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去世，大師的星空暗淡下來

3月14日晚，德國哲學家、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尤爾根·哈貝馬斯去世的消息順著互聯網，傳遍全球。

這一天，也是馬克思的祭日。

他有諸多稱號，“現代性衛士”、“交往理性大師”、“國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最后一個歐洲人”、“左翼意見領袖”、“德國導師”……即便在大眾層面哈貝馬斯并不通俗。美國哲學家德沃金是這樣形容哈貝馬斯的：“就連他的有名，也已經非常有名了。”

而哈貝馬斯這個名字及其代表性的學術概念，比如“交往理性”，在全球無疑聲名顯赫。對很多人來說，或許并不完全清楚他為什么重要，但也確信他對這個時代非常重要。

2009年，哈貝馬斯在施特恩貝格的工作室中/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當德國學者斯蒂芬·穆勒-多姆，也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學生，想要為哈貝馬斯寫一部傳記，他跟哈貝馬斯同時發現，作為一個從典型中產階級家庭中成長的知識分子，哈貝馬斯按部就班、順風順水的學者生涯，沒有出現跌宕起伏的情節，他沒有猶太學者在20世紀40年代的逃亡經歷，也沒有他的前輩所擁有的無所歸屬的邊緣化經驗，他的生平事件，主要是對政治公共事件的主動積極介入。作為一部傳記的傳主，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生存歷程，其獨特性在于何處呢？

斯蒂芬·穆勒-多姆的回答可以概括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哈貝馬斯的理由：了解這個人物怎樣在與他人的生活互動中，成為唯有置身于時代并深刻剖析時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與獨特性的那個個體。

啟蒙

1929年，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哈貝馬斯誕生于一個新教氛圍濃厚的中產階級家庭。與思想的偉力之間產生懸殊的，是哈貝馬斯有缺陷的身體。

他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雖然經過多次手術，他還是不得不與永久性的語言缺陷伴隨一生。童年時期因此遭受的歧視塑造了他的敏感，這種被排斥的不公平的生命經驗，在無形中影響了他的政治思想。

10歲，哈貝馬斯加入了德國少年團，并且在二戰的最末期參軍。幾十年后，這成為哈貝馬斯受到攻訐的污點。哈貝馬斯相信自己沒有受到納粹主義的影響，并且他早早地意識到歷史責任，為納粹的罪行感到羞恥，與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歷史背景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感，也影響了哈貝馬斯對德國的描述始終抱有一種內在的矛盾。

1942年的哈貝馬斯/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在戰爭給這位青年帶來的思想波動中，1949年，哈貝馬斯進入哥廷根大學修讀哲學，兼修歷史學、心理學、經濟學和文學，隨后他前往蘇黎世大學留學，在波恩大學以關于謝林哲學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在他成長的這些年里，結束流亡回到德國的阿多諾開始借助大眾媒體頻頻發聲，思考德國的歷史罪責問題，體現出了知識分子的批判職責，成為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的典范知識分子。

他無疑吸引了哈貝馬斯，而阿多諾也注意到了這位前途無量的后輩。

1956年，哈貝馬斯成為阿多諾的助手。阿多諾身上那種純粹、極致的學術精神，高超、優雅的寫作風格，批判、關懷的學術抱負，都令哈貝馬斯折服，“他（指阿多諾）是我平生真正喜歡，且在某種程度上熱愛的第一個人，在他身上，我見識了作為學者無偏無黨、受訪自如的堅定的藝術立場，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的不協調”。

但在理論上，哈貝馬斯并不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對阿多諾、霍克海默，也即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反思。

1956年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在社會研究所擔任西奧多·W.阿多諾的助手/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寫作的《啟蒙辯證法》，其論證核心是指出啟蒙運動的失敗。啟蒙運動強調人應該動用自己的理性，由此將人從黑暗蒙昧中解脫出來，但是人卻將這種理性發揮至只有工具理性的單一層面，探索有效完成既定目標的方法，比如科學技術，成為主要的知識，而完成人的解放與自由的主旨卻在技術和生產的發展中被遮蔽，啟蒙的目的導致了啟蒙的失敗，這便是“辯證法”。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分析對當下的我們仍有啟發意義，但是對哈貝馬斯來說，他們對啟蒙運動的反思過于悲觀。哈貝馬斯實際上對批判理論懷有更多的信心，從這個層面上他“解救”，或者確如他所說“捍衛”了現代性，他相信，作為啟蒙形式的理論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

1962年，已經離開法蘭克福的哈貝馬斯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以回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問題，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內在批判方法的基礎上，他成熟地闡明了“公共領域”這個概念。

交往

在他的論述中，公共領域（進一步特指為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是一個非正式的領域，它處在市民社會與國家或政府之間，是一個中立的、理想的議事空間，任何擁有獨立財產且受過教育的人都不應被排斥在這個空間之外，因此它能夠形成公正的意見和批判的知識。令人感到悲觀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終究把這個領域變成了一種充滿傳媒工業商品的消費場所，比如，市場化的媒體，它所生產的是代表某個利益的群體的報道，本質是消費品，而非公共意見。他的愿望是，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理想的母體。他的結論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衰落了。

