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周志堅參加膠東軍事史討論，意外得知：我當過膠東軍區副司令

1986年深秋，青島的海風已經帶著涼意。膠東軍事史研討會的會場里，坐著一圈滿頭華發的老兵。有人翻著發黃的任職命令，有人低頭做筆記。就在這場看似平常的座談中，一句隨口提起的話，讓已經七十多歲的開國中將周志堅愣在原地——原來在解放戰爭的最緊張年月，他竟曾以“膠東軍區副司令員”的身份組建第五師，而他本人當年卻一直不知道這一頭銜的存在。

任職命令寫得清清楚楚，軍區第五師師長兼軍區副司令員。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記住的只有一個職務：五師師長。直到這次研討會，工作人員調出當年的文件，才有人笑著提醒：“老首長，當年您可是膠東軍區副司令。”周志堅看著那份紙，沉吟了很久，只淡淡說了一句：“那時候，顧不上這些。”

有意思的是，這份遲到四十年的“官職信息”，并不是一段輕松插曲的開頭，而是把他的記憶又拉回到1946年。那一年，中原突圍剛剛結束，他從生死線上闖出一條血路，繞道武漢、南京，再到延安，最后才被派往華東。也正是在這樣的曲折之中，一個中原二縱的副司令，繞了一大圈，成了膠東五師的師長——以及一個被自己忽略了幾十年的軍區副司令員。

一

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撕毀協議，內戰全面爆發。華中地區的中原解放區首當其沖，三十萬國民黨軍按計劃合圍中原軍區。彼時，中原軍區在抗戰期間已經發展到六萬余人，下轄兩個縱隊、三個獨立旅和三個軍區，歸中原局統一領導。

中原局成立于1945年10月30日，核心領導成員包括鄭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陳少敏、王震等人，既負責軍事指揮，也承擔政治、組織任務。對應的中原軍區領導，由李先念兼任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鄭位三任軍區政委，王樹聲擔任軍區副司令員，統籌各路主力和地方武裝的行動。

在作戰序列上，中原軍區第一縱隊由副司令員王樹聲兼任司令員，第二縱隊由文建武出任司令員，配備了相對完整的旅、團建制。值得一提的是，這支第二縱隊的主要領導干部中，后來得到授銜的只有副司令員周志堅。文建武在1951年因病去世，政委任質斌戰后轉入地方領導崗位，沒有參與1955年的授銜評定，這在老一輩部隊干部中也算是一個頗具時代印記的細節。

當時的中原，根據地并不算大，卻處在人家兵鋒最前線。中央獲悉敵情后，提出突圍的方案。紙面上的“中原突圍”只有四個字，真正落實到戰場上，卻意味著部隊被大規模分割穿插，意味著必須用鮮血和犧牲，為主力和干部殺出路來。

按照中原軍區的部署，部隊總體分三路行動。除了一縱一旅在皮定均率領下獨立向外突圍外，另兩路則向西機動：一支由李先念、鄭位三率領，屬于右路主力；另一支則由王樹聲指揮，構成左路突圍力量。這種分兵，風險極大，但不分又沒有生路。

右路軍由第二縱隊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359旅、干部旅以及軍區機關共約一萬五千人組成，由軍區司令員李先念和政委鄭位三親自帶隊，目標是搶在敵軍封鎖圈完全合攏之前，向陜南地域突擊突圍。左路軍則由第一縱隊主力以及第二縱隊第十五旅一部分部隊組成，約一萬人，由王樹聲統率，計劃以武當山為依托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

周志堅此時的職務，是中原軍區第二縱隊副司令員。根據軍區安排，他率領第二縱隊第十三旅的部分部隊和一部分地方武裝，擔任掩護任務，為右路軍主力突圍阻擊敵人。這樣的任務性質，注定了他所面對的是一場牽制戰，是一場直到部隊打散、彈盡糧絕才可能結束的硬仗。

后來回憶到這一段經歷時，他說得很直白：為了掩護右路主力突圍，十三旅與敵反復拼殺，陣地一換再換，許多連隊打到最后只剩零星官兵。由于敵軍封鎖嚴密，通訊線路損毀，部隊在反復穿插過程中逐漸與上級失去聯系。等到戰斗告一段落時，十三旅早已殘破不全，數千戰士長眠在中原大地。

