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之子黃之鋒，美國一手扶植，入獄之后，親爹快刀套現移民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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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還在香港因為串謀服刑，沒想到父母金蟬脫殼，把鴨脷洲海怡半島的房子低價一賣，套了五百多萬港幣，轉身飛去澳洲定居。

　　這個家庭，曾經把黃之鋒往極端分子方向猛推，如今真的輪到他要承擔后果了，身邊最親近的人卻比誰跑得都快。

　　他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潮頭”，其實一步一步成了別人手里可替換的工具；他以為背后有強大國家力挺，結果關鍵時刻，最先抽身的就是那些給過他掌聲的人。

　　這個家庭怎么把一個普通學生推向極端道路？美國是怎么一步步把他當籌碼來用？

　　黃之鋒被推上前臺

　　外界看黃之鋒，往往只看到鏡頭里的囂張面孔，但在鏡頭背后，他家庭氛圍早就把他的人生定好了方向。

　　他父親黃偉明，曾是香港公民黨成員，這個黨在那幾年幾乎就是反中亂港的平臺之一；母親同樣被卷入各種極端游行活動。

　　家里長期充斥的是對內地的偏見和敵意，這種情緒在孩子小時候就是耳濡目染。再加上他本人的性格偏激、情緒容易失控，又有失讀癥，學習上明顯吃力，正常路徑上想靠成績、專業去闖社會，其實很難有優勢。

　　這樣一來，一旦有人告訴他：不用成績、不用踏踏實實讀書，只要敢上街、敢沖在前面，你就能“成名”“有地位”，下場可想而知。

　　真正讓他走上前臺的，是中學時期的“學民思潮”。

　　這個組織一開始打著關注教育議題的旗號，實際把自己牢牢綁在反中立場上。在父親的運作和牽線下，黃之鋒成了這個組織的“門面人物”。

　　他口才談不上多出眾，邏輯也常常混亂，但勝在敢沖、敢喊，加上年輕，拿“學生”這層身份做遮擋，輿論一開始對他還有不少同情。

　　“學民思潮”最典型的一次行動，就是圍繞學校里與內地相關的課程大做文章，尤其把矛頭對準國語教學。

　　一開始，大多是寫文章、接受訪問、在校園里散發觀點，為自己貼上“捍衛香港教育”的標簽。但很快，他覺得這種方式不夠耀眼，就開始鼓動學生參與罷課。

　　對一個十幾歲的中學生來說，想影響全港教育政策，本來是很難的，可在家庭支持、外部資源推波助瀾下，這次罷課引發的連鎖反應遠超校內事件。

　　有家長擔心孩子被拖下水，也有媒體給他大篇幅曝光，這些都讓他更堅定了一件事：只要敢帶頭鬧事，就能左右議題，就能獲得關注。

　　后來，“學民思潮”這個名字在香港社會口碑迅速下滑，被越來越多人看出是工具，他就換了個殼，搞出了“香港眾志”。

　　名字聽起來從“學民”升級成了“眾志”，主打“本土”“自決”“民主自立”，實際上路線沒變，還是那一套持續對抗、把香港往對立面推的思維。

　　組織結構上也越來越像一個小型政治團隊，有人負責對外發聲，有人專門跑募款，有人經營社交媒體賬號，把一個原本打著“學生關心時事”的組織，硬是轉成了街頭政治操作平臺。

　　在這條路上，黃之鋒越走越極端。

　　他在直播、街頭活動里，頻頻用污名化的方式攻擊香港警察，把所有執法都包裝成“壓迫青年”，極力激起對立，把很多剛成年、還沒見過太多世面的年輕人推到沖突第一線。

　　等到這類大規模非法集結行動爆發，黃之鋒已經從校園里“帶頭罷課的學生”搖身一變，成了活動現場最醒目的一個形象：總在最顯眼的位置，最擅長對著鏡頭喊口號，也最習慣把復雜的問題，簡化成一兩句煽動情緒的標語。

　　對他自己來說，這段經歷讓他徹底嘗到了“只靠立場和情緒就能獲得政治資本”的甜頭，對香港社會來說，卻是一個被一步步推向撕裂的過程。

　　美國如何包裝他

　　當一個在校學生，既敢上街又敢對抗法律，還能在本地媒體上長時間占據曝光位置，外部勢力怎么可能視而不見。

　　美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一條固定思路，就是尋找那些愿意站在最前面硬抗、同時又具備媒體可用標簽的人，把他們放大、包裝，然后推動成一個可以在國際場合反復使用的話題點。

