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藝評丨徐佳和：保姆的“觀看”也能進入攝影史

美國已故攝影師、保姆薇薇安·邁爾的大型個展《未見之作》日前在上海Fotografiska 影像藝術中心開幕，首展日還進行了開云“躍動她影”主題論壇。

2009年，當薇薇安·邁爾在芝加哥一家養老院悄然離世時，沒有人意識到一位攝影大師正在告別這個世界。她生前做過四十多年保姆，照看過無數孩子，也拍攝過超過十五萬張底片——但這些底片大多從未沖洗，更不曾示人。直到兩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些塵封的影像重見天日，世界才驚訝地發現：原來一位普通保姆的目光，竟能如此深刻地改寫我們對攝影的理解。

薇薇安·邁爾沒有經過系統的攝影訓練，沒有任何藝術圈的資源與人脈，甚至從未主動將自己的作品推向公眾。她的攝影行為完全是一種私人實踐：在照看孩子的間隙，在買菜的路上，在周末的閑逛中，她脖子上掛著那臺祿來雙反相機，悄無聲息地按下快門。這種創作方式的純粹性，構成了對“何為藝術家”這一問題的叩問。

邁爾的鏡頭始終對準城市街頭。但她的觀看方式與同時代的街頭攝影師有著微妙的差異。她不像布列松那樣追求“決定性瞬間”的形式完美，也不像羅伯特·弗蘭克那樣帶著明確的批判意識。她的目光更接近一種平視的觀察——既不居高臨下，也不刻意煽情。

翻閱她的作品，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她鏡頭中的人物很少露出笑容。有評論者注意到，邁爾似乎特別關注那些同樣處于邊緣位置的人：少數族裔、窮困者、街頭藝人、獨自出行的女性。這種關注不是出于社會學調查式的客觀記錄，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共情——因為她自己也是這群體中的一員。作為法國移民后裔，邁爾在美國始終帶著某種“外來者”的身份印記。她寄居在雇主家中，與孩子建立起親密關系，卻始終保持距離感。這種既置身其中又抽身其外的位置，恰好賦予了她一種獨特的觀看視角。

在邁爾的大量作品中，自拍像占據了相當的比例。她借助商店櫥窗的反射、電梯間的鏡子、汽車的后視鏡，反復拍攝自己戴著帽子的身影。這些自拍不同于我們今天熟悉的“自拍”——不是為了展示、分享或獲取認同，而更像是一種自我確認的方式。在那個相機里甚至無法即時看到成像的年代，按下快門的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自己留下了怎樣的影像。但她依然持續不斷地拍攝自己。當我們在上海的展廳中凝視她的自拍像，我們或許能夠領悟到，她為我們留下的一個永恒追問：在那些未被看見的角落里，還有多少薇薇安·邁爾？還有多少普通人的創作，正等待著被世界發現？

邁爾的創作持續了四十多年，產量驚人，質量穩定，創作動機的純粹性，在當代語境下顯得尤為珍貴。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創作與發表幾乎成為一體：寫一篇文章、拍一張照片，隨之而來的念頭往往是如何發布、如何獲得反饋、如何積累關注。創作本身與傳播效果深度綁定，甚至后者成為前者的前提。在這樣的環境中，邁爾的“只拍不發表”構成了一種奇異的對照——她告訴我們，創作可以不為了被看見，可以僅僅是自身存在的延伸。

但這并不意味著邁爾對攝影缺乏追求。恰恰相反，她對技術的掌握、對瞬間的敏感、對構圖的推敲，都顯示出持續的精進與探索。她使用祿來雙反相機，這種相機的取景方式要求攝影師低頭注視磨砂屏——這個姿勢本身就像沉思。

邁爾去世后，作品進入頂級美術館，價格在拍賣市場飆升。這便提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如果那些藏有她的底片的箱子最終被當作垃圾處理，這些影像的價值就真的不存在嗎？

藝術史的敘事往往依賴一套復雜的篩選機制：畫廊、策展人、批評家、收藏家共同決定了哪些作品值得進入歷史。邁爾的特殊性在于，她完全游離于這套機制之外。她的創作不是為了進入這套機制，甚至不知道這套機制的存在。但當她的作品最終被發現時，人們不得不承認：她的影像本身就具備足夠的力量，這種力量不需要藝術圈的認證，不需要展覽的加持，不需要市場的確認。

這揭示了藝術價值的一個悖論：一方面，藝術史的書寫無法脫離社會機制的運作；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往往誕生于機制的邊緣甚至外部。邁爾的影像力量，恰恰來自她作為“局外人”的純粹目光——她不必迎合任何審美標準，不必考慮任何市場需求，不必顧慮任何專業評價。她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觀看自己愿意觀看的一切。

許多年后，當邁爾的照片被沖洗出來，當世界得以看見這位保姆眼中的城市，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那些被忽略的日常瞬間，竟然如此豐富，如此深邃。一個普通人的觀看，也能觸及存在的本質。這或許是邁爾留下的最重要啟示：藝術不在生活之外，它就藏在那些我們每天經過卻未曾真正看見的角落里。不需要特殊的身份，不需要專業的訓練，不需要圈子的認可，只需要一雙愿意注視的眼睛。

原標題：《新民藝評丨徐佳和：保姆的“觀看”也能進入攝影史》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沈毓燁

本文作者：徐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