他曾感慨，從抗戰初期在中原帶著一個支隊起步，到發展成一個團，再到組建成十三旅，部隊一步一步壯大。可就在這場突圍中，這些在抗日烽火中磨練出的戰士，被迫用自己的生命給大部隊打出一條路。這種代價，擱到誰身上，都是壓在心里的重石。

在與軍區徹底失去聯絡之后，局勢已經非常明朗：掩護任務完成，部隊再無法組織成建制，只能采取小分隊甚至個人為單位突圍生存。周志堅身邊，最后只剩下幾名隨員。他們脫下軍裝，化裝成平民，悄悄離開戰場。幾個人在隱蔽處交流對策，最后商量出的方案，是沿江而下，設法進入武漢，找到當地的八路軍辦事機構，再看下一步安排。

那是一場沒有地圖、沒有明確路線的“二次突圍”。

二

1946年8月底，幾經輾轉，周志堅終于到了武漢。他身患風塵之苦，身邊只有警衛員羅少華，身上帶著的唯一“證件”，是多年來在中原戰場上留下的傷疤和名號。通過秘密關系，他找到了軍調部漢口執行小組的負責人之一鄺林。

鄺林見到他，既驚訝又欣慰，第一句話就提到：“李先念同志已經電請董必武同志在武漢周圍尋找你，并收容突圍失散人員。”這說明，在當時混亂的形勢下，高層并沒有把失聯的干部視作“自然損失”，相反，仍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搜尋，這一點常常被后人忽略。

雖然中原根據地已在國民黨軍的集中打擊下被大范圍占領，但在武漢、漢口一線，國共雙方代表仍在名義上維持著停戰談判的框架。表面上仍有協議、會議，暗地里已經劍拔弩張。周志堅考慮到漢口局勢復雜，自身身份敏感，不適合久留，便請鄺林幫助開具通行證，準備前往南京，直接找董必武匯報情況。

這段旅程并不輕松。從武漢到南京，沿途既有敵軍的檢查站，也有地方保甲制度下的密報網絡。一路上，他與警衛員羅少華只能盡量降低存在感，借助合法身份掩護，謹慎前行。直到1946年9月，二人才終于抵達南京，叩響了梅園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團駐地的大門。

進門之后，他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駐南京代表董必武。多年征戰見多了生死，但那一刻，情緒仍難以自控。董必武迎上來一句：“人總算到了。”一句簡單的話，背后是對中原突圍中犧牲與失散人員的惦念，這也讓周志堅在當場流下了眼淚。

在南京停留的一段時間里，他對全國形勢有了更直觀的認識。中原突圍已經過去三個月，蔣介石當局在完成一系列部署后，內戰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擴大，東北、華北、華東多線燃起戰火，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表面的和平氣氛之下，實際上已經很難維持談判的任何實際意義。

此時，中共代表團已決定分批撤回延安。董必武等人根據中央指示，籌劃代表團成員、相關工作人員和重要聯絡干部的撤離。周志堅自然而然被安排在這批人之中，他也意識到，只有回到延安，才有可能重新找到組織關系，明確自己的職責去向。

不久之后，飛機從南京起飛，飛往陜北。在延安機場落地后，相關人員把他安排到軍委招待所暫住，等待上級部門的進一步通知。大約過了不久，中組部的同志專程來到招待所，簡明地轉達了一句：彭德懷副總司令要見他。

這一次會面，對他后來的人生去向影響極大。他關心的只有兩件事：一是突圍出去的原部隊情況如何，二是今后自己到哪里工作，是否還有機會回到中原那一片熟悉的戰場。

彭德懷在談話中，先把中原突圍后各路部隊的情況向他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軍區機關和第二縱隊主力約一萬五千人，在經過艱難機動后，于1946年7月下旬進入陜南，與當地原有游擊力量會合，在秦嶺以東、伏牛山以西、隴海鐵路以南的廣大地區，開辟了新的游擊根據地。8月初，又正式成立了豫陜鄂軍區，繼續堅持中原一線的斗爭。

另一支隊伍，則由王樹聲率領第一縱隊和第十五旅約一萬余人，突圍后以武當山為中心，創建武當山游擊根據地，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牽制了大量敵軍兵力。

