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與政治蘊涵

本文為埃里克·歐林·賴特所著《階級》一書節選，該書近期由中譯出版社出版。

《階級》，[美]埃里克·歐林·賴特著，呂梁山譯，中譯出版社，2026年版

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

運用新的階級結構的概念重建，我們已經系統地探討了美國與瑞典階級結構的輪廓。把這一分析的全部細節都拋開，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寬泛的一般性結論。

首先，在兩國，盡管當代資本主義在技術和社會方面發生了變化，但工人階級到目前為止仍然在勞動力中是最大的階級。即使我們接受了狹窄的工人階級的標準——把各種“邊緣性”剝削資產的擁有者排除在外，仍然大約有40%的勞動力屬于這一階級。如果加入這些邊緣性類別——完全有理由這樣做，尤其是那些“半資格證書雇員”的類別，工人階級在兩國就明顯成為大多數。

其次，同樣重要的是，盡管工人階級是最大的階級，但是有相當比例的勞動力占據著階級結構中的剝削性定位。此外，即使我們把所有邊緣性剝削資產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在瑞典和美國仍然大約有 1/4 的勞動力是剝削者。如果是就家庭而不是個人來看的話，那么家庭中有一個人屬于某一剝削階級的比例更高，大約占所有家庭的 40%。這并不是說這些個人或家庭是凈剝削者。“中間階級”概念的重建，其論點的核心是這些階級地位同時既是剝削者又是被剝削者。正是這種情況說明了他們的階級利益的復雜性，并把他們擺在了我所說的“剝削關系中的矛盾定位”之上。我的猜想是，這些個人和家庭中的大多數仍然更多的是資本主義的被剝削者，而不是通過其他機制的剝削者。然而，這并不能消除他們是剝削者的事實，從而作為其結果，他們具有同那些工人根本不同的物質利益。

階級結構與政治

階級結構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對社會的生產性資產的控制決定了行動者的根本物質利益，并極大地形成了個人和群體追求他們的利益的能力。人口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可能在物質上相對充裕，這一事實并沒有否定他們的能力和利益仍然與財產關系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剝削過程捆綁在一起的事實。

然而，不管它如何重要，階級結構的影響都是以政治為中介的。階級關系或許說明了利益在其中被塑造和群體能力被鍛造的形勢，但是階級構成過程的結果卻不能被“解讀”為階級結構本身。

在我們討論過的經驗調查中，政治因素以兩種主要方式進入分析。首先，在對瑞典和美國的階級的結構比較中，兩者在階級結構上的差別似乎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政治過程。政府本身的規模對兩國階級分布具有顯著的影響，它使得瑞典非管理者專家的數量大于美國，并且幾乎完全解釋了瑞典的小業主和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的原因。更為微妙的是，政治動力可能隱含在美國勞動力比瑞典高得多的監督水平之中，以及美國比瑞典在專業技術同職權之間緊密得多的聯系之中。盡管兩國階級結構的最明確的輪廓是由兩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根本的資本主義特征所塑造的，但它們的階級結構的差異必然受到政治過程的巨大影響。

政治因素進入我們的經驗調查的第二種主要方式，是關于意識形成的過程，從而延伸到階級構成的過程。盡管兩國在階級結構和階級意識之間存在著相同的基本關聯，但這種關聯的意識形態后果卻取決于它們的政治和歷史差別。瑞典較高程度的兩極分化以及工人階級聯盟的更為廣泛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意識形成過程中這種政治媒介的結果。

政治蘊涵

本書通篇所關注的重點一直是階級分析中的概念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的理論和經驗蘊涵（implications）。除了順便提到的以外，這些分析對于社會主義政治的蘊涵相對極少給予關注。有三個蘊涵顯得尤為重要：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日程中激進民主的核心地位；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構成過程理解為階級聯盟問題的必要性；建立政治媒介以使這種聯盟成為可能的重要性。讓我們依次簡要探討每一項。

只要馬克思主義者們相信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未來，積極地反對資本主義就等同于贊成社會主義。摧毀資本主義對于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來說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一旦資本主義被看作是具有多種未來，一旦承認后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具有新的階級結構形式、新的剝削與統治機制，那么將反對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于社會主義這個等式就失效了。因而就有必要準確地思考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進步斗爭意味著什么，而不是簡單地反對資本主義。

本書所提出的階級的概念重建表明，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進步斗爭的核心是激進民主。社會主義，如本書中所界定的那樣，是這樣一個社會，其中對資本資產和組織資產的控制不再是剝削的重要來源。要使它出現，必須消除資本資產的私人所有權和對組織資產的層級式的獨裁主義控制?？傊?，這暗示社會主義意味著對生產中所使用的物質和組織資源的激進的民主控制。

當然，這并不是一個新穎的結論。對民主的重要性的認識日益增進，已經成為近來關于左翼的政治爭論的一個標志。事實上，至少在美國的背景下，它進展得太遠以至于在左派政治路線的中心議題中已經傾向于用民主問題取代社會主義問題。本書沒有主張用民主來取代社會主義作為左派的核心政治議程，而是表明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和為民主而斗爭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如果沒有通過對生產的控制和協調過程的民主化對組織資產進行再分配，組織資產剝削就將繼續存在，并且在這種剝削的基礎之上會建立起一個新的階級關系結構。民主不僅僅是國家政治制度是如何被組織的這樣一個問題，它還直接關系到階級關系本身是如何組成的。