　　黃之鋒，就這樣走進了美國宣傳的劇本。

　　最直觀的，就是媒體包裝。美國的主流周刊，把他安排在封面位置，給了極高曝光，把一個本土政治事件中的參與者，塑造成“年輕民主奮斗者”的象征。

　　接著，是實際利益的投入。報道提到，美國不僅給他留學機會，而且還免去了相關費用，以一個平時學業表現并不突出的學生來說，這樣的安排非常異常。

　　對于黃之鋒這種從小在政治環境里長大的年輕人，忽然獲得“國際認可”“精英教育機會”，那種被選中的錯覺會迅速膨脹。

　　他開始把美國的拉攏，當成是對他所謂“香港民主努力”的最高肯定，反過來在香港本地，更加敢沖，更加敢說，以為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托著他。

　　然后，是象征意義更強的榮譽牌。為了強化他在國際上的符號功能，西方力量和輿論機器還向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方向發力，把他推向所謂“世界和平”“人權斗士”的話題區間。

　　這種提名是否會真的獲獎，其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只要能掛上這個標簽，就可以在很長時間內，被當作“被打壓的代表人物”反復提及、反復消費。

　　有了封面，有了獎項提名，有了留學機會，再加上一些閉門會議、媒體訪談、聽證會發言，他就徹底陷入一種狀態：認為自己已經站在世界聚光燈下，是那個能夠代表香港、代表所謂“自由陣營”的人。

　　這時再回頭看香港本地的街頭運動，他已經不滿足于簡單示威，而是主動配合外部議程，將活動做得更極端。

　　2014年是一個明顯節點。當時有報道提到，相關活動獲得海外大額資金支持，大約160萬美元。

　　有錢、有曝光、有包裝，黃之鋒開始推動更極端的抗議形式——鼓動學生進行罷課、絕食等方式。

　　美國冷處理，父母快刀套現

　　2020年，這是黃之鋒人生里最現實、也是最殘酷的一年之一。

　　這一年，他因為持續參與和策動各類亂港活動，被香港司法系統再次正式起訴。

　　法院最后判了他13個半月，罪名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這不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而是觸碰到國家安全底線的嚴重違法行為，可以說，這條線一旦越過去，個人的人生軌跡基本很難再回頭。

　　按他過去幾年對外塑造的形象，這種時候，他最希望看到的，是歐美政客和媒體再來一輪“聲援”“關注”，希望借外部壓力，給自己的案件制造輿論空間。

　　然而事實是，風向此時已經大幅改變。香港國安法實施后，外部勢力公開介入香港事務的空間被壓縮，動用一個被多次定罪的人再來做“樣板”，不僅效果有限，還可能反噬自身。

　　于是，那些以前喜歡站在麥克風前高喊“支持黃之鋒”的人物，大多低調退場，美國官方發聲也多是泛泛而談，不再圍繞個人塑造英雄敘事。

　　更現實的是，當他本人在獄中時，連最親近的家庭也在做另一筆賬。

　　父母兩人，把位于鴨脷洲海怡半島的房產低價出手，套現五百多萬港幣之后，直接選擇移民澳洲。沒有大張旗鼓地說要等兒子出來再做打算，而是在他服刑期間，迅速清倉、盡快走人。

　　他們很清楚，這個姓“黃”的名字未來在香港意味著什么，同一屋檐下的家人難免承受社會壓力，也可能受到法律調查。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轉換身份、轉移資產，盡快離開。

　　他的組織“香港眾志”，在此之前就已深陷募款黑洞。

　　打著運動旗號對外募捐，號稱用在各類活動、宣傳和“國際連結”上，但后來陸續曝光出大量資金去向不明、賬目不清，組織內部人員卷入貪污、挪用，被調查、被起訴的不止一個。

　　原本宣傳中吹得很響的“理想”“信念”，在金錢面前一層一層剝開，很多參與者才發現，自己捐出去的不是“實現民主的種子”。

　　那些年被他煽動上街的年輕人，有的被捕、有的留案底、有的家庭破碎。對他們來說，這些代價往往是終身的，會影響就業、影響出國、影響個人信用。

　　可在輿論場上，真正為他們承擔責任的人，幾乎沒有。

　　當初揮舞旗幟說要“為青年鋪路”的那些“領袖”，一個比一個跑得快，有的抽身遠走他國，有的悄悄淡出鏡頭，開始為自己謀一條更安全的新路。

　　參考資料：黃之鋒等三人涉非法集結案開庭 庭上承認控罪．海外網 [引用日期20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