按照中原方面最初的設想，如果條件允許，周志堅應回到李先念、王樹聲一線，繼續在中原地區作戰。李先念曾專門點名，希望他去陜南工作，從熟悉的部隊、熟悉的地形出發，繼續帶兵打仗。然而，彭德懷在交談中給出了另一層考慮。他坦率指出，陜南地區雖然重要，但并非敵軍大規模進攻的重點方向，那里的戰斗節奏相對緩一些。

對一名習慣了正面作戰、希望在主戰場施展才能的軍人來說，這樣的形勢讓人猶豫。周志堅一度考慮回原部隊，但得知華東戰場已經成為敵人進攻主軸后，他的想法開始轉向華東。他認為，既然已經離開中原，倒不如去火力更密集的戰場，到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一線，在最緊要的地方出力。

帶著這樣的想法，他又專門去找了朱德，說明自己的經歷與打算。朱德了解情況后，對他到華東工作表示贊同。那時，華東解放區確實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津浦、隴海一線戰事頻繁，對有經驗的指揮員需求極大。

在延安期間，他除了多次同彭德懷、朱德交談外，還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慶祝中原軍區勝利突圍的晚宴。這次晚宴有一個獨特含義：即使付出了驚人的傷亡，中原突圍依舊被視作戰略上的成功，為解放戰爭的總體部署贏得了空間。周志堅作為突圍干部的代表之一參加，飯后還看了場京戲，短暫從前線的陰霾中抽身。

不久之后，他接到命令，赴山東報到。那個年代，從陜北到山東路途遙遠、交通條件有限，他在途中輾轉一個多月才到達新四軍軍部所在的臨沂。

三

到了臨沂，新四軍副軍長張云逸親自接待了他。新四軍與中原部隊在多次戰役中有過配合，彼此并不陌生。根據當時的初步安排，組織上準備讓他擔任膠東軍區前線指揮部的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這個安排，從職務上看不低，既有指揮權，也接觸到全局籌劃。張云逸在交談中把膠東戰場的大致情況向他作了介紹，包括部隊分布、敵軍動向以及華東戰局的整體節奏。聽完這些介紹，他心里清楚，這是一副不輕的擔子。

不過，他也清楚自己的短板。他出身中原，一直在那片土地上作戰，對當地的地形、部隊習性、干部特點都極為熟悉。但對膠東的部隊，他并不了解，語言習慣、基層指揮員風格、地方黨組織情況都要從頭摸起。再加上自己文化基礎不算扎實，要直接承擔軍區層面的全面指揮與參謀工作，他心里多少有些顧慮。

思考之后，他向組織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暫時不要安排過高層級的職務，愿意從一支新部隊干起，邊打邊熟悉膠東情況。這個想法，與其說是“客氣”，不如說是對自己和對戰場的負責。

據他后來在《崢嶸歲月》中回憶，當時負責組織工作的舒同在聽取他的意見后，原則上同意他的考慮，對崗位作了調整。于是，他從原定的“前線指揮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變為膠東軍區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從總體指揮層退半步，直接把精力投入具體籌劃與部隊建設上。

此時的膠東軍區，正處在一個頗為微妙的階段。抗戰勝利后，為適應東北戰局的需要，大量精銳部隊從膠東調往東北。五師、六師的主力，以及三千多名干部遠赴關外，支援新戰場。這既是對東北戰略的支持，也是對膠東留下的空缺。

根據1945年9月至11月間的資料記載，膠東軍區調往東北的部隊中，第五師、第六師是主力部分。許世友為了能留下一些骨干，想方設法保留了聶鳳智和原第五師十三團。據說那時他讓聶鳳智“裝病”，借此留下關鍵干部和有戰斗力的老部隊。這種看似戲劇化的細節，一方面反映出當時干部調動的緊迫，另一方面也說明老司令員極為看重膠東本地部隊的戰斗傳統。

一、三次重建的第五師

膠東軍區第一次組建第五師，是在抗戰期間，主力后來大多調往東北。第二次重建，則是以原第五師十三團為核心。例如，至1947年初，膠東軍區部隊抽調組成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第五師轉編為九縱二十七師，由聶鳳智擔任師長。這支部隊后來在濟南、淮海等戰役中戰績顯著。

