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散裝的多元與整裝的多元——為“從澳門出發的全球史”國際研討會而作

我們寫歷史，是從頭開始的，但思考歷史卻是倒著來的，即從當下出發，以問題為導向回溯過去。這樣看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會發現很多有特色的地方。

門，是區隔，也是連接。在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筆下，門反映了事物“彼此相外”與“彼此想偕”的二義性。敞開意味著撤去了自我限定，“門在言說”（Die Tür spricht），有限的世界朝向無限的空間。

初到澳門時，我看到路邊用英文、葡文和中文三種文字書寫的招牌，感到很新鮮，詢之本地人，很吃驚懂葡文的極少。這種不協調現象令我思考特區政府的文化政策。澳門回歸后，特區政府保護和推廣葡語，學校學習葡語的人數遠大于葡澳當局時代。1991年，葡萄牙本國對葡語進行改革，一些單詞的拼讀發生了變化，而澳門的葡語則維持原樣。法律也是如此，葡萄牙改了，澳門沒有變。再過幾十年，如果葡萄牙人想尋找自己的語言和法律之根的話，得“禮失求諸野”，飛來澳門。

澳門大三巴。視覺中國 圖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是無可置疑的，但內涵需要咀嚼。比如，人們常說澳門是“東西文化”的節點，這話看似準確，其實不然。“東”是自然地理概念，也是含有心性的區域（area）范疇，涵括哪些地方？在我們的意識中一般不包括非洲東岸、印度洋地區和南太平洋地區。那么改稱“中西文化”是不是就妥當了呢？不盡然。中國東鄰的朝鮮、日本等未包括在內。“西”也是一個曖昧的概念，因為它所表征的歐洲存在巨大的差異。此外，澳門文化中，有“南洋”的要素，前現代日本在澳門留有很深的印記。因此，如果籠統地談澳門文化，“東西文化”“中西文化”等稱呼均可以，若要嚴格地界定，稱“中外文化”似乎更貼切。

澳門回歸前，雖然存在中外多種文化要素，但處于“彼此相外”的“散裝”狀態。據說當年葡國人在上，土生葡人在中，華人墊底。在路上錯車時，華人得避讓三分。回歸后，特區政府消解不平等，把“散裝”的多元性整合在一起，塑造了“整裝”的乃至“精裝”的文化。這種文化形態可稱為“跨境文化”（transnational culture），是基于澳門歷史特性和“一國兩制”要求而來的文化創造（invention）。

要理解澳門文化的“跨境”特征，“際”是一個不二的關鍵詞。“際”很神奇，本意為墻與墻之間的縫隙，延伸出空間和時間，指稱事物之間距離的有國際、學際等，指稱時刻的有際會、今際等。除名詞外，“際”還可作動詞，有交際。在時間的變化中，“際”的空間位置并非一成不變，既可以是中心（天地之際），也可以在邊緣（際限）。作為空間的“際”，反映國與國關系的有“國際”。所謂澳門文化是在國際纏繞關系中不斷被再生產的。如此看來，即使說澳門文化是中外交融的產物，“中”與“外”的權重也是因時因地而變化的。“際”的空間性內涵了時間性，“際會”反映了時空的流轉。來澳門觀光的很多人，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博彩，這只是隱喻人生不確定性的表象。在澳門六十八萬多居民中，有各色各樣的團體，隸屬其中的人群，在慣習中生活。店家開業前對門口一角土地神的焚香膜拜，彰顯著日常的確定性。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在學理上可謂預流前沿，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所欲張揚的；澳門如能弘揚這一特質，定能凸顯自我主張的聲音和提升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葡語里的“薩烏達德”（saudade）很魔幻，是渴望的意思，渴望某種模糊不清、難以言喻的東西，表征一種肆意沉溺于渴望之中的狀態。這一切蘊含在名為“法朵”（Fado）的韻律中——輕柔的節奏、慵懶的三連音和低吟淺唱。在我看來，薩烏達德就是文化記憶理論中的“喚起”行為，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消極的抱殘守缺，而是面向未來的積極的當下實踐。澳門街頭紀念節日的游行，不僅在演示過去，還在生產未來。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凝聚著中外要素的澳門文化，作為現代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通過自身的演示和創造性活動，也會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