如果激進民主作為斗爭目標的重要性是本研究的基本政治蘊涵之一，那么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階級構成過程的特征——這一特征仍是有疑問的——是另外一個蘊涵。如果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在大規模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基本上是兩極分化的這一狀況是真實的，那么階級構成問題就會比現在簡單得多。從根本上說，這一任務是把那些共同具有相同的根本階級利益的個人組織成為群體性團體的問題。然而，正如我所論述的，“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并不是簡單的兩極分化的結構。至少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口中有相當大的比例位于剝削關系的矛盾定位之中，這些定位同時既是被剝削者又是剝削者。難以想象這樣一種情景，如果沒有相當部分的位于這些矛盾定位中的人的合作，社會主義在這些社會中會成為現實的可能。然而，至少就其物質利益而言，這些矛盾定位的占據者要么直接受到社會主義威脅，要么至少在社會主義變革中具有相對不明確的物質利益。

這一點給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一個深層的兩難問題：只有在這部分人合作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而社會主義并不能給這部分人帶來明顯的物質有利因素。 如何解決這種兩難的問題呢？在社會主義者的論述中基本上有兩種方法。其一是從根本上否認該問題。它主張，社會主義將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巨大浪費（過度的軍費開支，廣告費用，突出的企業消費，等等），從而使得絕大多數人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境況更好。就本書的分析而言，如果消除了資本主義剝削和組織剝削，實用消費的實際生產率將極大擴展，從而使處于剝削關系的矛盾定位之中的許多人的境況實際上更好，而只有極少部分人會變得較差。實質上，這種觀點表明，由于減少了資本主義的浪費而被解放的勞動時間，其大部分可能被改用于有用的物質消費，從而顯著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這就意味著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消費水平被充分地平等化，它也并不意味著大多數處于矛盾定位的人的生活水平會下降。

這種觀點常常遭遇大量的質疑。一個激進民主的社會主義將不得不把大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投入到民主參與中去，以使生產的民主組織實際發揮作用。因此，從資本主義所減少的浪費中，大部分將被用來僅僅是為民主參與提供可利用的時間，而不是為個人消費進行生產。此外，有理由預期，在社會主義社會將會設置用于生產的相當不同的效率標準（efficiency criteria）。例如，在民主條件下工人可能選擇較為緩慢的工作節奏，它會降低整體社會生產率（social productivity）。因此很難預先知道，社會主義社會中整體社會生產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進而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位于矛盾定位中的人們的物質利益的命運將會怎樣。

社會主義者在試圖得到位于矛盾定位中的人們的合作時所面對的兩難問題，其第二個解決方案是強調一系列的利益而不是個人消費。從生活質量、真正自由的擴展、減少暴力等方面對社會主義的論述，提供了為社會主義目標而建立階級聯盟的基礎。 這些目標并未消除這樣一個聯盟的成員帶入到社會主義斗爭中去的矛盾的物質利益，但是這些目標具有抵消、中和這些矛盾的物質利益的潛在可能。

通過結成一個可行的、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社會主義聯盟而實現的階級構成過程，并不僅僅是社會主義者要找出何種目標將對剝削關系中的矛盾定位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問題。我們的經驗調查曾經強調，階級構成的整個過程嚴重地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中介。因而，這一分析的第三種政治蘊涵如下：為了創造使民主社會主義階級聯盟成為可能的條件，這些媒介本身必須變革。

這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列寧對“打碎”資本主義政權的經典號召就是建立在這種觀點的基礎上的，即這種國家機器是按照它阻礙工人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方式而組織起來的。只有摧毀這一機器并代之以一種性質上截然不同的機器，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

即使我們反對列寧關于資本主義政權結構的這種頗為整體論的觀點，并且看到了在這種國家機器中具有從事政治活動的更大的可能性，列寧的論點背后的基本洞察力仍然是合理的。出現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斗爭，其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顯著地塑造了不同種類階級構成的潛在可能。這意味著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認清資本主義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制度的特征是重要的，這些制度在界定“斗爭形勢”，從而在普遍降低或提高創立激進民主的社會主義聯盟的長期可能性方面扮演著尤為重要的角色。只需要考慮幾個例子：美國與瑞典在勞動法中的差別，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兩國組織工會的程度差別如此巨大，進而又對工人與矛盾定位之間的階級聯盟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國在選舉制度上的差別能夠使激進政黨極難取得政治勢力（例如在美國）或相對容易取得勢力（例如在聯邦德國）。社會福利計劃的范圍主要是根據對申請補助者的經濟狀況調查來安排的，其中接受福利者與未接受福利者截然不同，還是作為一種普遍的計劃使所有人都受益（但不同的人繳納不同的稅），可能尤其對這種計劃的受支持的程度，從而圍繞這種支持形成的更廣泛的政治聯盟具有重大的影響。

在以上的每一個例子中，政治改革都具有擴大社會主義斗爭的社會空間的潛在可能。這是20世紀70年代被稱為“非改良主義改革”的核心：現實存在的社會中的改革，它改變了隨后的斗爭的條件，并且潛在地拓展了歷史可能性的絕對范圍。

階級結構或許決定了可能的階級構成與階級斗爭的界限，但在這些界限之內，可以出現范圍廣泛的不同種類的斗爭。這些斗爭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再生產出了現實存在的階級結構，或許為后資本主義剝削的新形式搭建了舞臺，或許推動了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左派能否在資本主義中創造使民主的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的條件，部分地取決于他們鑒別對那些種類的制度改革的能力，這些改革提高了在這樣一個未來中參與斗爭的階級構成的潛在可能。

來源：[美]埃里克·歐林·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