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媽媽”之前，我也曾擁有閃光的靈魂｜一部匯集工人階級靈魂碎片的女性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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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群體的悲歡并不相通，階級是橫亙在群體之間的鴻溝，這也是蒂利·奧爾森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作為美國20世紀初生人、第一代美國女性主義作家之一，她的聲音還沒有被作秀式的政治正確所脅迫，由此得以網羅到在生活“細微”處散落一地的女性靈魂碎片。

蒂利·奧爾森的《給我猜個謎》以一個看似簡單的場景開場——一對結婚四十七年的老夫妻面臨婚姻危機——卻在這平常帷幕后，鋪展出一幅關于女性生命被母職吞噬后又吐出，繼而又慘遭眾人言語和行為消解的蒼涼圖景。

伊娃，這位七個孩子的母親，一生圍繞著家庭旋轉，與服務了多年的丈夫拌嘴大半輩子，如同給予所有人養分的大樹，在晚年發現自己已然枯死，只剩下空洞的軀殼，但又不得不被要求繼續扮演“和藹的老母親/奶奶”這一社會角色。而丈夫呢卻因為“私欲”就要賣掉這一切，搬入養老院，就仿佛伊娃所有犧牲換來的一切不值一提。這個沖突，這才是兩人爭執的內核，也是伊娃反抗的萌芽處。

雖說伊娃是主角，但是奧爾森卻時常通過多視角的敘事手法，讓孩子、丈夫的聲音從側面勾勒出伊娃的形象。這種結構本身就是一種隱喻：伊娃的存在始終是通過他人定義的，她的自我早已在漫長的母職/妻職服務中消解或客體化。

母職落幕后的虛無

伊娃的虛無感并非源于無事可做的閑暇，更像是一種身份被徹底掏空后的存在性窒息。當她完成了撫育七個孩子的使命，當她不再被需要以母親的身份每日付出，她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片空白，這種空白可能對于大衛來說是自由，因為他在生育兒女時依舊可以保留自己的愛好，而此后他則可以有更多時間享受他的生活。

而對伊娃而言，她當下的生活更像是一種類似《肖申克救贖》中的體制化結果，她被社會框架規訓著將自身精力、時間投入母職，價值則映射在家庭（包括屋子、子女乃至孫輩）上，而大衛卻要讓她失去家（無論是物理意義的房子，還是精神意義的兒女陪伴），轉而去養老院。如果沒能意識到這一點，或許在大衛的和兒女們的描述中，伊娃會是那個無緣無故擺著臭臉的迷一樣的老人，直到最后人們用“病“來解釋伊娃的狀態。若是讀出了這一點，就能明白，顯然根源并非在于“病”，伊娃的所有行為和表現都是她被母職吞噬后面臨價值被進一步被剝奪的反抗。

奧爾森的深刻之處在于，她揭示了母職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對女性的異化：伊娃不再是伊娃本身，而是偉大且被迫犧牲的“母親”符號，某個可以被贊頌但必須持續供給的功能性客體，更重要的是這一切被具體的行為（大衛要賣房、搬去養老院）和周圍人的表達（大衛只要不做家務就要被說懶惰）持續地“去意義化”。

而奧爾森或是因為自身的經歷，有意無意地選擇了伊娃這樣的個體作為主角也是其選題的優勢，因為只有工人階級的女性才更容易淪為完全意義上的服務者，并更容易被母職完全吞噬。

我們可以拿她與《紅樓夢》中的賈母這樣的地主階級女性作對比。伊娃是純粹的服務者而非掌權者，雖然看上去有話語權，但是家務等責任都需要她的全身心付出，而賈母在家族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她雖需要承擔部分母職，但同樣她也有作為長輩的身份和威權，這源于她掌握的資源與話語權，而大多數可轉移的母職附屬勞動則轉嫁給了奴仆。相比之下，伊娃則是持續的單向度付出者，她的犧牲并未、也不能轉化為任何形式的權力或自主空間，反而讓她在完成使命后被拒絕，連自我都無處可尋。這種虛無感不是個人選擇的后果，更接近某種結構性壓迫的內化。當她將自己的一生定義為“為他人而活”，那么當“他人”不再需要她時，她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消解了她的反抗意圖，或者模糊了她反抗的意義。

正如受體制規訓的人在規訓完成后所臨的困境，其應當去抓住自己犧牲換來的體制化成果，還是果斷放棄這種體制化的生活，這似乎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否定自我。這也是伊娃最后只能蜷縮回年輕時記憶的原因。

