具分量的戰略建言，但他始終清醒且克制地與這位在風口浪尖上的巴勒斯坦政治強人保持著一段微妙的距離。早在1983年接受美國資深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專訪時，他就曾坦蕩地剖白心跡：“我絕不是任何政治人物的親密顧問，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知與學術判斷。他（阿拉法特）確實會在某些時刻專門來征詢我的意見，但說句心里話，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夠更加虛心地采納我的建議。”

瓦利德·艾哈邁德·哈利迪于1925年7月16日降生于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他的父親艾哈邁德·薩米赫·哈利迪本身便是一位造詣頗深的歷史學家，并曾長期擔任由當時政府注資興辦的官方教師培訓機構——耶路撒冷阿拉伯學院的院長職務。命運多舛的瓦利德在稚氣未脫的幼年便不幸遭遇了喪母之痛（其生母名為伊赫桑·阿克爾），此后，他的父親與當時黎巴嫩文壇赫赫有名的作家兼女權主義者安巴拉·薩拉姆組建了新的家庭。

在繼母與家族濃厚的學術氛圍熏陶下，瓦利德自小便成長于耶路撒冷最頂尖的阿拉伯語知識精英圈內。成年后，他遠渡重洋赴英國接受最為嚴苛的高等教育。他憑借卓越的學術天賦，先是于1945年順利斬獲倫敦大學的哲學學士學位，隨后又在治學嚴謹的牛津大學深造，并于1951年成功取得伊斯蘭研究碩士學位。

在其漫長而艱辛的求學生涯間隙，滿懷一腔報國熱血的他曾一度中斷學業，毅然返回故土耶路撒冷，投身于阿拉伯聯盟的外交事務工作中。然而，歷史的浩劫在1948年猝不及防地降臨。隨著戰火的蔓延，他與整個家族被迫拋棄世代居住的家園，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涯，最終，他們在異國他鄉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找到了喘息之機并定居下來。

憑借著無可挑剔的學術履歷，哈利迪隨后被母校牛津大學高薪聘請為教席講師。然而，這位始終將民族大義置于個人前程之上的學者，在1956年目睹了英國政府竟公然參與法國與以色列武裝奪取埃及蘇伊士運河的侵略行徑后，感到出離憤怒。為了表達最強烈的政治抗議，他毅然決然地向牛津大學遞交了辭呈。此后，他重返中東，加盟著名的貝魯特美國大學登臺授課，并在那里深耕細作，直至1982年。就在辭去貝魯特教職的七年前，他已憑借斐然的學術成就獲得了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員席位。自1982年起，他便徹底跨越大西洋，全職移居于查爾斯河畔的學術重鎮劍橋市。

回首其個人生活，哈利迪先生于1945年與一生摯愛拉莎·薩拉姆·哈利迪結為連理，兩人相濡以沫、風雨同舟，直至2004年拉莎不幸離世。如今，這位百歲老人駕鶴西去，除了前文提及的兒子艾哈邁德外，他在世的親屬還包括：女兒卡瑪·哈利迪；同父異母且同樣在歷史學界頗有建樹的兄弟塔里夫·哈利迪；以及五名膝下承歡的孫輩和兩名曾孫輩。

不可否認，哈利迪先生是一位極其純粹且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終其一生，他對以色列的各項政策都保持著極為尖銳的學術批判。然而，在冰冷的政治現實面前，他又展現出了一位真正智者的溫和與理性。 他至死都固執地堅信：想要徹底解開中東這場世紀沖突的死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雙方坐回談判桌前達成真正的政治和解——哪怕在當時的語境下，以及在后來的歲月中，這種和解的前景看起來是如此的遙不可及。

早在1984年，他在為美國主流媒體撰寫的一篇客座專欄文章中，便曾留下了這樣一段足以穿透時間迷霧的歷史讖語：“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能夠拋開成見進行面對面的直接對話，具有著極其獨特的歷史意義。殘酷的現實在于，除非這兩個在同一片土地上流血百年的民族，能夠自行邁向和解的彼岸，否則，任何試圖橫插一杠的外部第三方力量，都注定無法為這場沖突的最終談判解決，作出實質性的貢獻?！?/p>

作者：克萊·瑞森

來源:Walid Khalidi, Scholar Called Father of Palestinian Studies, Dies a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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