緊接著，在九縱組建完畢不久，膠東軍區又因戰局需要，決定重建五師、六師的主力編制，也就是第三次重建。此時周志堅已抵達膠東，組織上便作出新的安排：由他與南海軍分區政委廖海光共同組建新的第五師。起初，這支部隊在建制上曾短暫使用“六師”的番號，不久又恢復為第五師，形成后來為人熟知的建制。

第三次成立的第五師，下轄三個團，主要由膠東軍區特務團、濱北軍分區獨立一團和東海軍分區獨立團改編而來。與中原那些久經浴血的勁旅相比，這些團多數缺乏參加大規模會戰的經歷，真正算得上“在大戰中成長”的記錄并不多。但從干部骨干來看，既有在抗戰中積累經驗的指揮員，也有新成長起來的地方武裝干部，基礎并不薄弱。

周志堅、廖海光這兩位“搭檔”，一個是從中原殺出來的老兵，一個是扎根膠東多年的政工干部，性格和經歷各有側重。周志堅擅長實戰指揮，對運動戰、野戰作戰頗有心得；廖海光熟悉地方情況，對政治工作、干部隊伍建設極為重視。兩人配合，目標很明確：把這支臨時拼合的部隊，打造成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師。

說到底，這次重建第五師的背景，并不是“多一個番號”的簡單事，而是為后續更大規模的編制調整做鋪墊。華東戰場需要更多成熟的野戰部隊，而膠東地區經過多年戰爭，有一定兵員基礎和干部儲備，只要有合適的指揮團隊和訓練方向，一支新師在短時間內成形，并非空談。

值得一提的是，這時的周志堅，在正式文電中實際上以“膠東軍區副司令員”的身份主持第五師的重建工作。但戰時文件數量巨大，加上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訓練與作戰準備上，自身對這個兼任頭銜并不上心。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副司令員”的名義才在他記憶之外靜靜躺了四十年。

二、從膠東五師到華野十三縱

1947年秋，隨著戰局進一步升級，華東野戰軍對部隊進行新一輪整編。葉飛、粟裕等人根據中央和華東局的部署，將膠東軍區主力編成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原第五師為基礎力量之一，干部和戰斗骨干大量轉入十三縱。

在新的編制中，周志堅擔任十三縱司令員，廖海光任政委，原第五師所屬團與其他部隊一道，組成十三縱下屬各師、團建制。這支縱隊成立時間不算早，與一些老牌縱隊相比資歷稍淺，但在接下來的兩年作戰中，它逐漸成長為一支戰術素質較高、攻堅能力強的主力部隊。

十三縱的戰斗足跡，遍布魯中、魯南、膠東一帶。小到阻擊戰、大到城市攻堅戰，這支部隊都被安排參與。由于軍史資料中關于各次戰斗細節已有較多記載，很多老兵回憶十三縱的特點時，往往用一句話概括：來得晚，打得卻不輕。部隊建成不久就被投入一線，幾乎沒有太多“熟悉環境”的緩沖期，只能在實戰中邊打邊學。

1948年9月，濟南戰役打響，華東野戰軍主力對濟南發起總攻。十三縱與同樣出身膠東的第九縱隊并肩作戰，承擔了部分外圍阻擊與城市攻堅任務。戰役結束后，統計顯示，十三縱在戰斗中共斃傷敵軍五千余人，俘虜一萬零三百余人。其下屬三十七師一〇九團在攻堅作戰中表現突出，被授予“濟南第二團”的榮譽稱號，這是在華東戰場頗有分量的一塊錦旗。

有意思的細節在于，雖然俘虜了大量守軍，十三縱卻并沒有直接俘獲濟南綏靖公署主任王耀武本人。但在戰役中，十三縱繳獲了王耀武的貼身配槍。這把手槍是王耀武早年赴美國西點軍校學習時，由一位美國將軍贈送的“馬牌”手槍，銀色槍把、做工精致，與普通制式手槍截然不同。

周志堅拿到這把槍之后，一度非常喜愛，時常帶在身邊使用。對許多經歷長期行軍作戰的指揮員來說，一把順手的配槍既是武器，也是某種象征。后來，軍事博物館征集解放戰爭時期重要文物，他主動將這支手槍上交。這樣一件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戰利品，最終沉淀為軍事史料的一部分，也算是對那一段歲月的一種紀念方式。