被迫的犧牲與自我溶解

伊娃的悲劇在于，她曾經擁有自己的聲音與追求。作為移民來到美國的她，曾是內心澎湃的革命者，懷揣對自由理想的憧憬，熱愛契訶夫，渴望通過讀書會與學習拓展自我。雖然她的過去沒有過于詳細地被講述，但我們依舊可以隱約窺見一個有理想、有閱讀量的少女形象。然而，接連的生育將她拖入了另一種軌道，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不是她選擇的生活，而是生活選擇了她。奧爾森以細膩的筆觸勾勒出這種犧牲的漸進性與不可逆性。時間被孩子占據，精力被家庭消耗，曾經的理想被現實碾碎，靈魂繼而散落在撫育子女的日常細節中。

再次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犧牲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的“被迫性”——是社會結構、階級處境與性別角色共同迫使她做出這樣的“選擇”，這在小說中無論是伊娃的孩子，孫輩行為中都若隱若現。正如前文所說作為工人階級女性，她沒有資源購買替代性的照顧服務，沒有空間爭取自我實現的機會，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權擁有另一種生活。她的靈魂碎散到生活的縫隙中，成為看不見的灰塵，只有當晚年獨處時，那些碎片才以回憶的形式重新浮現，卻已無法拼湊成完整的自我。

更為痛苦的是這種犧牲并未真正被看見，丈夫大衛和孩子們本質上都是利益的獲得者，表面的感激之下又完全將其視為理所當然，這使得犧牲所帶來的虛無感變得更加濃重。

希望的微光

雖說小說的底色是絕望的，但伊娃并非是完全絕望地走向死亡的，生活中依舊留存著碎散的希望，而這種希望以兩種形式呈現：

一是伊娃對自我記憶的回溯，二是她對孫女的期望與鼓勵。

當伊娃離死亡越來越近，她開始不自覺地回望過去的記憶，那些閃著光的詞語和生活片段喚醒了一個被埋藏的世界。這不僅讓丈夫大衛驚訝地意識到妻子擁有自己的精神宇宙，也讓伊娃自己得以重新確認：在成為母親之前，在成為服務者之前，她曾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有文學愛好的獨立個體。這種回憶不是簡單的懷舊，更像是一種精神的抵抗——抵抗她被徹底定義為“母親”的唯一身份，抵抗自我被完全抹去的命運。

更具突破性的是伊娃對孫女的期望。她鼓勵孫女像哥哥一樣爬樹，真正地玩耍，而不是假裝玩廚房玩具。很多讀者大概都能讀到這個細節，其對刻板印象果斷反擊的女權意識不言而喻。伊娃希望年輕的女性能夠擁有選擇的機會，能夠真正地生活而不是作為角色在生活中表演，繼而避免重蹈她被母職吞噬的覆轍。這種期望表明，盡管伊娃自己被困在結構中無力掙脫，但她并未完全內化這種壓迫，她依舊渴望改變能夠發生，哪怕是通過遙遠的孫輩，哪怕只是微小的游戲行為。

總的來說，奧爾森的天才之處在于，她通過伊娃的故事揭示了女性主義群體內部的斷裂。作為工人階級女性，伊娃的困境與中產階級及以上的女性主義者的訴求有著本質區別。當后者追求“事業與家庭平衡”時，伊娃面臨的卻是生存層面的自我消解；當后者有機會選擇是否成為母親時，伊娃的生育卻是家庭運轉的必要犧牲。

這里可以再補充的是，《給我猜個謎》寫于20世紀初，其聲音之所以未被“作秀式的政治正確”污染，正因為奧爾森自由且忠實呈現了具體到個體的女性生活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破碎情感連接。

真正難以擺脫的女性困境往往不是某個群體或個體造成的，而是整體社會框架規訓和教化的結果。小說中的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局限與痛苦——大衛并非反派，他只是無法理解妻子內心世界的傳統男性；孩子們也并非不孝，他們只是習慣性地將母親視為情感供給站；伊娃也并非完美受害者，她的沉默與退縮同樣復雜而充滿人性。某種意義上，奧爾森正是基于對具體的工人階級個體生活經驗的呈現來挖掘和梳理，繼而拼貼和重現，被掩埋其中的被母職捏碎的女性靈魂碎片，這在她這部小說集的后續幾篇作品亦多有體現。

而那些散落在生活細微處的靈魂碎片，得以經由她的文字被重新拾起、被看見、被賦予形象和意義，或許才是文學真正得以閃光的緣由。

作者：蠻蠻

編校：Larry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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