差不多20年后，哈貝馬斯修正了自己的悲觀論調。在1964年到1971年之間，哈貝馬斯回到法蘭克福接任霍克海默的教職，在學術和教育上都取得了碩果，也更頻繁更公開地針對公共事件表達意見。

他的離開與1968年前后的學潮密切相關，對學生運動的指責（認為是“左翼法西斯主義”）令他失去了學生的擁戴。離開法蘭克福之后，哈貝馬斯在慕尼黑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直至1981年再次辭職。

1981年，十年思考凝結成巨著《交往行動理性》。

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性》

從公共領域出發，20世紀80年代的哈貝馬斯不再認為公共領域是聚合的對象，而是社會對自身政治意愿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啟蒙的過程，它是動態的。社會是我們棲息于其中的一種介質，我們生活在社會里，而社會也在我們每一次的思考、感覺、行動中。

當時的哈貝馬斯已經完成了理論轉向，他曾經承認社會理論對解決現實問題，諸如饑餓、暴力、疾病等束手無策，他小心謹慎地釋放自己的理想主義，這克制了他的悲觀。但他也明確地希望消除社會壓迫，對他而言，社會理論應該既能解釋現代性成就，也能解釋現代性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內在病理，如此社會理論至少能夠幫助我們辨別什么是有害的。為了這個宏大的理論工程，哈貝馬斯進行了自己的語言學轉向。

既然社會在人的行動中，哈貝馬斯所關注的語言交往就是一種建構社會的行動。語言除了能夠認識世界，在社會層面的言語更是一種使對話者走向理解和共識的工具，這就是語用功能。日常生活中表達自己要吃什么、要去哪里的活動，是一種自然互動行為，而能夠成為哈貝馬斯的對話的，需要論證和協商。哈貝馬斯規定了對話的原則：完全將參與者納入對話過程；平均分配論證權利和義務；交往環境非強制性；參與者保持以溝通為目的的觀念。

哈貝馬斯

這種對話是哈貝馬斯意義的“交往行為”，它特指人們使用言語（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符號）能夠理解彼此，人們正因如此能夠走向一致。在這個基礎上，哈貝馬斯在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之外定義了“社會世界”，一個人際關系得到調節的世界。

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解釋，這種思想非常“入世”。思想和觀念，要求與批判，不應停留在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我們“說”，說出來，說給對方知道，讓這種交往改變世界。同時，用中國人最淺顯的話來解釋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大概是“凡事都商量著來”。盡管哈貝馬斯的思想橫跨、綜合了多個學科，并且他的論述博大而宏富，但是他的哲學意旨經過概括之后，即便對門外漢而言，并不難懂。

盡管這番理論發表之后，在學界遭受了不少批評，但哈貝馬斯仍然因此，逐漸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理性

1980年，哈貝馬斯接下來馬上又要回到法蘭克福，那將是他第三次進入法蘭克福，這次，他將在這里度過自己退休之前剩余的研究生涯。

那一年，法蘭克福市授予他“阿多諾獎”，為領獎，哈貝馬斯發表了演講《現代性：一項未竟之事業》。 “我們正目睹一種現象——我的社會科學界同仁及其他學科研究者們，正以某種理所當然甚至冷漠的態度，鋪天蓋地地發表著宣告現代性終結的研究。事實上，大量經驗跡象表明，不僅現代性的偉大政治成就面臨威脅，知識界的情緒正在轉向反對啟蒙運動的根本主題，而西方政治迄今為止正是從啟蒙運動中汲取力量的。”

這場演講引起震動，因為當時后現代主義思潮正在沸騰，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同時否定現代性的成果（人文主義理想）和拒絕現代性的問題（工具理性帶來的異化）是把洗澡水和嬰兒都潑掉了。他堅持認為，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并非那么輕易就能逆轉或者阻止，如果說40年前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啟蒙的理想帶來了啟蒙的危機，那么哈貝馬斯則相信，現代性的成果中包孕著解決現代性問題的資源。完成現代性的事業，對哈貝馬斯而言，就是找到現代性自身提供的解決之道，他并非拒絕承認現代性的“后果”，而是相信我們還應該堅持下去，與這后果繼續纏斗。

1980年，哈貝馬斯（中）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保羅教堂舉行的阿多諾獎頒獎典禮/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20世紀的歷史在90年代初那幾年完成了最后巨大的轉變。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哈貝馬斯仍然謹慎地與歷史保持距離，然而對民族主義狂熱復辟的提防讓他在憂慮中繼續發聲。媒體問道：“現在對您來說，做一個德國人意味著什么？”哈貝馬斯答道：“確保讓人們不會因為1989年那個幸福的日子而忘記1945年那個富有啟示的日子。”

兩德統一后，民族國家迅速成為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思考的對象，而千禧年的到來所創造的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圖景，讓哈貝馬斯不得不在新的條件下思考民族主義的環境。