隨著戰局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十三縱繼續參加淮海等大型戰役，對敵軍整建制部隊的殲滅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2月，按照中央統一番號，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一軍，編入野戰軍集團序列，成為后續渡江作戰和解放華東南方地區的重要力量之一。

從膠東五師到華野十三縱，再到三十一軍，番號不斷變動，干部和士兵的組成也在戰爭中不斷調整，但有一點始終未變：這支部隊的核心骨干大多出身膠東和中原地區，既有北方農民子弟的樸實，也有長期游擊戰爭錘煉出來的韌勁。

三、被忽略的“副司令員”頭銜

如果只從建制上看，周志堅的職務變動路徑非常清晰：中原軍區第二縱隊副司令員，到華東戰場后任膠東第五師師長，隨后升任十三縱司令員，再到三十一軍軍長。可在1986年的那次研討會上，一份靜靜躺在檔案里的任命書，讓這條路徑多出了一環：膠東軍區副司令員。

這份任命的時間，可以鎖定在1946年底至1947年間第五師重建之時。當時，為了突出五師在膠東軍區中的位置，上級在正式文件中采用了“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五師師長”的職務表述，以便于在具體指揮體系中明確權責。這樣的安排并不罕見，在戰時不少重要師長，同時兼任軍區或兵團層面的副職，既體現信任，也便于協調。

問題在于，在戰火之中，頭銜的“級別”遠沒有戰斗任務來得重要。周志堅將全部精力投入訓練、戰斗、整編，在忙于調整兵員、研究戰法、組織攻堅的過程中，很難有余暇去細細打量一紙任命書上的頭銜。他天天掛在嘴邊的，是“第五師”“十三縱”，而不是“副司令員”。

也正因為如此，這個頭銜在他的個人記憶里，幾乎是空白。數十年后，當檔案研究人員翻出當年的正式文件，向他當面確認“您當時兼任軍區副司令員”時，他才露出有些意外的神色。有人開玩笑說：“首長，當年還是領導故意‘給您小小委屈’。”他卻只搖頭笑了一下，說了一句：“那時候，能把仗打好，比什么都要緊。”

從中可以看出一個頗具時代特征的觀念。在那一代指揮員眼中，職位高低固然重要，但決定一生聲譽的，并不是印在任命書上的字，而是打過哪些仗、帶出了怎樣的部隊。對周志堅而言，中原突圍中掩護主力所承受的損失，膠東五師從散亂到成軍的艱難過程，十三縱在濟南戰役中付出的傷亡，這些記憶分量遠遠超過一個“副司令員”的頭銜。

1986年那次膠東軍事史研討會，會上不僅回顧了膠東軍區多次重建部隊的歷史，還梳理了前線指揮機構的變動情況。許多當事人已經年邁，有些細節遺忘在時間的塵埃里，有些卻因為檔案的整理重新浮現。周志堅在會上聽著其他老同志發言，不時插入幾句補充，有時也會停下來思考，仿佛在把眼前的講稿與自己腦海中的舊畫面一點點對照。

從1946年的中原突圍，到1949年三十一軍改番號為止，短短三年多時間，他從一個失散的縱隊副司令員，變成一個軍的主要領導。按理說，這樣的經歷足以讓人對職務升遷記憶猶新。但在他那里，許多“官銜”只是跟著戰局一起推移的附屬物。直到老年，才在別人手里的紙張上，重新看見當年的“膠東軍區副司令員”，多少帶著一點戲劇意味。

回過頭來看，這段看似“有些委屈”的職務安排，反而恰好折射出當時戰爭年代的一個常態：許多干部在不同戰場之間快速流動，調任頻繁，往往來不及做過渡。戰后的軍史整理、檔案歸檔，才把這些原本埋在戰火中的線索一點點梳理清楚。

周志堅的經歷，只是其中一例。他從中原到延安，從延安到華東，再從膠東第五師走到華野十三縱、三十一軍，這條路徑背后，是解放戰爭中部隊重新布局、大兵團作戰全面展開的縮影。而那份遲到四十年的“副司令員任命”，則像一個不經意翻出的書簽，讓人重新意識到：在那段火線歲月里，許多看似微小的細節，其實都在靜靜記錄著時代的走向。