“在第三個千年到來之時，民族國家在外受到了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壓力的威脅，在內則受到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威脅。”內外交困的歷史現實中，民族主義很有可能再度成為回應方案，但是哈貝馬斯認為，它的復興將會是現代化的倒退，真正的解決方案，應該在符合現代性思想成果的商談與律法當中尋找，也即在一種后世俗關系模式當中，重尋溝通的潛能。

哈貝馬斯對民族主義的敵意和警惕，與他成長時期的歷史密切相關，他沒有忘記阿多諾的告誡：“必須防止奧斯維辛重演。”支持歐洲聯盟的主張不是他為整個世界在世紀之交的變局中找到的最終解，但是這種超民族的政治制度被他視為下一個千年的一個好的開端，一種后民族民主政治在有限的歷史條件中一次能夠達成的實驗，“正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仍然要嘗試”。

信念

1994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榮休。當時的哈貝馬斯已經在面臨不可避免的健康問題，他有耳鳴的毛病，但他仍然在世界各地講演，履行他所信仰的，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

哈貝馬斯的政治介入使他成為反抗精神的象征，也讓他成為思想的實體，作為民主國家的公民，在政治授權的專業議政領域之外，他仍然堅持表達意見，捍衛一個思想者的角色。

2001年4月，哈貝馬斯訪問中國，兩周做了八場演講，當時他的著作在中國已經有中譯本，很多專業學者和哲學愛好者對他并不陌生，而等到他結束訪華，中國才真正掀起了一場“哈貝馬斯熱”。

2002年，哈貝馬斯開始領略老年的殘酷，其中最為痛楚的一條，就是越走同行者越少。1月，布爾迪厄去世；3月，伽達默爾去世。他繼續活著，繼續見證，從20世紀走來的思想大師里，堪稱碩果僅存。

哈貝馬斯/圖源：視覺中國

2012年，他曾經參加一場由哲學系學生組織的“大師研討班”，哈貝馬斯當時很重視與青年學者的交往，而他的出場則儼然是宗師地位。但是在當時學生的記錄里，這位大師并不像傳言中說的那樣好斗和熱衷自我表演，更沒有那種刻板印象里大學者的犀利機鋒與滔滔不絕，更不像如今大學里大多數的教職員一樣只會包容且隱藏立場，他只是總在一些問題上思索良久，“以至于要為自己的結結巴巴道歉”。

對，我們忘了，他是一位先天性唇腭裂患者，他從來不善言辭，疾病帶來的脆弱和敏感讓他相信人與人之間存在交流和依賴，這影響了他，讓他一輩子都在探索現代社會中的文明個體，到底應該如何共同生活。

哈貝馬斯非常長壽，他活了96年，超過了他絕大多數的同行和好友。他這一生橫跨多個學科多種思想，創作了等身著作來建立龐大復雜的理論。

在那些關鍵的理論轉向之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一個孜孜以求的學者，是如何砥礪著用思想靠近世界的真理，小心謹慎地想要去修正文明的罪過，試圖推動建造一個真正和平、正義、為人類謀求福祉的社會——它尊重人的智慧和尊嚴，捍衛人的自由和平等，將人的解放，還給人自己。

1968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大學生食堂/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年邁的哈貝馬斯仍然在為我們注入信念：“我年事已高，文化或權力興衰輪回的黯淡循環圖景已經無法取代我畢生所凝聚的對學習過程及其在人類歷史中累積沉淀的深刻直覺。我指的是這樣一種直覺，即理性在歷史中雖然一再被倒退所擊退，但從長遠來看始終在取得進步。”

二戰以來到當下，如果沒有哈貝馬斯及與之同時代的思想者，人類可能會陷入面對歷史的不知所措。至于未來如何走向，我們相信，在群星的閃耀下，人類還不至于盲目地悲觀。

2006年，一群高中生曾經給哈貝馬斯寫信，問了七個問題。分別是：

1.我們能了解別人什么？
2.我們什么時候，如何曉得，我們認識到了真理？
3.認識真理只有通過對話嗎？還是也有其他途徑？
4.我們為什么想擁有知識，我們何時能知道可以滿足于自己的知識了？
5.我們有理由聲稱生活是有意義的嗎？
6.我們什么時候認識到真理？
7.與他人對話的意義是否在于發現：“我是你從我的視角看到的你？”

幾天后，哈貝馬斯回信。讓我們用他這七個樸素的回答來結束對他的紀念：

1.別人有意無意讓我們了解的東西。
2.人類的思想可總是出錯。
3.假如我們想在真理或我們以為是真理的認識方面取得共識，就得依靠對話這種認識途徑，就是說，要擺出充分的理由。
4.我們永遠不會滿足于已經和打算擁有的知識。
5.在人類歷史上人們舉出了很多理由，來說明我們的生活和人類生活總體說來是有意義的。除了一個一個檢驗這些理由，我們還能有什么辦法呢？
6.真理不是只有一個，幸運的話，我們會獲得一些能對之有一定把握的認識。
7.只有當一方認為能呼應另一方說的話，另一方同樣能做出呼應，這個回答才有意義。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戈色

編輯 | 吳擎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